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雅漂：我们的雅鲁藏布江
税晓洁
（作者声明：本文文责由作者完全自负，概与刊发媒体无关。）
二十世纪末，地球上一个重大的地理发现诞生在中国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以全球最高、最深、最长和最险几乎同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和中国新华社宣布为世界大峡谷之最，1998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命名其为"雅鲁藏布大峡谷"。
1998年8月28日，一个值得载入中国民间探险史的日子，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组成的“98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宣布：“中国人将要首漂雅江！”……1998年12月9日下午3时许，这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有的还拐着伤腿回到了庄严的布达拉宫广场，举起一条“雅漂胜利了”的简易横幅合影留念，宣告雅鲁藏布江科考漂流探险取得成功。他们不由自主地将队长杨勇高高抛起，此时，没有鲜花也没有哈达，来助兴的只有拉萨的几位友人和十几个茫然的围观者，只有他们自己沉浸在自己的胜利的喜悦中……
1、 不再掩饰
漂流世界最高大河雅鲁藏布江和徒步世界第一大峡谷，用去了我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又一年过去了，时间到了另一个世纪，我才开始写作有关“雅漂”的一切。
“雅漂”归来的这一年多，梦一样的，我生活在浮躁、茫然、无所适从地回忆里。在城市喧嚣纷杂黑洞般的这段漫长而匆匆飞逝的日子里，我只写了一篇不到一万字的《反思雅漂》，我知道这非常糟糕，这是在挥霍青春，我痛恨自己“失语”，但不能自拔。——每次打开电脑，一想起“雅漂”经历的种种，我就如鲠在喉却每每无言，一说就觉得辞不达意……但是，还是说吧，哪怕为了身心健康。况且，我们也没有必要放弃这难得的话语权。
我的“失语症”一时半会还好不了，就先说一些片章断语吧。
使做了多年记者的我“失语”的“雅漂”，不同于此前我所经历的徒步长江、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雅砻江考察等等野外活动以及种种名目的万里行：先是由“国办”到“民间”，“组委会”莫名其妙消失，再是商人中途撤退雪上加霜，终于到了大峡谷，原本以为是同志的“国家队”又使一些高山仰止的东西瞬间崩溃……现在，我基本想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作为记者，我视“雅漂”为一个奇迹；做为队员，我为我们自己感动和自豪。
小丑和苍蝇都只能付诸笑谈。
道路漫长而崎岖遥远，但没有什么能阻挡前进的步伐。
当时我们深以为不正常的东西，站远了看，其实都很正常。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2、变形和质感
我们才从海拔5590米的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漂到马泉湖，一帮鸟人就毫不客气地由“火星人”改称我为“乌干达”，这让我很恼火……这一段海拔一直在5000米上下，水流平缓如一片片大镜子。虽然我时刻都包着在西宁买的一条穆斯林大头巾，但严酷的高原气候加上头顶紫蓝天空船下苍灰水面全方位反射地强烈紫外线，很快就弄的嘴唇干裂到吃饭都不能张大嘴，每开合一下嘴唇都要经受考验。
几天后，漂到仲巴县城，找到一面真的镜子，照了照自己，我马上没了脾气，黑得透亮不说，脸上皮还脱得象个筛子底，的确和非洲难民没什么两样。这绰号这帮鸟人还真他娘的起得挺形象。
不过，这时，我的两腮还有肉。
三个月后，终于走出恐怖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来到阳光灿烂的川藏公路，我和民工更桑坐在路边发呆，我的藏族兄弟更桑摸摸我的两颊又指指自己，说：我们两个，可怜，在派区的时候还有肉的……又过了几天，在八一镇我又找到了镜子再看自己，两颊深陷，真正的皮包骨头了，这时真有点心疼自己了。回到拉萨再观照众兄弟，还好，我本来就骨瘦如柴，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还不算“雅漂队”变形最厉害的……
