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箱子上的钥匙没拔下来的时候，车还没到九龙，我坐在那里仔细考虑了起来，设想了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方法：
1. 下车，然后原路返回香港站，找办登机手续的地方，想法找回箱子，可万一箱子已经运向机场了怎么办？
2. 不去理会，听天由命，我清楚地记得锁是别在拉带里的，也许没有人会发现，会平安到家。
3. 我又想了一下箱子的旅行程序，先在香港站办托运，然后到香港机场集中，然后再上飞机行李仓，然后到北京首都机场，卸车上行李转台。这里面需要和人见面的地方有市里的香港站，香港机场，首都机场三个地方，要保证三个地方都平安，安全系数并不是很大。
4. 如果箱子被打开了，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值钱的东西，可不论是照片还是孩子的奖杯，我的衣服，鞋，却是那样也丢不得的，怎么办呢？
最后，我决定还是先到机场再想办法。
到了机场，一边往候机大厅里走，一边在想找谁解决问题，问题会解决到什么程度。
找警察？似乎不是很合适，因为他也会转到处理这件事的人。处理这件事的人该是谁呢？机场的？还是……走
在大厅里，拿着登机牌，我想到了要找什么人了。
我在问了几次后，找到了我要乘坐的航班的登机手续办理口，一排几个口，我选了一个人不多的跟着排队，到我的时候，我拿出了我登机牌和港澳通行证，说：
“对不起，我有点困难需要你帮忙……”
那是一位很清秀，很文静的女孩，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制服下摆和放在椅子背上的包上分别挂着一个毛绒小熊，这点和我很像，我也喜欢在包上挂一些被妈妈称为“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认真地听完了我陈述，并检查了我的通行证，登机牌和行李票后，她看了一下时间，然后开始打电话，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但看得出是转了几个部门的，最后她对我说：
“我的同事正在找这件行李，大概需要30分钟。30分钟后你再来这里找我。”
不知为什么，从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感到她是值得信赖的，是一个可以给我帮助的人。她的冷静和沉着也让我安了不少心。
这样，我就在候机大厅里闲逛了起来，这里的商店很多，但我确实逛得心不在焉。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我又来到了那位小姐那里，她看了我一下，然后说：
“我的同事正在找，得过一会才有消息。”
一会儿，一个级别看来高一点的女孩出现了，这个女孩的则完全不同，走路一路小跑，说话急急匆匆，一看就是个快人快语的人。
她们两个说了几句话，快语女孩又用对讲机风风火火地找了几个人，然后她对我说：
“小姐，你的箱子已经找到了。”
我点头称谢。
又经过她用对讲机几次通话，得到了最新消息：箱子已经分出来了，经过检查钥匙还在，但她的同事是不敢把钥匙拔下来的，一会来一个人带我过去，看箱子，再处理。
我心里这时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过了一会，来了一位很稳健的男士，和那位小姐交涉几句之后，小姐让我跟他走。
我们下楼，通过工作人员通道，来到机场另一个大厅，我的行李就在那里，我要拔钥匙，但那位男士坚持让我检查一下箱子，我照做了。
然后，他和我一起推着行李重新回到候机大厅，行李已经分出来了，需要重新办托运。
一路上，我向他道了感谢，并说，这一切都是由于我自己粗心大意造成了，给他们添了麻烦，不好意思了。这位男士的普通话说的确实不好，但他一直说这是他应该做的，如果钥匙找不到，到了北京会很麻烦的。
经过这一番周折，我原本很充裕的时间变得很紧张了，办完手续，我找到这两位女孩道谢，她们的性格很不相同，但笑容同样很漂亮。让我觉得香港人很可爱，也很可信赖。像我们这种游客往往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形成对一地区的看法，我想，这就是“窗口工程”，实在是太重要了。
最后，坐在登机口等待的时候，我还在慢慢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等机的人很多，分不清都是哪里的，直到广播里说：“在台北办完登机手续的要再次确认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坐着这么多台湾来的人，真的光看外表没什么区别，就是老太太们一般都化装，跟上海和广东一带的差不多。
还有一些是韩国的，如果不是他们拿出护照，我是根本分不出来的，中国话说得很好。
上了飞机后，由于刚才的心情一直很紧张，精神蹦得很紧，现在算是放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