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女性能够具备独立选择权利时，她们才能选择让这种感情稳定地停留在对婚姻的威胁之外。
偷情是一个古老的词，大意指已婚人士在婚姻之外又结新欢，并发生了婚外性关系。其历史，大概和婚姻的产生一样长。偷情绝非一个好词，加了一个“亚”字也没能纠正它的贬义，有史可考的记录，从来没有“亚偷情”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发乎情，止乎性”的关系，更多时候被掩盖在其他好词汇之中，如“红颜知己”。
一位婚姻问题专家，郑重其事地告诫说千万别用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使人们对这种关系产生歧义，那么，借用一下其他流行的词汇，比如“暧昧关系”、“办公室夫妻”，所指似乎不如原词，而用“知己”之类的词汇，所指已非原意。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范畴里，男性所拥有的社交空间远远大于女性，而对女性，则即使是深闭燕子楼，仍然有被讽刺为“失德”的可能。因此，男性可以有“红颜知己”，而女性却没有相应的“蓝颜知己”一词，以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而言，今天的所谓“亚偷情”在古代已经完全可以坐实罪名沉塘，因为在中国，对“情”的限制远远比对“性”的声讨更严重。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所的陶春芳，在上世纪60年代前往农村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时，发现了一个令她吃惊不已的现象，她发现农村对婚外性的纵容远远超乎她的想象，村里人对谁和谁有出轨行为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婚男女的正常谈恋爱受到巨大的阻碍，在没有媒妁之言之前，未婚男女的正常接触，比如见面、共同上街等，会被千夫所指。
因此，在大量的逸闻小说中，中国古代女性(只限于未婚、孀居或者自由职业，比如歌姬)如果对某位已婚男性倾慕已久，所采取的行动必然是“自荐枕席”，而且第二天定然要远遁江湖甚至出家，以保全那莫须有的“名节”。而他们究竟何时完成了感情的交流，则笔者完全不交待，想必女主人公都有红拂那样的识人本领。
这种情况，到了女性开始拥有和主持社交的时候，便有了根本的改变，所谓蓝颜知己，大概在民国才有可能实现，而能充当这种传奇的男主角，大概都是才子，比如徐志摩、金岳霖之类苦恋已婚女士的男子。
发明“亚偷情”这个词的是一位女性，她因为自己这种可能出轨的感情而苦恼不已，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感情和婚姻负责的人，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感情，她深为自己是否已经惊动了“道德”二字而烦恼，因而向众人求教。而一位评论者认为，如果这位女士不那么自立和清醒，则那个“亚”字可能早已经不见了。女性如果没有自主权利和自由选择的环境，则这一状态很难实现。
“亚偷情”一词的出现，被人们认为与今天人们的感情需求提高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对感情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只要条件允许，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更美好的感情”。陶春芳说。而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历史与婚姻的郭松义先生，偶尔在著作里提到了现代人感情需求增多的原因：知识经济以脑力劳动为主，人们体力劳动时间大大减少；相应地闲暇时间增多，对感情的质量要求和丰富性都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