使我心理能够平衡的是：从开漂直到我们走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这条世界最高大河上，不是自我作践，我们这支探险队的外在形象整个就象一群乞丐，包括深圳的老板老包，虽然这厮最后离开拉萨时汇款一到光送人的小工艺品买了有近万元，但在整个雅漂过程中，谁也不可能避免那副惨兮兮的形象。
有人描述我们是“蓬头垢面”，这个词是准确的……最后的时刻，我们困守拉萨等待亲友寄路费返家，为了少吃饭便少走动，几个人不约而同每天坐罗布林卡附近的图书馆看书。这时有了故事，有一天，队长杨勇和我们同去，院子里的一只狗竟冲着他狂吠不已。众所周知，拉萨的狗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图书馆院子里的狗以前从没见它对读者叫过，这天，大约是它也奇怪怎么这种形象的人也会跑到这种高雅地方来？这事后来成了我们的段子之一。
半年后，我到云南去采访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齐副研究员，这时，“科学家”西装革履让我很不习惯。与我在高原对他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了。我只好从目光里找寻昔日队友的影子。——要知道，在雅漂后半截，我是把抚摸饶的胳膊称为十大快感之一的。饶的皮肤那时比他捉的蜥蜴要皮实、粗糙、有质感。
饶“科学家”那时象什么？民工。这可不是我说的。他被别人认作民工的事情在雅漂时发生过不止一次。
我面无表情地想：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条世界最高大河上，我们惨兮兮的形象保持的时间太久了，难以磨灭。
3、饿了·哭了·醉了
翻越著名的多雄拉雪山进入墨脱那天，我一直在拉肚子，拉得我几近虚脱。原因说起来却有点荒唐：早上从墨脱出发前，我们买了一袋奶粉煮了，分而喝之，肠胃竟已经不能适应那点脂肪……到达墨脱后，主要是因为没东西吃了，我们“雅漂”二分队又不得不分出个我和藏族民工更桑的三分队。在108k分手时，奢侈了一把，每两个人就有一个红烧肉罐头，又不行了，这边，我和更桑全倒下了，肚子翻腾了两天。那一路的兄弟也集体拉稀。——罐头没问题，前几天8个人吃一个，一点事没有。原因仍只是我们的肠胃素得太久，早已不能承受太多油水。
这样的事后来在我们到达八一镇、拉萨多次出现，油水一多就上吐下泻，出了许多只有我们自己明白的“段子”……在大峡谷，沿江而下的我们“雅漂”一分队更惨，队友《黄金时代》记者黎文描述说：“从进入无人区开始，我们就不敢煮饭了，每顿都是熬一大锅清水稀饭以节省大米。而且那小小的一听猪肉罐头，竟然是８名队员一同分吃。每次宿营吃饭时，杨勇掌勺，每人只能有三瓢稀饭，而切成薄片的宝贵的肉，更是一清二楚，每人分几块。那种情景，仿若一群等待救济的饥民，大伙儿笑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队长饭瓢抖一下！”吃完之后，大家都只能听到互相肚子里“咕噜噜”的水声，哑然失笑，我感觉就从来没有饱过……”我和更桑的三分队在大峡谷深处的甘代和一分队相遇时，杨勇他们在断粮数天后已经又吃上了第二顿饱饭，但见我送上压缩饼干，都当场狼吞虎咽了，连对压缩饼干深恶痛绝（我此前也的确再怎么饿也没见他吃过）的杨勇，也当场吃了……后来，我和更桑在找寻大瀑布时也数次断粮。饿到想吃草的时候，再回想在江上漂流的那段日子，就显得无比幸福。尽管在江上每天只有天亮开漂前的一顿和天黑停漂后的一顿，但每天都有个盼头，再怎么着，压缩饼干还有。
在江上饥饿的时候，我们说的参照是：在家是多么幸福呀？想吃什么吃什么。
在上游马泉湖区，有一天我们四条船走散了，36小时没正经吃上东西，我们就聊好吃的“望梅止渴”，同船的杨勇、李宏、张涛、林波生活在成都，遍数大街小巷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佳肴，一天下来，竟没重样，听的我这外地人一句都插不上嘴。
后来在大峡谷，聊吃的却成了我们的一种忌讳，望梅止渴也不行，受不了那份刺激……饥饿到一定程度时，先是强烈地感觉到胃的跳动，到大脑里会呈现出一片灰白色时，你就感觉不到胃的存在了，就感觉不到饿了。只能凭本能不让自己倒下……人在这时其实很脆弱，很容易火冒三丈。
