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5月10日──Ｋ2登山队玉珠南坡山难亲历记
5月6日16时，我们Ｋ2登山队的一行8人（我、小董、小余、张宇、海亮、老高、女队员戴维）及在玉珠北坡登到5700米下撤的杭州人任玉昆乘格尔木司机小刘及老王驾驶的“少林”19座中巴，从青藏公路偏入玉珠南坡下的戈壁滩。17时，车子还在滩中打着转，西面的乌云赶了上来，起风了，渐渐地有四、五级模样，雪也降下来，能见度降为不到一百米，17时30分，因失去前进的参照，我们只能就地扎营。我们怎能知道，当时就在玉珠峰顶，广州绿野队的五名队员正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5月7日早上7:00钻出帐蓬，地上的雪有一寸多厚，风已变小。雪鹏及小董、余、海亮、老高、张宇、我同去作适应行军，近9时出发，两小时后，比我大一岁的阿昆（32岁）用塑料袋扎住那双几乎连登山鞋也谈不上的皮鞋口追上了我们，他背着一只小背包，里面有一只睡袋。中午11时，雪鹏发现前方2000多米处有一辆“依维”柯，别人都走不动了，所以只剩下他、我及阿昆上去看个究竟。车上，只有两个青海司机，他们告诉我们，五个广州人从西宁就雇了这辆车，昨天下午他们在顶峰碰上暴风雪，现在（中午12时30分），上边只有两人能联系上，其余三人失去了联系。此刻这两青海人正在很着急地等着山上的消息。我们决定返回时，阿昆告诉我及雪鹏一个决定，即现在就上山，希望我们借他冰镐及冰爪。这时风仍有三、四级左右，把天上的雪扯动得很快，雪鹏明智地拒绝了他。“给你是把你害了”，雪鹏说。阿昆看了我们一眼坚定地转身走了。我们在背后叫他，他扔一句话：“我决定自己上”。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雪鹏告诉我，今天是阿昆的生日，他将生日与登顶疯狂地联系在一起的梦想使我震动，因为在人欲横流的现实社会里，要承认自己有梦想，也需要太多的勇气。
下午三时回到营地，头很痛，一直躺到18时，海亮给我送来了茶及半只馍，这个42岁的健硕的外科大夫此时反应得也很历害，但我开始感觉到我们之间彼此的默契。
晚上九时多阿昆回来了，我心里松了一下。他是乘广州队的依维柯回来的。原来是两个广州队的从山上下来，碰上他，他们要撒回格尔木，开车将他送至我们营地附近。我心想，那广州队不是共五人吗？另三个人呢？
5月8日早上6时30分，风几乎全停了。到8时30分，我们顺利地将营地移到了广州队的营地，这才是真正的位于4950米的南坡大本营。我的头痛好多了，玉珠峰清淅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显得有些臃肿，但很近，我还是轻易地下了个结论：它是我的。
上午10时，全队人员开始向冰川右上方的5100米处运送高山装备，然后返回BC。准备明早轻装走到这里再将装备往上运到Ｃ1，如果天气好，后天冲顶。雪鹏将这两天的计划很有条理地公布了，我将被编入体力看来不错的A组，即我、海亮、小董（领队之一）、小余，如果我们背上所有的三顶高山帐及本组的食品于明天下午2时前冲到Ｃ1的话，可以丢下所有装备先行突顶，否则就和Ｂ组一起次日突顶——雪鹏给我们承诺。
5月9日，早上8:30分我们A组出发，天很蓝，风二级。我们于10时到达5100米处，然后加背上存于此处的装备，四人按小董的意思结了组，由碎石坡的山脊上向上攀登。因背包有16～17公斤，大家走得艰苦，小余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中午14时多到Ｃ1，风变大了，有四级，主峰一会现一会隐。小余让我们放弃突顶而建营，我觉得这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我们到了16时尚未能搞好三顶帐蓬。这中间的耽搁是因为小董在离我们营地东南面300米处发现了一具尸体。小董独自回来后没说什么，默默地整理着固定帐蓬的冰镐。我想应是广州队失踪的三人中的一人，便独自去看了。这是一个1.70～1.75高的男性，侧卧在雪面和碎石交接处（此处坡度几乎为零），穿和我一样的哥伦比亚红色登山服，Kofol黑色高山靴，但只有一脚上有冰的，怀里露出半只小摄影包。有一只手伸出来，没有戴手套，手已呈惨白色。他的脸被雪埋住，四周除了小董和我过来时的脚印外，已没有其它任何痕迹，冰镐扔在离他头部前两米的地方。
