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爱情和性的分离
李致远也曾想过对婚姻忠诚的问题。“其实在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上，我选择对爱情的忠诚，如果对婚姻的忠诚会对爱情不忠诚，那么我宁愿抛弃对婚姻的忠诚。”他说。
在一个现实的婚姻困境中，李致远这样的人在观念上把爱情、性与婚姻分离了。他把爱情和性基本上从婚姻中抽离出来，婚姻在现实中仅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爱情和性远没有与婚姻平起平坐。因此，他此时面临着内心道德焦虑感的折磨，彼时极有可能要面对社会的指责。
从整个社会大环境上看，当下中国人对爱情、性和婚姻三者关系，已经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潘绥铭在剖析中国“性”革命时说，“五四”以后，“浪漫爱情”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到了1980年，《婚姻法》把离婚标准规定为“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这是浪漫爱情对于夫妻恩爱的首次超越”。于是，爱情的价值也就超越了婚姻。
而对于性，潘绥铭认为，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性的唯婚内论”。“可是这主要地并不是因为性的强大，而是因为婚姻的脆化与沙化削弱了自己的堤防。”
关于性和爱情，他在20世纪末的调查显示，倾向于信仰“情爱”而贬斥“性爱”的人仍占调查总数的93.2%，是所有13个性观念问题中回答最一面倒的。
虽然20多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上，潘绥铭认为“性的地位在上升，作用在加大”，但是黄盈盈博士强调，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婚姻对于爱和性的作用根深蒂固，仍占据着社会的主流位置，性对于婚姻、爱的正面意义依然不为社会所倡导。
“在这样一种话语之中，性只是作为婚姻所许可的实践而被动地存在着，本身并不具有促发爱、激活婚姻的作用。”黄盈盈说，“而缺少性的浪漫之爱也会随着时间以及柴米油盐的生活而淡化，因此，性感的性也只能到婚姻之外去追寻。”但可想而之，这种追寻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担。于是，亚偷情者的道德焦虑便可以在中国“性”革命的背景下，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