有一天，我们最小的“小妖”万麟终于忍不住去捡了“国家队”丢下的牛肉干袋子舔，成为“段子”。这孩子当着人不承认。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实在是饿“疼”了……
有一个参照：在大峡谷，同时进入的“国家队”仅民工费就是45万，我们“雅漂”队20多人所有公款私款加起来却不到2万元。
有人统计过，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雅漂队在江上漂流的时候，每人每天要划26000多浆；在大峡谷的一个多月，每天不停地走啊走，“国家队”的统计是他们走了近600公里。两支队伍走的路基本相同，同一天进入大峡谷，雅漂队还晚几天才出来。
阴差阳错，最后时分，我和更桑的二人雅漂第三分队担负起了去看那两处新发现的大瀑布的重任，终于完成任务……我们筋疲力尽赶到八一镇，先期汇合的大队人马却在两天前就已赶往拉萨了。我呆在孤独的八一镇街头无比愤怒。这时我连民工更桑身上的钱都花光，已经又饿了两顿。万幸采访本里还有张磁卡，电话打往拉萨我们的义务联络官林洁，林洁说：你别怨他们，他们也没饭吃，这阵子尚吉凶未卜，现在还没到拉萨哪……
我们终于在拉萨汇合，晚上就开会宣布各自想办法回家，因为所有的钱都光了，最简单的一顿饭对我们都是巨款。杨勇做总结，没说两句，哽咽了，泣不成声，这是我认识他4年来唯一见他落的一次泪……
杨勇对我说：不是我不管你……真有事，我们会再回去找你。我知道你不会有事。
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
我的气早已消了。我知道，当时的情况，换我也会那么做。按我们“民间队”在大峡谷的条件，不管是谁出了事，都只有来年再寻尸骨。
幸好，这些现在都可以笑谈了。
印象里还有两次哭让我感动。一次是在前往源头途中，走到萨嘎，情况突变，答应资助我们四川佳恒影视公司突然要撤人撤机器，这雪上加霜来得太突然了，按雅漂队惯例，大事全体开会商量民主决策，56岁的老林哭了……不得不送人家走，摄影家罗浩和队医曹德莫名其妙大吵一架，忍着，不让泪流出来。还是得开车返回日喀则送人家走，我看见罗浩一边发动车子一边泪流满面，和李宏一样，终于还是哭出了声……另一次是在大峡谷里，全队走到加拉村发现即补充不到粮草又请不到民工，决定撤一半人走墨脱的名单一出，“苦菜花”张健旺哭了。晚饭时，杨勇象他妈似的端着碗在帐篷门口劝他，越劝越哭，他只是念叨：老子地质队的，什么山没爬过？老子比谁差了？老子怎么就不能走艰险的白马狗熊？
当时，我也因为杨勇全然不顾长江上多年的交情把我划入二分队，对他恨的牙痒痒，看看那场面，就没脾气和他吵了。
脾气归脾气，意见归意见，一旦决定，就不折不扣执行，雅漂队的自始至终难能可贵保持了这一点。
第二天，“老苦”还是瞪着眼睛和我们二分队集中全部压缩饼干给了一分队，送他们上路。
我也有一次掉泪：那是最后散伙的时候，队长杨勇等四人走在最后，从青藏公路开回那两台饱经风霜的后勤车，走到格尔木，冯春一个月前在大峡谷的脚伤发作，膝盖以下肿得发黑，住了两天医院丝毫不见好转。
“搞不好要截肢。”杨勇在电话中说。
我急了：“那不成瘸子了？！……”冯春是老长漂队员，以前我“徒步长江”时就结下过深情厚谊，喊了多年“幺哥”。
那天晚上，我缩在杨勇办公室地板上的睡袋里抖动着独自哭了，睡不着，终于很不像话的出去弄了瓶白酒催眠……我和幺哥都喜欢喝酒。我想起快到派区那天，要上岸了，酒瘾也快抗断了，我俩忍不住花五元钱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打算好好对饮。一喝，却是假酒。每人还是灌了好几口才扔掉。
4、生与死这时都显得无比真实。为尊严而战！
一切都是自找的。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后退。我们什么都能承受。可是，“幺哥”怎能没有腿？我难过而且很想不通：奇怪！“幺哥”腿伤后走出了无人区，走到墨脱，翻越了多雄拉，走出大峡谷，一直到拉萨都没事，怎么一个多月后却出事了？
队友警察李宏帮我分析道：我们在高原就跟那些流浪街头的疯子一样，精神处于非正常状态，他们吃脏东西睡垃圾堆却不见生病。我们也一样，一样的道理，话糙理不糙。我们当时全凭一股精神撑着，事情一完，这精神稍一松懈，毛病就全出来了……这话有理，整个雅漂我视为奇迹之一的就是：每天两顿半饱的饭在那么高的海拔，那么恶劣的环境，竟能支撑那么强烈得体力运动，并且没有一个人病倒，连感冒都很罕见。这只能归结为精神得力量。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除此我找不到答案。