南坡也能死人？我想到震惊和难受，面对只有书上才能看到场景使我手足无措。我想也许雪鹏会告诉我们怎么处理。他多大?有孩子吗？生前经过多少痛苦的挣扎？他的亲人知道了吗？我从几个角度拍了照，准备下山后交给广州队的人。小董已在叫我去帮忙了。
夜里风又大起来，出帐小解时是十二时三十分，有很亮的上弦月，风雪几乎将我打倒。
5月10日，早上6时多我先起。风雪在凌晨2时仿佛被什么东西一下制止住了。阳光普照，风两级。
约9时，我们才全部准备好出发。除雪鹏留守Ｃ1，拿一台对讲机指挥外，（阿昆也跟上了Ｃ1，但无装备，只能和雪鹏一起留在Ｃ1，好在雪鹏承诺他一定会找机会带他冲一次顶，所以此次他没能进入冲锋队也挺安心的样子），我们7人全在一条30米的绳子上（小董领头，戴维、小余、老高、我、海亮、张宇）。才走几十米，老高已跌到好几次，是已失掉平衡了的高山反应。雪鹏将他从结组绳上解下，扶他回Ｃ1的帐蓬。然后我们六人继续。
愈往上，坡度愈大，雪不是很硬。到了接近5700米时，坡度30度，小董给大家首次演示了一下用冰镐进行滑坠保护的要领。我及另一两人也试了一下。然后我们又继续攀登，这时已接近中午12时，小余明显不行了，走路脚都站不直，一停下就坐着起不来，戴维也是。我是首次登雪山，觉得自己状态很不错，不愿失去突顶的机会，就建议小董是否能分组往上冲，否则进展太慢（队员体力参差太大），下午七点也到不了顶。但小董的意思是咱们一个队的，要上一起上，要下一起下。又过了一会，小余和戴维更不行了，我又跟小董说了两次，他坚持说：“时间晚点没关系，他们体力差也就走慢点，绝对不会滑坠，因为只要结着组，安全绝对不成问题。”时间接近下午14时，小董终于不再坚持，因为这才到5750米高度。小董截出一段结组绳（约10米），带小余和戴维下撤。早在中午1时换上老高的装备赶上我们的阿昆，现在加入了我们的“终极冲锋队”，我们结组的顺序是我打头，后是海亮、阿昆，尾是张宇。我想有阿昆的加入真好，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轻易放弃。和小董分手前，他告诉我们碰上亮冰面时从左边绕上去。
我们四人后来的上升速度较快，下午14时40分，已冲至5900米高度，这已是顶峰的颈部，角度也变成了40多度。对讲机在我手上，雪鹏每半小时和我通话一次了解我们的情况，其实当时能见度极好，他在Ｃ1，一直可以看着我们上升。一会儿到了亮冰带前，我们开始向左（西）边绕，这时起风了，很快地就有三级的样子，西北边的高层发灰，而且风是从山下往山下刮，将雪层向下剥离。我们愈向左绕，冰面亦愈向左扩大一点，雪鹏开始催我们说时间不够了，因为我们的原计划是登顶后还要留出足够时间下撤到Ｃ1，并撤营后直撤回ＢＣ。下午15时，风还是三级的样子，只是灰色的云离我们近些了，颜色也变深了些。雪鹏和我又通了一次话；“你们上到那儿了”他问。“我们上到6000米，不过据阿昆的GPS，这里已是6080米，尚有100米。”。 “老高不行了，他的反应很厉害，站不起来，你们怎么样？” “再给我们半个小时，应该可以上到顶峰”。 其实这时，我们自己预计甚少尚需1小时以上。 刘说“……好的，那快加紧，不过不论如何，15点半不论上到那儿，一定要下撤，否则不够时间了。” 雪鹏是对的，如果他没有给我们限时，我们一定能登顶，那么我们之中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能生存。
我和三个同伴商量，张宇说可能要变天了，而海亮则希望能下山照顾他的好友老高，只有阿昆的眼睛仍旧灼热，然而他也同意了下撤。我知道今天已无机会突顶，我给我们的位置和每个人拍了几张照片后，回头望了眼主峰，眼泪冲了出来，感到心里一直撑着自己坚硬的某种东西被抽掉了，身上有点发软，而地势却绝不许我坐下休息了。
我用对讲机将我们要下撤的决定告诉雪鹏，但呼叫多遍，无回应，我们的坏运气开始了（事后知道，雪鹏和小董送老高下撤ＢＣ，将对讲机留给不会使用的戴维）。
要下时方发现，我们的四周，全是亮冰面，冰面是50度，很硬，冰爪只能吃进一点点，雪已被风吹到山下去了。我感到极没有把握，相信其余三个首次登雪山的队友和我的感觉一样。
我们商量结果是仍由我打头往下走，这是5月10日的下午15时整。别人还未动，张宇先向一边让一让，我看到他突然全身一震“啪”地撑在冰面上向下滑去。海亮和阿昆基本未来得极做什么动作，也被拖倒，我却有较充足的时间做出了保护动作 ，但一点用也没有，先是被拖到，然后冰镐尖在我眼前拉起一线冰屑，我们只停顿了一点点，然后以更快地速度向下滑去，而后还出现了翻滚，我觉得滑了很久，后来意识有些模糊时又被什么狠撞了一下右肩，突然，我们竟然停了下来。
