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之于中国攀登的意义

我们——中国的阿尔卑斯攀登者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攀登传统，如果有那我们的攀登传统是不是有什么缺失？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视野上去建立属于自己的传统？

——杨志《东边日出西边雨—中国阿尔卑斯攀登的沉寂和商业攀登的喧嚣》

当太阳从阿尔卑斯山升起，将阳光洒向勃朗峰下的沙尼木小镇的时候，瑞士科学家德.索修尔，在沙莫尼小镇贴了张告示：凡能登上或提供登山勃朗峰之颠路线者，将以重金奖赏。这张告示将把一位乡村医生和一位水晶石采掘工的生命注入全新的意义。这张告示也即将引导着人类打开高海拔探险的大门。

1786年8月6日。在告示被贴出了26年后，一个人类打开高海拔探险大门的传奇，在阿尔卑斯山的沙尼木小镇开始了。乡村医生捷·巴卡和水晶石采掘工巴尔玛从小镇沙尼木出发向勃朗峰进发，8月8日下午西欧最高峰——勃朗峰上首次印上了人类的足迹。

1787年8月3日德.索修尔在捷·巴卡和巴尔玛的协助下登上勃朗峰，揭开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那一天也成为了现代登山运动编年史的元年。

空气稀薄的地带，从这时开始，对人类呈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景象。那些蛰伏在身体中对高度的追求的本能的萌芽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被激活。很快一些传奇般的故事开始流传，人类相继开创了阿尔卑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铁器时代。随后在喜马拉雅黄金时代法国登山运动员1950年6月3日，法国运动员莫.埃尔佐和勒.拉施纳尔付出了血的代价，成功登上顶海拔8091米的安纳普尔那峰，把人类的足迹首次印上了8000米以上山峰的峰顶。1953年5月9日，英国登山队的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从尼泊尔一侧沿东南山脊路线成功登顶珠峰，更在喜马拉雅黄金时代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这时，在那些山峰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1960年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从中国一侧沿着英国人称为“死亡线路”的珠峰东北山脊登顶珠峰，宣告了中国登山运动元年的开始，虽然这相较欧洲晚了近200年，但中国人终于进入了登山探险的大门。稍后在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许竞、王富洲等10名队员成功登顶8012米的——希夏邦玛峰，标志着喜马拉雅黄金年代的结束。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类仅用了10余年时间就完成了海拔8000米以上的独立山峰的攀登。

好了，不需要继续赘述现代登山运动编年史了，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做一个“历史学家”对谁都不是太难。

每次登山在营地的时候，我会坐在蔚蓝的夜空下，面对浩瀚的银河发点小小的感叹：是不是我们的梦想有有多高，我们就能登多高，人类攀登的高度和难度有没有极限？高度是不是真对人有着本能的诱惑？我始终认为，攀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攀登意味着人类对高度的追求和对自身极限的挑战以及未知的探索，这些都是人类一种最原始的本能的追求。SOLO、喜马拉雅、阿尔卑斯、8844……这次词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未来都总是不断挑动着攀登者身体中某根敏感的神经，引导其回到山野。

乡村医生捷·巴卡和水晶石采掘工巴尔玛登顶勃朗峰这件事，虽然在今天的攀登看来仅是一次寻常而平淡无奇的攀登。但其价值却远远超过了攀登的高度和山峰本身，从那一天开始人类进入了空气稀薄的地带。从这个意义来看，这就不是一次简单的攀登的事情了。

在勃朗峰之后，人类蛰伏于身体中对高度的追求的本能的萌芽开始疯狂的生长。终于在珠穆朗玛时代达到了顶峰，从1921年开始人类吹响了攀登珠峰的号角。那个时代关于攀登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依然光彩夺目而悲壮，虽然都以失败甚至是死亡作为结局。但那一代的攀登者却无疑向后人展示了人类对未知和高度以及自身极限最本能的探索和追求的精神。

“Because it is there”1924年，乔治.马洛里在珠峰营地留下这样一句话后，消失在珠峰的迷雾中。今天很多攀登者都借用这句话来作为“人为什么要登山”这个愚蠢而古老的问题的答案。但在我看来，这句简单的话更有超越了攀登而指向人类精神文化深处的意蕴。梦想、追求、挑战、极限，探索，执着，这些词语在我们踏入那个空气稀薄地带时，找到了全新的契机和张扬发挥的空间。

攀登对人类而言意味了什么？仅仅是单纯的对未知和高度的本能的追求、对极限的挑战、还是更高的高度或是更高的攀登难度？这些都是。但还有一层更深的一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那就是由于人类踏入了那个空气稀薄地带的时候，探险文化这个依附于攀登的精神魂魄，会在不经意间发出足以改变我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力量。

1960年中国攀登者登顶珠峰，宣告中国人踏入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大门。但是相较1781年的现代登山运动编年史的元年，中国人迟到了近200年。

如果说1781年尚处于满清“乾隆盛世”下的“天朝上国”子民对英夷番邦的登山运动这种“奇技淫巧”的忽视和在进入民国后处于战乱的中国对约瑟夫.洛克在稻城亚丁的探险和从1921年开始到1947年英国人先后9次从中国西藏出发对珠峰的冲击都视而不见，尚且可以理解。

而在今天的中国，攀登者们能以团队方式完成“14座”计划，把奥运火炬带上珠峰。但这些都是属于官方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计划。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民间登山运动一直没有孕育出如Kurt Diemberger和Wanda Rutkiewicz之类的传奇攀登者，在现代登山运动在中国民间流传十余年后的今天，国人依然对高海拔攀登充满误解而嗤之以鼻。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曾经和圈内的朋友探讨过在现代登山运动开始近200年的时间中国对现代登山运动的忽视和冷寂，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及了“探险文化”“攀登传统”这个话题。