实际上，一路上我都在为这帮人（包括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艰苦条件下，为什么非要漂？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寻找答案。很多次，近乎极限的时候，我也和很多人一样问过自己，本来都挺好的日子，这是干吗呀？
在萨嘎一处水葬台边的营地，将要冲击抗耐、仁庆顶峡谷的前夜。我让这一段上船的12个兄弟每人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一下为什么要来雅漂？
这是一个偷懒、残忍却不得不进行的采访。我知道这时我无法一个个去问，队员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使我这时问什么都显得多余，职业却使我却不得不进行这残忍的采访。这是我们将要冲击的第一处生死攸关的险滩，生与死这时都显得无比真实。这段险滩无法接应，关于滩情，传说中离谱得凶险，有限的资料也说法不一。次日一开漂，一切都在瞬间，这天的话语很可能就是最后的“遗言”。
后来，这一段果然苦不堪言，凶险程度不亚于长江虎跳峡不说，天气还不可思议地每当冲滩不是飞雪冰雹就是狂风大雨……12个兄弟超出原计划一周才漂到拉孜接应点，船被礁石划了2米多长的一个大口子，锅碗瓢盆全被江水吞没。那天一上岸，罗浩竟拿不住我点好的烟，在帐篷里躺了半小时才说出话来。
那天，在萨嘎水葬台边，众兄弟或故作轻松或表情严肃的写道：
廖中行（52岁）：本人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喜好各种探险活动，汽车、登山、冬泳、漂流，漂流雅鲁藏布江是我在十年前就有过的梦想……
聂丹陵（46岁）……我对青藏高原是一种向往……我的爱人褚代英和我的儿子聂言著都非常关心和支持我。在儿子面前，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在我爱人面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李 宏（队委45岁）：“雅漂”对我来说：是一次参与更是从精神到肉体的磨练。俗话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我做不了，但是我的职业需要我必须具有坚毅的性格，超常的吃苦耐劳韧性……
冯 春（队委，后勤总管，42岁）：（太忙，未访）
杨 勇（队长，39岁）：（太忙，未访）
包安康（36岁）：……参加雅漂是逐渐深入的，认为雅漂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人文精神的极端表达形式，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行为。
曹 德（36岁）：……说到我对雅漂的认识，我很喜欢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雅漂活动本身大是为国争光，填补我国雅江漂流史，小是为西南政法大学争气，再小是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还记得歌德说的那句话吗？
罗 浩（队委35岁）：……有一小女罗雯雯11岁，是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甚至爱过摄影。这次离开她，她心里很痛苦，但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因为她也知道，父亲的事业心是最大的。参加雅漂的原因：增加个人经历、阅历。能到源头杰马央宗，能到大峡谷，“为荣誉而战”是我最后到雅漂队的原因。
张 涛（28岁）：……参加雅漂这种探险活动，是想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体验一种有别于城市生活的全新生活体验。
杨浪涛（27岁）：我以前所经历的探险活动偏重于自然， 而这次更侧重于社会，在这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搏斗中，我能寻找到乐趣，增强自信，为自己的精神之塔又添上一块砖瓦——没有什么能使我一蹶不振。当然，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我能寻找到一种博大和平和，它能使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平衡的心态。