我抬起头，发现海亮在最下仰面躺着，阿昆和张宇在海亮上方的同一水平线，我在最上方。我们四人当时位于南坡东面冰川的斜上方，如果再滑下一点或是东偏一点，我们将落入冰川上，那里的角度是70度，高度又有三、四百米。海亮的外侧有些雪，我们停下的这里有30度坡，但就这几米的小段坡救了我们。张宇和阿昆都清醒，但暂时说不出那里受伤。张宇告诉我海亮不清醒了，我看见了海亮很可怜，他的眼闭着，身上无明显伤痕，嘴里说着胡话，好象还在骂人，谁动他就用脚踹谁。
我检查了自己，发现右手已抬不起，左手一摸右肩，凸起了一块骨头（后来知道是锁骨关节的韧带断裂而导致错位）。这时风变大了些，有四级以上，我看了表，下午15点10分，高度5820米，我们下了180米的垂直距离，而且这种“下法”很省时间。对讲机仍联系不上Ｃ1，和阿昆、张宇商量，都感到无法亦无经验在这样的冰面上移动海亮，（海亮是个大块头，80公斤，1.80米）。当时我们的位置可以清楚的看到Ｃ1的两顶高山帐，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我下到Ｃ1，找领队上来救援。
解开铁锁脱绳后，我先向上十几米，那里有阿昆的冰镐，我去拿下来给他。然后向西横移了两百米后开始下行，这样即使再次滑坠亦不会落到冰川上。我是用左手拿冰镐，这一段到5600米都已成极少雪的硬冰坡了。路上脚陷于一个二十公分宽的裂缝，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它。我是15时20分出发的，16时10分到了Ｃ1，进帐蓬之前我望了眼山上，他们三人有点不太清楚了，因为风吹起了雪，阳光已没有了。
发现雪鹏、小董都不在，戴维和小于都无体力及救援经验，我又是个“半残”，一时心里很急，因为到17时30分时，风已变大到了七、八级。我在17:30和山上最后一次通话时告诉他们雪鹏应马上就能回来，然后就上去，同时也开始叫他们想想看自己选择求生方式。七、八级的风可是足有-30℃的低温。当时我就知道，失去意识的海亮回不来了。海亮其实是头部可能碰了一下，但他碰上的这场致命的大风雪。42岁的他曾跟我说过，他有13岁的女儿……
18点钟，雪鹏回到Ｃ1。我象抓到救命的稻草。知道情况后，他只喝了水就出去了。我望着帐外，能见度已不到二十米，没有天也没有地，只有横飞的雪粒和狂啸的风。
十分钟后，雪鹏就被风打了回来，而且，在这样的能见度中他也不可能搜雪到他们三人。19时4人帐蓬被风吹炸了铝合金杆，我们只有四人全钻进旁边的小两人帐，然后绝望地等着风停。
5月11日，半夜13时30分，风小些了（仍有五级），雪鹏戴上头灯要了我的SUUNTO表出去，他脱下自己的手表给戴维，说如果他不能回来，就将它转交给“春暖”，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近凌晨4时，雪鹏回来，他很疲惫，他伤心地说他未能找到他们，他上到5700米。
早上6时，张宇爬回帐蓬，他的手被冻得已伸不开。我们给他涂了药，让他靠在我们三人身上恢复体温（他一直在打颤）。根据他断续的口述我们得知，约17:40他只能和阿昆离开海亮（用冰镐和结组绳将海亮固定住），两人没有结组，走了十几步后，一阵风他闭上了眼，睁开眼后阿昆已消失在身边。
我们Ｃ1的4人（我、雪鹏、戴维、小余）下撤，不是受伤就是已疲惫不堪，只能选择先将活着的伤者送到格尔木，而根本无人无力去救援海亮、阿昆，包括去处理广州队在Ｃ1的尸体，上午10时30分风小了些，我们下撤，中午12时回到5100米外，得到小董和司机小刘的接应，下午5时回到ＢＣ，6时撤ＢＣ，晚上11时回到格尔木，并将冻伤严重的张宇和高山病的老高送进医院。
下到ＢＣ时，我方想到，阿昆有个大16开黑色的笔记本，他一有空就往上记些什么，那本笔记本在Ｃ1，可能尚在那破帐蓬附近，那里面一定有他登山的最真切的冲动想法，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就象我在宾得相机里的两卷胶片，它们应是和海亮长眠在一起，里面有我们四人最后在一起的十多张相片，这些东西很重要，而且死者的亲属也都有权利得到……
至5月13日张宇已无生命危险，雪鹏及小董已于13日上和格尔木方面的人进山搜寻。下午，我离开格尔木回柳州，治我的肩骨，心中已没有欲望，身上亦没有力量，可能我还剩下眼中梦想的光，乘车穿过寂寞的戈壁，带着一身青紫的伤痕和疼痛，我回到我家乡，回到我比戈壁滩更为寂寞的时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