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儒斌
2002年我在纽约过春节，刚刚走出“九·一一”阴影的曼哈顿下城唐人街张灯结彩，新官上任的市长彭博先生也专程到中国社区向华裔拜年，美国联邦邮政局发行中国马年的邮票表示纪念。纽约的几个中国人聚居地，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味道，不仅这样，对于我这个来自广州的客人，更是感到一种语言上的亲切。因为，在纽约唐人街听得到最多的语言，就是广州话。
晚餐的时候，在一间“潮州菜馆”里面，跟我们一起共用一张餐桌的是三个亚裔人士，从他们的一口流利英文，可以判断他们出生在这个国家，一问果然，其中两位祖籍广东台山，出生在美国，是中国移民的第二代，除了英语，他们还会说广州话，所以，我们的聊天就使用广州话加英文进行，那位先生是美国一间大学的中国书法和平面设计专业的教授，中国字写得漂亮，曾经到过广州进行学术交流，但是没有回到台山的故里。这位姓王的先生说，家里的老人家只会说广州话，老人家在美国一辈子也没有学会说英文，所以作为子女的他们就有了很多机会使用广州话了。
不仅是广东人使用广州话，我在纽约居住在布鲁克林区，我所住的地方距离该区的“唐人街”还很远，但是附近有一家福州人开的小百货店，店主人郑先生也是跟我说广州话，我每天都会到他的商店里购买中文报纸，每次都听到他用广州话赞美中国，我问他怎么学会广州话，他说，来纽约已经二十多年，刚开始打工的时候，每天说的都是广州话。现在，纽约的福州人也很多，我见过的一位姓周的衣厂老板，也说着一口流利的广州话。
我曾经有机会去了欧洲，刚刚到达巴黎，坐7号地铁前往13区中国城，发现车上有不少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我不知道怎么打开7号地铁的车门，便用普通话问身旁一位拿着中文简体字《欧洲时报》的乘客，没有料到却有四五个讲广州话的同胞同时告诉我如何打开车门。巴黎13区里面有很多潮州人，著名的潮州会馆、陈氏商场就在该区，所有的潮州人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来自越南，有的来自柬埔寨，但是他们全都用广州话作为交流语言，商店、旅游公司、外币找换店等等都通用广州话，广州话在13区中国城内畅通无阻，成了最强势的中国语言。有一次坐公共汽车，我的身旁站着一位亚洲人，我用刚刚学会的法语问他是否来自中国，他说来自越南，我问他能否讲中国话，他说只会讲广州话，广东是他父亲的故乡，我们的谈话马上就变成广州话了，他说他的父亲在中国长大，他自己多年来一直想去中国，现在退休了，年底他将会第一次回到中国旅行。
后来我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刚刚下火车，车站的旅馆订房服务部已经下班，我只好背着背包，自己去寻找旅馆。就在火车站广场外面的一条小桥，密密麻麻地坐着许多晒着下午9点钟太阳的休闲人士，居然有一群人正在讲广州话。我说我来自广州，请问他们如何找便宜的旅馆，其中两个男子说他们也是广州人，出国之前住在广州的“河南”，是我的邻居。他们说刚刚下班，比较累，没有时间带我去找旅馆，便将方向告诉我，我赶紧道谢。由于是夏天，正是旅游旺季，他们指引的地方已经全部客满，我找了两个多小时几乎一无所获，行李又比较重，狠狠心，终于住进了一个三星级旅馆。但是，我还是感谢那几个不知名的乡亲。因为，那种独游异乡的孤独感，由于听到乡音而一扫而光。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公司的招牌做得很大很醒目：“中国南方航空”。我在广州生活多年，却一直不知道从广州就可以坐飞机直达阿姆斯特丹。
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回巴黎，我的对面是一位半黑的女子，我没有跟她讲话，列车进入法国的境内，刚好我的手提电话响了。接完电话之后，对面的女士突然用英语问我：“你是中国人？我听到你讲中国话。”她说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毛里求斯人，自己的名字叫做“陈兰”，当她讲她的名字的时候，我听得出来，那是完完全全的广州话，然后，她又说了“食饭”、“饮茶”等等广州话词语，听着这位讲英语和法语的女士口里不断地冒出一句又一句广州话，我除了惊讶之外，还能有别的感觉？这位混血儿“老乡”还热情地掏出她的身份证，上面的“陈”字写作“chan”，这是港澳地区的拼法，她父亲许多年前已经去世，她嫁给了白人，自己的小孩已经不会说一句中国话，长得也不像中国人，但是她妹妹嫁了一个中国人，妹妹的几个小孩的外表像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
不久之后我到了伦敦，找到位于英国国家美术馆附近闹市区的中国城，中国城里到处都是广州话，那感觉就像回到广州一样，连广州出版的《羊城晚报》、《南方周末》都可以买得到，到华人的商场里闻一闻熟悉的家乡油烟酱醋味道，看着面前的珠江牌酱油，珠江牌伊面，双桥牌味精，听着身边的人们用广州话大声说话，虽然经常是独自一人，但是也不会感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
当然，上述感受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来自广州的游客的亲身经历，随着中国海外留学生的不断增加，普通话作为一种强势的中国语言，也许很快就会取代广州话在海外的通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