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惠山下河塘19号的光霁祠，又称周濂溪祠和周敦颐祠。据记载，乾隆南巡时曾两次亲临该祠，并先后御书“光霁祠”额、作赞美五言御诗。前不久，惠山古镇办施工队伍在对该祠修复中，发现了形制端庄古朴的“乾隆御诗碑”，而御书“光霁祠”额碑藏身何处仍然是个谜。
昨天，尘封隐迹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御书“光霁祠”额碑终于现出真容，同时发现的还有周敦颐后裔周汝远撰写的记事碑一方。这样，光霁祠及惠山古街历史文化研究又添重要史料。
昨天下午，施工人员在清除该祠堂天井地坪的渣土时，感觉有一处地块特别坚硬，于是刨去石块泥土，竟然发现地下横有一大型石板。去除泥土杂物，再用清水洗刷，发现原来是一块石制额碑。额碑长1.5米，宽0.8米，青石材质。正中刻有“光霁祠”三个大字，上侧刻有方形篆体“乾隆御笔”印章一枚，额碑的左右两侧分别刻有三行小字，右侧为“乾隆二十二年二月日”，左侧为“赐宋先贤周敦颐给后裔周汝远”“惠山祖祠悬挂”。经考证辨认，“光霁祠”确是乾隆所赐的御书匾额。
与此同时，一方长88厘米、宽36厘米的“恭记御书光霁祠赐额旷典钦维我记事碑”，也在天井东面墙壁间找到。碑文由周敦颐二十二世裔孙、候选州判周汝远撰写。大意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又到惠山周祠，周汝远等请皇帝赐予祠额。碑文把如何得到皇帝所赐祠额这件事详细记录了下来。
根据这次重见天日的几方碑刻，以及先前发现的“乾隆御诗碑”、“濂溪夫子惠山祠祀碑”，文史专家判定以前有关资料的记载有误，即乾隆皇帝1751年确实到过周敦颐祠堂，但未题字。乾隆御书光霁祠额和御诗周敦颐祠，都是在1757年进行的。此外，皇帝两次亲临，并御书匾额、御诗赞美祀主的，在惠山118座祠堂里，仅周敦颐祠堂一家，因此，其碑刻文物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