孙中山对粤奉合作抱着很高的期望。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孙中山写道：“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 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以预期也。”11月30日，孙中山复函张作霖，表示在目前政局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双方应该“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这一时期，奉粤之间联系密切，函电往来频繁。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收入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11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在张学良的居室中，就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的横幅。
三角同盟，初步形成
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为了不使曹锟的阴谋得逞，1922年12月，孙中山再派汪精卫赴奉天拜会张作霖，希望促成南北统一，并共同反对用金钱、武力进行总统选举。孙中山认为，奉系与直系合作的条件是须以张作霖恢复东三省巡阅使之职，并允许奉军人关为条件；如果直系不答应这个条件，则不能答应曹锟。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月28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通报与越飞会谈的内容。张作霖也给孙中山回信，称《孙文越飞宣言》“提要勾元，全局在握，老谋深算，佩仰至深”。总的来说，孙张这一时期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他们对于重大问题交换看法，互相通报。
1923年2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击败了陈炯明叛军，依靠抚绥政策平定了旧桂系余孽沈鸿英发起的叛乱，恢复了广东根据地，重组大元帅府大本营，准备北伐。
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奉系重要将领于冲汉、李少白、杨宇霆之间也有书信交往。在致杨宇霆的信中，孙中山提到：双方交往应该“相矢以信义，相结以精神”。4月10日，孙中山三派汪精卫赴东北会见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问题。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对于张作霖通电辟谣表示赞赏。4月17日，汪精卫由奉天回到上海。
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