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祠匆匆赶回太原，已是下午六时，刚好赶上开往平遥的末班车，于是乎，我们在烟雨迷漫中直奔古城而去。晚上九时，在公路边不但看见了灯火，还看到了黑压压的一片城墙，平遥到了。雇了一辆咔吱咔吱响的三轮车，从平遥城六个城门中的下西门“凤仪门”入城，找到一家旅馆住下。跑了一整天，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在微微的夜风中欣赏一下古城的风貌。
由于已经夜深，虽然我走在古城的主干道西大街上，但行人极少，看得出都是游客。街边只有一些卖刀削面与纪念品的小店还开着，与西部地区的小镇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这里绝无二层的建筑，全是平房。因此城内的视野其实极为开阔，从西门就可以遥望至东门，还可以看到一片压在城楼与城墙之上的夜空。遗憾的是今天是雨天多云，无法看到月亮与闪烁的繁星。整体感觉：一个未经现代文明侵蚀的西部小镇。
次日起了个大早，第一件事当然是尝尝当地有特色的小吃早点了。两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斤的葱花饼与一大碗小米粥，一个字：值！从旅游手册上了解到：平遥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782年），至今28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221年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平遥一直是作为“县治”的所在地，延续至今。现存的寺庙建筑群、县衙署、市楼均是明清建筑，民居及商业街道基本上建于17到19世纪，历经多年沧桑，仍算保存完好。
第一站：县衙。平遥在19世纪初号称“小北京”，相当于当时山西的经济、文化中心，那么这个“县政府”当然是非同一般了。进入高挂“平遥县署”牌匾的牌楼后，是一个宽50米，长100米的大院落。正面是气度威严的大堂，有意思的是，在大堂牌匾上写的不是“大堂”也不是“明镜高悬”，而是“亲民堂”，相当有人情味。大堂两侧的厢房按“左文右武”分别是六部的办公所在地。进入大堂，内部摆设也就是桌案，杀威棍等。越过大堂就是审理机密案件的二堂皇，越过二堂，就是生活区，县太爷的内宅了。内宅是山西标准的上楼下窑二层建筑，楼上供着狐仙，即“护印大仙”，取其谐音，楼下是窑洞，冬暖夏凉。内宅旁的小院是花厅与后花园，亭台楼阁，杨柳鱼池，看来县太爷的生活是过得挺滋润的。清朝的规定是知县不能是当地人，必须是离本县500里以外人氏，且上任不能携带家眷，一年中只有春节前后十五天，共一个月作为年假。一届知县任期三年，年薪为白银四十五两。按当时的物价，八两白银就可以让一个八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四十五两应该算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可是任期只有三年，三年后是升职、调任还是下岗是个求知数，所以每任知县均在任内尽情搜刮，保证自己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到了乾隆年间，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即每年对全国各县知县进行考核，政绩合格且无贪污行为即可获得一千两的“养廉银”。这种制度在当时可以算是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官员的清廉。但深思一层，中央政府哪来这一千两白银呢？还不是通过税收来获得，老百姓的负担丝毫没有降低，只不过是把官员的贪污行为合法化而已。从现在的观点看来，没有独立的司法监督来监控政府行为的前提下，“高薪养廉”也只不过是一句笑谈，同样无法避免“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象的出现。
走出县衙，走过县城的中轴线南大街，与县衙相对称的是城隍庙与文庙。比起县衙的威严气度，这里洋溢着的是民间生活的气息。平遥城隍庙与别处城隍庙有所不同，是城隍庙、财神庙、灶君庙三庙合一。因此可以想象得出，每逢集市，这里会是何等的热闹非凡，各乡各镇来这里求神拜佛的、做买卖的，卖艺的，势必将这里挤个水泄不通。做买卖的要拜财神，祈求生意兴隆；老百姓当然要拜灶君，祈求过上温饱生活，最好还能“奔小康”；就算是县太爷，也要拜城隍老爷，祈求风调雨顺，政绩斐然，官运亨通。因而，各路神仙自然就香火鼎盛了。与城隍庙一街之隔的是文庙。相对于城隍庙的热闹，这里可是一个清静读书之地，历代以来一直是书院的所在，主建筑大成殿重修于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比北京，南京的夫子庙早240年至700年，是现存最早的文庙，还存放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张皇帝亲笔御批“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作为读书人，城隍庙可以不拜，但祖师爷孔夫子是不能不拜的。除主殿大成殿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成殿对面影壁上的一个大字“魁”。多少读书人为了这“状元”的名号，寒窗苦读，期望鱼跃龙门，一举夺魁，从此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但我也想到了一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意即学术研究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将读书人做学问的初衷由“为了学术而学术”转变为“为前途为命运而读书”。