林 波（25岁）：……刚和恋爱数年的女友结婚（女人，真麻烦）。但人还喜爱漂泊，拍摄雅漂首先是工作关系，但自己也算是投入了吧。……雅漂这群人，有优点，但缺点也不少，不过都算一个个汉子吧！
万 麟（21岁）：趁年轻，做一些不平淡，值得永久回忆的事情。以“雅漂”为人生的起点，寻求一些丰富的人生经历。认为“雅漂”不仅是考验自己的体力、毅力、更重要是对自己人格的综合磨练。所谓“浪里淘沙”，“雅漂”也正是验证了这一真理。我为自己能够最后坚持而庆幸乃至骄傲！也许是年轻，所谓“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也有热情，并不是畏惧所面临的艰难与危险，包括这次第一次冲击雅江萨嘎—拉孜段的峡谷。既自信但也是沉重，毕竟是首漂，害怕失败（但不畏惧死亡），心中有压力，愿作为动力。
除了当兵出身的曹德的调子有点高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可以“总结”。……在这些话语中，大家在情绪上比较认同罗浩的“为尊严而战”。
5、由“官办”到“民间”，我们说：防火防盗防“组委会”
漂到日喀则，中秋节刚过，张华昭从成都会同拉萨的林洁赶来给我们送月饼和曾经同行的“梦幻之旅”的朋友筹集的药品。张华昭原本是带着一帮朋友的嘱托要劝杨勇撤漂的，朋友们都劝：没有条件就别漂了！又没有人逼着你。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何苦来哉？
张华昭还带来了一个朋友愿意资助雅漂的消息，但要资助就只给撤退的资金，也就是回家的旅费。张华昭说，这个朋友是为你们好。他漂过长江，按常规看，没有奇迹发生的话，客观的讲，这时我们似乎只有撤退。长漂死了11个人，这位朋友不愿看见再有同道伤亡。
这时，佳恒一撤，全队只有不到4000元，就此停漂也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
这时的成都、重庆正谣言满天，甚至离谱到说重庆籍聂丹陵已经遇难。
但张华昭什么呆了几天什么也没说。
我们是好朋友，告别时他对我说：来日喀则的路上，他还在琢磨怎样劝杨勇，但一来，一看那气氛，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用说。你们有你们的道理。到这个份上，你们没有什么干不成的。
他说：作为男人，我理解你们。有血性的人都会这么干。
我觉得我们自己始终都很清楚，我们都没有病，也不想和任何人作对。我们只是在做一件我们应该做完的事情。
开始介入“雅漂”时，我要求自己以一个记者的眼光，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面对一切，但我不久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不光我，从形势明朗时起，雅漂队的记者、司机就和队员就没什么分别，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有什么分别。当人的尊严面临挑战的时候，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别无选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关键时候的“起义”，是司机张超率先向“组委会”发难，他完全忘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的将要面临的巨大经济难题。现在，张超是“雅漂队”最大的债主之一，我们还欠他数万元的租车费。
我们是男人。我们有男人的尊严和荣誉。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誉。我们无法忍受我们珍视的东西以闹剧收场，为此，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那些日子，我相信，如果打仗，我们都是好战士。
回顾雅漂由“官办”到“民间”，我只能说，这是一出超出我想象力的荒诞剧：
