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大禹陵
自幼爱读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尤其喜欢其中的《理水》一篇,多年后每每从其它书中读到夏禹,头脑中出现的依旧是幼年勾勒的治水英雄形象,面目虽已遥远地看不清,但那胼手胝足,持耒戴笠,于滔滔洪水中指挥若定的便是他了。
去禹陵瞻仰大禹,我将得偿儿时的心愿。临出发前,我又从尘封的古籍中寻到了一些禹的故事。《史记》载:“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越绝书》载:“禹忧民救水到大越,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墨子》载:“禹葬会稽,衣领三裘,桐棺三寸。”
车抵会稽山麓,远处群山逶迤、青纱笼罩中的红墙碧瓦便是禹陵的所在了。弃车步行,几个在路边菜畦中侍弄瓜蔬的村民都朝向我们好客地笑。据说这个村落中的居民大多姓姒,是夏后帝少康庶子的后人,祖祖辈辈奉守禹之祀。我惊诧:经历了那么多朝代的兵荒马乱与离合聚散,却有这样一群忠实的守陵人矢志不渝。
大禹陵前的高地平展出一条青石铺就的长长甬道,甬道的尽头便是在绿竹翠柏掩映下的“大禹陵”碑亭,既无连篇累牍的铭文,亦无歌功颂德的楹联。简简单单的碑亭,简简单单的碑石,简简单单的三个大字,一切都简单地如大禹一生只为治水救民的为政纲领。
据古籍《越绝书》记载,禹的墓址“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千百年来,哪朝哪代的为政者的陵墓能简陋至斯?与至今仍熠熠闪光的大禹相较,他们即使在富丽堂皇的地宫中也都黯然失色,乃至腐朽、风化地不见了踪影。
读历代考证的史料,知道古称“禹穴”。问大禹墓址应在碑亭左近,然而我却找不出一丝概念中陵墓的痕迹。千百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已令那本就简陋的陵墓不复旧观。我们看到的那一方毗连在大山上、稍向外突的土石或许就是禹的归宿——它已与会稽山融为一体了。
先前遥见的红墙碧瓦是历代君主祭禹的所在。由于他们的历次登临,禹庙便被修建得气势恢宏、金碧辉煌;重檐飞角、雕梁画栋、黄钟大吕、百步金阶,极尽富贵显赫之能事。正殿平台上的大禹立像高高在上,作“君临天下”状,一身装束自然亦“王气逼人”:着黑底朱雀双龙华衮,戴珠玉冕旒,双手捧圭——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塑造的禹像。他们向百姓宣称自己是禹的继承人,但又不愿让一个赤足布衣的治水者立在自己上头,于是禹的形象也就被描绘得同他们一样。禹庙中的禹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禹。
我不愿在禹庙中逗留太久,出来沿着小径信步而行,却在一片松竹交翠中惊喜地发现了一座幽静的“禹祠”,两进三间,粉墙青瓦,朴实而典雅。一排“大禹治水”、“计功封赏”的砖雕,形象生动,一望便知是越地匠人的手艺。然而最令我激动的是,禹祠中也塑着一个大禹,而那正是我童年勾画的治水英雄:蓑衣竹笠,赤足持耒;禹遥望茫茫水淹大地,一脸忧国忧民之情。百姓不需要龙袍冠冕、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留下了“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的治水人。
回来后,一位游历颇广的朋友告诉我,禹不一定葬于会稽,在祖国的许多地方都建有禹陵。我报之一笑,心中更明白:禹葬于何处其实并不重要,广受他恩惠泽被,在他精神激励下的人们都愿意相信不朽的禹魂永在自己身边。
(以上是在下大学时的拙作,听说长城卡游侠俱乐部最近去了一次绍兴,恨不能同行,只好找出这篇文字重温古越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