我在很久以前就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们——中国的攀登者，从来就不缺乏创意、激情和勇气，我们也有不乏激情且极具创意的攀登。但为什么我们中一直没有如Kurt Diemberger那样的传奇出现，我们为什么无法完成如意大利人Simone Moro那次几乎不可想象的从珠峰南坡到北坡的横切连攀，并在5个小时内从顶峰快速下撤到大本营的攀登。今天的中国攀登者究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攀登传统和探险文化，如果有那中国攀登者的攀登传统和探险文化是不是有什么缺失。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在不断的寻找，试图找到一些关于属于中国攀登者的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资料。但是很遗憾，我能找到的都是一些关于攀登的技术资料，和山峰的线路报告。我找不到关于中国攀登者的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资料。我才明白，中国攀登者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攀登文化和攀登传统。

曾经和圈内朋友谈论过一些关于“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话题，我们认为“现代登山运动”“探险文化”“攀登传统”三者三位一体，三者间相辅相成。探险文化依附于登山、滑雪、航海等高风险运动，但其本身也是孕育现代登山运动的温床，攀登传统则是现代登山运动在成熟后的结晶。

在谈及“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时候我认为：在今天中国农业社会特有的农耕大陆文化的经济基础上，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对登山运动的需求。导致了现代登山运动在民间的冷寂，现代登山运动的冷寂又决定了现代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缺失。而这些确实则注定了中国民间攀登一直无法孕育出优秀攀登者，而中国的主流文化上也没有探险文化的立足之地的根本原因。

而山野杂志的大米认为：任何文化都不是靠意识主观的培养出来，文化的培养文化是需要时间的累积，岁月的沉淀。现代登山运动在1956年才在中国开始，而在中国民间真正意义的现代登山运动开始的更短，至今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现代登山运动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自身融入中国。中国的攀登者们也不可能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就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攀登传统。而民间攀登的沉寂，更决定了现阶段中国攀登者无法形成自己的攀登文化。

各拉丹东则把中国攀登者攀登传统和攀登文化的缺失归结为民族文化的迥异。各拉丹东认为：现代登山运动发源的欧洲在社会文化上属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极富冒险意识，大航海时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欧洲的手工业以及近代工业的发展加速推进他的近代文明。近代文明的交通，技术等等的进步进一步推动对登山的发展和需求。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属于大陆农耕文化，中国人在本性上力求安乐，自给自足，相对比较保守。或许我们也出过一些探险者，如徐霞客之类但那也只是惊鸿一现，在当时也是当做旁门左道和不务正业的代表，探险文化在中国从来就不属于主流文化。民族文化上的迥异注定了中国攀登者攀登传统和攀登文化的缺失。

这些很值得玩味的观点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关于攀登文化的其他。比如沙尼木的高山向导节，法国沙尼木每年8月15日就是高山向导节。那一天将举行盛大的典礼，人们来到沙尼木的教堂前来参加典礼，向高山向导们表达敬意；想起了我的朋友Pray一个德籍华人向我炫耀他从小就接受的一些户外和滑雪的训练，他曾经笑谈在他的家乡奥伯斯特多夫如果不会滑雪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还有脍炙人口的《八千米死亡线》《垂直极限》《冰峰168小时》这些登山题材的电影……

这些已经不是在对某种节日和风俗或者某种传统的介绍了。透过这些事例，我们看到的是，侵润在血脉中的探险文化衍生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风俗和思维及行为方式。梦想、追求、挑战、极限，探索，执着，只有国人真正读懂和理解这些词语的时候，中国的攀登者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攀登传统才能为攀登文化在主流文化中找到位置。

露丝.本尼克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类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毫无疑问这是一句将我们对攀登的思考引向文化层面的提示语。或许今天我们眼中的攀登还仅仅是一些线路、难度、天气的数据。但是正如鉴真东渡日本传戒并首创律宗，至今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受律宗的影响，和十月革命在中国带来的巨变一样。在欧洲依附于登山、滑雪、航海等高风险运动的探险文化已经融入了欧洲民族的主流文化。这样的文化正是人类坚持不懈的对自身极限的挑战和对未知的探索取得的最高成就。而这样文化背景下的攀登也必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攀登价值观和攀登传统。不认识到这些就无法理解中国攀登者攀登文化和攀登传统的缺失，以及今天国人依然对现代登山运动充满误解而嗤之以鼻的深层次原因。

在此，我并无贬低攀登技术之意，只是希望我们——中国的攀登者在追求攀登的难度和高度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尽可能的去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攀登传统和探险文化。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人类能够在五百年的时间就跨越了陆地和大洋，登上珠峰进入太空。靠的并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在本质上依靠的是对自身极限的不断挑战和对未知的探索的精神追求。因为技术的发展都只是人类的精神和意志的外在物化表现。

或许我们可以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攀登传统和探险文化找到很多理由，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缺失就是我们一直无法培养出Kurt Diemberger那样的传奇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这样的角度认识到探险文化的价值，那我们的攀登就注定缺少了精神、意志和文化的支撑。攀登者的攀登和成长需要一个宽容的氛围需要社会对梦想、追求、挑战、极限，探索这些词语的真正理解和认同。在缺乏对“探险文化”和“攀登传统”的认同的环境中，注定了国人无法理解现代登山运动，也注定了中国无法孕育出如Kurt Diemberger那样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