几个月漫长的等待后，6月初，我终于收到98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织委员会传真的《入选通知》，火急火燎赶到重庆江北区建新东路53号的拉萨市驻重庆办事处郑重其事提交了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家庭主要成员同意文书、300元服装押金，填了登记表，领了一套迷彩服和队服，便向组委会新闻办要背景材料。雅漂这时是个热点，除了我服务的《中国三峡工程报》，上海、武汉的报纸、深圳的一家周刊、广州的一家杂志闻我入选都委我作特约记者抢新闻，时间紧急，采访介绍信都又是特快专递又是传真直接发到重庆。组委会却没有现成的有关材料，我套了半天近乎才从电脑里调了一份《实施计划及方案》，上面写着组委会主任是西藏自治区的一位副主席，主办是自治区体委、拉萨市教体委。承办为拉萨重庆办、重庆雪鹰文化促进发展公司、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组委会秘书处下设：办公室、策划办公室、新闻宣传办公室、对外联络办公室、科考探险队等等。名单上的科考专家有十几位院士、教授。30多个探险队员各行各业来自各地，多有不凡经历。看得我油然感到肩头沉重。
没容细看，全体队员集合起来练合唱，说是要和重庆企业家见面。练了半天先开到一家火锅店吃到天黑，又去了一家夜总会唱了合唱《九月九的酒》。没有想象中的火爆场面，也没有见到有什么企业家露面。我趁着空翻报纸，当地很有影响的《华西都市报》说：“已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和日本《读卖新闻》特派记者在内的150余名国内外记者向雅漂组委会递交了随行采访申请……主要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体育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又仔细对照从组委会电脑里调出的的《方案》，印证了这个消息：随行的新闻工作者有100-150人，分别以科考、探险、民俗风光、纪实等为主题进行深入采访报道……名单上，从中央到地方，电视、报纸、杂志各级媒体都有，真有一种新闻大战即将爆发的感觉……
算了，我还是没有耐心描述当时的情况，要说详述来龙去脉你我都会头疼，简单来个新闻回顾吧：
1998年1月10日，西藏体委、拉萨体委发出藏体安【1998】15号文件致拉萨驻渝办同意一起主办这次活动。并敦促重庆办向拉萨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办理刻制公章等有关手续。
1月21日，西藏体委代表、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德伦·晋美旺久总经理、拉萨市教体委阿旺副主任、体育科冯明新科长、拉萨驻渝办王建主任、重庆雪鹰公司曾依晴总经理、杨和强副总经理等经两天多的认真磋商，就此签署一份《备忘录》西藏体委、拉萨市教体委为本次活动主办单位；重庆雪鹰公司、西藏国体旅、拉萨驻渝办为承办单位。
2月26日，组委会在重庆举行有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领导出席的新闻发布会，’98中国雅漂旋即成为热点，引起广泛关注。
6月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名漂流队员接到组委会的入选通知后，在重庆万盛铜鼓滩峡谷开始水上集训和野外生存训练。期间，队员们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头，组委会内部混乱并且没有能够操作活动的足够资金，万盛铜鼓滩漂流公司提供给队员训练的生活费也被组委会个别人克扣，甚至在训练结束时，队员每人所交300元服装押金组委会也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借款才得以退还。甚至，直到27日全体队员返渝将要各回各家时，组委会方面也没有下一步如何进行的安排计划，也没有队员何时归队？何时进藏的消息。
队员们在将要分别的火车上，心中七上八下，紧急协商后决定全体去组委会要说法，几番周折后得到的答复是：组委会秘书长王建（重庆办主任）已飞拉萨，政府已表示支持说活动一不能停，二不能流产，政府将就此召开雅江沿线各地有关部门的协调会，并说能弄到资金，很快就会有结果，让大家安心回家等进一步通知。
队员们回家左等右等也不见好消息传来，对组委会的疑惑越来越大，这时，又有消息说，雪鹰公司也是重庆办为了操作此次活动专门注册的公司，这更增加了队员对雅漂前途的担忧。而季节又不等人，原来组委会宣布的7月底在中印边界处结束本次活动的时间都快到了，而一切仍是一片迷茫。终于，由成都等地队员发起，全体队员决定每人集资5000元人民币开始行动。