科举制度成为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制度，从人才选拔角度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而有效的制度，但从教育与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看，则是扼杀了新思想的诞生。这也是为了普及教育奔走一生，“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孔夫子所始料不及的。所以，将科举制度与孔夫子联系在一起，或许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县衙、城隍庙、文庙反映的是平遥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面，而到平遥不能不看的是反映其经济活动的一面----票号。在县城的西大街，票号、当铺、镖局林立，可算得上当时的中央商务区CBD了。票号中最有名的就是日升昌，创设于清道光三（公元1823年），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是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的鼻祖，业务范围包括汇兑、存贷款业务，甚至承揽了清政府的税赋、军饷解押、汇兑业务。在19世纪末，曾为清政府将全国各地的赔款银迅速汇至北京，解决了清政府当时因支付各国赔款而出现的财政危机，为此得到光绪皇帝“汇通天下”牌匾一块。日升昌结构为三进，第一进是书信房，库房，厢房，是接待普通客户的地方；第二进是主厅，议事厅，是接待大客户的地方，主厅门上就悬挂着日升昌的金漆招牌----御赐的“汇通天下”牌匾。第三进是生活区与地下秘密库房。各种建筑现在看来仍是细致讲究，生活用品美仑美奂，可以想象得到日升昌鼎盛时达官大贾进入其中的繁华景象。提起日升昌就不能不提起其创办人：雷履泰。雷履泰幼时因家境贫寒，为维持生计，从乡下到平遥一家赌馆当学徒。由于其聪明好学，很快就结束了学徒身份，成为正式伙计之一，不久之后被一家颜料行高薪挖角。在颜料行，雷的经营才能再次得以发挥，颜料行的业务迅速发展扩大，雷履泰也由此升任掌柜。随着颜料及其它生意在全国各地业务的增长及分号的开设，极具商业敏感触觉的雷履泰发现商业的发展使得各商号对银款的汇兑业务有极大的需求，此项业务有极高的利润空间，于是向东家建议将颜料行改为专营汇竞、存款的票号，并得到了东家的支持。于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日升昌记”就诞生在山西平遥。其管理与经营理念至今看来极相当先进，雷履泰任总经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经理”这个词，下设二掌柜一人，主管人事，书信房先生一人，主管帐务及与各分号的信息沟通，普通员工分为伙计与学徒，组织架构与现代企业已经非常相近。二掌柜负责所有员工的工作考核与管理，所有普通员工必须经历三年的学徒期，只管吃住，不发工资，在三年期间必须熟悉各岗位的工作，三年后考核合格才能成为伙计；伙计按工作业绩及工作年限实行差别工资制，在升到最高一级工资后，可以分得票号的股份，参与分红。书信房先生负责票号的财务运作，文件加密，分号管理，直接向总经理负责。高级雇员二掌柜、书信房先生可以不经学徒阶段，但必须是举人出身，年薪四百至五百两白银，相当于知县奉禄的十倍，每年更有上万两的票号分红。票号的全部经营活动由总经理最终负责，东家不能参与经营，甚至不能从票号大门进入票号，只参与四年一度的分红及对总经理的任免，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独立。正是有了这套先进的管理制度，并抓住了发展票号业的机遇，日升昌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业务迅速扩展至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日本，俄罗斯等地，实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国通存通兑，极大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成为晋商坚强的金融后盾。以其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也得以在中国商界、金融界叱咤风云近百年。
走出日升昌，走上平遥的古城墙时，已将近夕阳西下，放眼望去，整个平遥城宁静安逸，不复当年“小北京”的繁华盛世，真有点不胜唏嘘。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如此发达的城市为何在百年间就迅速没落呢？从历史的角度看，平遥最辉煌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平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但其代表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崛起，必然会受到代表大地主及新兴买办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打击。其政治与教育体制受中国大环境的制约，也无法培养出新式的人才与新思想，工商业、金融业也由于时局动荡，清政府国立的大清银行及英国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国金融势力的打击而最终没落式微，中国的经济金融重心也向沿海地区转移，平遥以及晋商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辉煌一页被中国现代史的新一页所覆盖。今天我们只能从其留存下来的文物、建筑这些“凝固的历史”去寻访、探究平遥那一段曾代表中国商业、金融业发展历程的辉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