7月26日，队员陆续从各地齐集成都交纳了集资款。
7月28日，闻讯从重庆抵蓉的几位组委会成员与队员代表开会形成了一份《备忘录》，这份由组委会领导成员王建（秘书长）、曾依晴（副秘书长）、杨勇（漂流队长）、唐晓春（科考队长）、杨进波（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杨俊（组委会新闻办主任）以及队员代表聂丹陵、林金银、李宏、唐伟、曹德、罗浩、廖中行、税晓洁等经过激烈讨论形成的备忘录认为：“为确保雅漂活动能顺利有序地开展下去有必要在组委会领导下组建一个前线指挥部，来直接指挥、高度整个雅漂队在西藏的活动，前线指挥部办公地点设在四川省成都市；指挥部财务由拉萨驻渝办事处、重庆雪鹰公司两家承办单位负责管理，共同监章……”同时，组委会方面提出已无资金维持指挥部工作，提出在队员集资款中借款2万元。队长杨勇代表队员从集资款中拿出了这笔资金交给了组委会。组委会7月24日的《活动计划安排报告》称：“同意由雅漂队队长和队员建议的活动时间安排：1998年7月26日——28日队员、记者在成都报到；7月30日早从成都出发……8月20日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壮行出发仪式，奔赴江源，9月初下水开漂”。
7月30日，队伍在成都华龙饭店停车声举行出发仪式，王建、杨勇等分别简短致词……队伍经四川、甘肃、青海一路风餐露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经青藏公路于8月14日抵拉萨后却发现组委会的承诺又是一张空头支票，队伍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政府方面的人员，甚至连住宿都成了问题。
组委会的承诺又是一纸空文。队伍在不安中困守拉萨，六神无主。
喜剧的是，就在这时，8月16日的《西藏日报》还在报道我们的热气球飞越大峡谷的计划。惭愧的是，一看那消息，是6月我在重庆抢的新闻，留下一个职业污点。
8月18日，《黄金时代》杂志记者黎文在电话采访主办单位西藏体委群体处处长初成先生（在组委会提供的材料上，初成先生为组委会副主任）时，初成先生称：因种种原因，我们已决定退出这次活动……
8月22日，队伍仍困在拉萨，不知何去何从。当日，重庆雪鹰公司总经理曾依晴、组委会新闻办主任杨俊飞抵拉萨。曾依晴总经理于次日同漂流队长杨勇、科考队长唐晓春进行了协商，提出队员应与组委会保持一致，共同取得政府的继续支持。这时，飞抵拉萨的组委会成员还证实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秘书长王建已失踪。
25日夜，组委会方面的曾依晴、杨和强、杨俊突然来到队员驻地宣读了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二级体委8月23日的《紧急通知》：“为了全体专家、记者和队员的生命安全，我们认为今年举办漂流雅鲁藏布江的条件尚不具备，故我们决定今年暂不举办该次活动，待明年条件成熟时，继续举行……队员当即表示不予接受，理由是组委会、指挥部没有履行队伍出发前的任何承诺，更解决不了目前的残局，并且组委会是否依然存在也不明不白 ，况且，宣读的《通知》并未经组委会成员集体研究，组委会成员的漂流、科考队长就不知此事，是无效通知……
这时，另一份西藏体委、拉萨教体委8月24日发出的藏体字【1998 】53号文件称“（重庆方）……完全是盗用组委会名义给西藏区、市两级政府施加压力矛盾上交，制造工作被动，西藏方多次向重庆打招呼，要求组委会设在西藏，并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在拉萨设立专用帐号等，但他们根本不听，故引发的一切后果与西藏两级体委无关，重庆方应负完全责任。根据事情的发展，我们认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不宜担任雅漂组委会顾问；拉萨市人民政府撤消驻重庆办事处，其原重庆办事处的承办权也将随之取消……”
也就是说，这时“组委会”令人啼笑皆非的“蒸发”了。
随后，抵达拉萨的几位集训队员返回内地。
8月26日，留下的20多位雅漂队员发出《联合声明》称：全体队员集体脱离组委会；以队员集资方式，筹集资金，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坚决完成科考漂流任务……并请求政府调查“’98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织委员会”的运作情况，查明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深层原因……
8月28日，22名雅漂队员和记者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出发，奔向一千公里以外海拔5590米的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
6、记者与妓者，金钱与人格
漂到日喀则的时候，坏消息得到了证实：佳恒公司真的要撤了，全队这时只有 4000多元。冲了妥峡峡谷后，赶往拉萨与佳恒的代表谈判。这个节骨眼上，成都一家报纸发消息说《雅漂要撤漂了！》，佳恒老总来传真质问：“关于你们发稿到商报等报社称我们撤出漂流拍摄之事……”此刻，成都几位成了企业家的原长漂队员也正在召集朋友为雅漂队募集资金，看到报纸，问：不是不漂了吗？还要钱干什么？
要命的是，发出的消息是他们记者和我共同署名。这是又一次对我新闻稿的断章取义、曲解、“加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使我大为光火，幸好兄弟们理解，劝我别生那份气还开玩笑：被强奸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吧？拉萨通讯方便，我打电话去交涉，那个记者的主任却是我的朋友。解决办法是：又发消息《漂！雅漂又开漂！》，真让人哭笑不得。
冷静的说，这家报纸对整个雅漂的前后报道还算客观。不象后来我们激愤起来就称为“婊子报”的那家都市报——不冷静的说，那家都市报对雅漂前后的报道看起来不是一条变色龙就是神经错乱……关于那家报纸，我不能理解的是：雅漂一开始，这家报纸就摆出架势，连篇累牍都是“勇士、“壮举”，接着是大爆内幕，甚至不惜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弄上报纸说已到源头的雅漂队“人心波动”，几天后，不知有什么交易?雅漂人又成了“勇士”。再后来，雅漂队却突然从这家报纸上消失了，从此没了下文。连续“炒作”的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就这么悄没声了，这家报纸怎么面对读者？真跟孩子似的，说不跟你玩了就不跟你玩了。他们想没想过自己作为媒体的声誉。
职业道德在这里仿佛不重要了，似乎都是一切为了交易和炒作，背后浓浓的铜臭味，让我们随队记者面对称我们行业为“妓者”的声音无言以对。
事实仿佛成了一个面团，可以任意揉搓。一会吹上天，一会贬下地。
为了迎合读者，报纸有点“炒作”，甚至八卦一点，可以理解。但新闻毕竟是新闻。我们无意评说水平，新闻似乎也成了商品？这才是我们难以置信和忧虑的。
在后来的“攀登成都第一峰”的队员“起义”后，有朋友再次愤然：“反正活动成也好败也好媒体都有文章可作，他都可以吵作，而且随时是一副“公正、客观”的面孔，反正公众对于你们的活动的了解都是来于他们的笔下，也就是说现在一项活动的意义完全取决于煤体的价值取向！能炒作的、能挣来钱的、能让公众注意的，就是媒体的价值观，而不管当事人的感受，所以说现在的煤体——“贱”！！！这方面犹以成都的那家明明是一份小报纸却又以大报自居的“XXXX报”为甚！（是大报与否与他的发行量无关的！）……”
还有一件事，曾经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想到了但不敢相信：１１月１２日，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无人区的第１１天，在过峡谷中激流的一道独木桥时，“国家队”的一名来自北大的地质博士失足掉下了山涧中，眼看就要被急流冲进沸腾滔天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大家都惊呆了，他们队伍中只有一名背夫跳下水中想去营救。
这时候，我们队伍中的解放军赵发春少尉毫不犹豫地跳下冰冷彻骨的山涧中，一把拖住了那位博士。而深圳队员老包也跳了下去，设下了第二道防线以免不测。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把博士救上了岸，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事后我们却得知，这个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