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学经典·路遥精选集(第4版)(世纪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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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路遥
基本信息·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页码：496 页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
·ISBN：9787540217617
·条形码：9787540217617
·版本：第4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世纪文学经典
·图书品牌：北京天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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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路遥，作为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坛有着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凭借《平凡的世界》一书，获矛盾文学奖。“世纪文学60家”《路遥精选集》收录了他80年发表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及接连发表的中篇小说力作：《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作家贾平凹对路遥有着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作者简介路遥原名王卫国，陕西榆林人。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88年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
作家贾平凹对路遥有着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媒体推荐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 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
编辑推荐“世纪文学60家”在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经过专家评选、读者网络评选，2006年“世纪文学60家”书系以收入入选作家代表作“精选集”的方式出版。“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了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201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对“世纪文学60家”书系进行修订，我们希望此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5年来支持这套图书的读者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成为书架上重要的一份子，成为读者推荐的典藏精品图书。2010年已经再版书目：《冰心精选集》《沈从文精选集》《鲁迅精选集》《朱自清精选集》《贾平凹精选集》《徐志摩精选集》《路遥精选集》《梁实秋精选集》《老舍精选集》《张晓风精选集》。
目录
目录
富有个性的艺术探求
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困难的日子里
人生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创作要目
……[看更多目录]
序言富有个性的艺术探求
白烨
路遥在当代文坛引起更多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是他于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没有离开过人们热切的视野，他也没有让喜欢他的读者失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接连写出了《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等中篇小说力作。九十年代初，更以长篇小说三部曲《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虽然他于1992年英年早逝，但他的作品却以其经久的活力，继续感染着广大的青年读者，也使他的文学影响不断延宕。
其实，出生于陕北农村的路遥，对艺术一直有着痴迷的追求。他于1973年就开始了写作，拉开了他的文学生涯的序幕。不过，他遇上了一个最不适于从事艺术创作的年代，那尚处于“文革”时期的时代，流行的是政治性的文学或文学方式的政治。因而，“有心栽花花不发”，蹉跎数年，少有收获。
1977年，文学随着政治的解放、社会的开放而勃兴，萧条了多年的创作园地重又焕发了生机。路遥把久积在胸的激情化为艺术探索的动力，注意拿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以自己的方式描摹生活，执意表现农村青年一代在矛盾中的痛苦和在痛苦中的追求，并由此表现时代和社会的变异给青年一代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因为作品在反映现实中每每独具新意或深意，常常充满打动人、启迪人的切实魅力。
可以说，在新时期异军突起的创作队伍里，路遥虽然不是那种始终冲在前边的惹人眼目的佼佼者，然而他却以顽强追求的精神，愈来愈显示出自己不凡的艺术功力和鲜明的创作个性。他是把一切都交给了读者的艺术奉献者，或者说是把一切都献给了艺术的文学跋涉者。
一
路遥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他生在陕北农村，从小在乡间长大，以后进县城上学，到城市工作，自始至终同养育自己的乡土故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熟悉农村，比较熟悉城市，尤其是对城乡之间的生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用他的话说，叫做“交叉地带”）有较为深刻的体味。这种由农村到城市的生活经历和成长道路，幅度雄阔，变化鲜明，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纵横笔墨的广阔天地，然而也因为面宽线长，头绪纷繁，又给他的创作提出了不少难题。
路遥是在摸索中前进的。起初，他在城市生活中搜求题材；尔后，写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插队生活；再往后，又写农村青年在农村生活的爱情纠葛。这些描写，都属于他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城乡交叉地带”，所以，作品在观察生活、提炼生活和反映生活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新意。然而，从思想和艺术的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对于生活的反映和描摹，有的给人一种距离感，有的又给人一种单调感，思想内容尚欠真切深厚，艺术描写也不够洒脱自然。
《夏》显然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这篇小说通过某插队知识青年小组因政治信念不同所引发的矛盾和斗争，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共同生活追求中的爱情和与“四人帮”之流的英勇抗争。因为作者未能以个性化的生活细节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因而，作品缺少一种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篇幅不小，分量不重。
同样，这一时期里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由于作者熟悉城乡及其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作品的场景，时而城镇，时而乡村，转换颇多而又自然妥帖；作品的人物，时而革命干部，时而城镇职工，时而青年学生，时而乡下农民，众生芸芸而又各有其态。然而，在气势磅礴的恢弘画卷中，某些细部的勾描，某些人物的刻画，不免见出粗粝，美中含有某种不足。很显然，路遥还没有找到自己生活矿藏中最为丰厚的部位。
路遥自知自己的弱点，更焦灼自己的创作。因此，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等作品之后，作者没有在一片赞扬中陶醉，反而陷入了苦闷。不用说，苦闷也是一种思考，他在寻找自己的突破口。果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闷之后，路遥的生活之歌更深沉、更雄浑了。他在1981年以后的创作，尤其是《痛苦》、《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等作品，的确闪烁出了新异的色彩。
《痛苦》的故事并不奇特，它表现的是一个回乡青年由热恋而失恋，又由失恋而发愤的一段普通经历。但作者充分利用这一故事中包藏的生活意义，以丰富而又独特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比较充分地掘现了主人公在痛苦中思考，在思考中振作的心理变化过程，人物真切可感，作品深含哲理，很耐人寻味。
《在困难的日子里》是作者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中撷取素材、加工制作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中篇带有一定成分的自传色彩。因而作品从时代背景到具体细节，都精细确实，通篇回荡着打动人心的感情力量。马建强肩负着似乎超出了他的应付能力的种种重压，在重重困难中分辨、思索、抗争、前进，每一步都紧紧揪着读者的心。作者以径情直遂的笔法，通过一个农民学生的眼光、心理和遭遇，艺术地再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在物质上、精神上所经受的巨大艰辛，使人们不仅看到了夹杂着某些人为因素的罕见天灾对于人们的沉重压抑，而且看到了面对着奇灾大难顽强向上的民族精神的闪光；使人们不仅看到城乡之间深藏着的种种差别，而且看到了为缩小这种差别而努力的种种苦衷。历历在目的历史画面如同立体化的电影，引动着读者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境界，与主人公一起愁苦，一起欢愉，身临其境般地深切体验那虽然过去了但绝不该忘记的一幕历史。“写自己所熟悉的”，在这里发挥出了巨大的艺术威力。
同一时期脱手的《人生》，不妨可以看作《在困难的日子里》的续篇。这不仅在于他继续采取了以窘境中的农村青年看人生的角度，主要地还在于它接着《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和时代脉络，生动地展示了八十年代的马建强——高加林，在新生活中的新境遇。看得出来，作者是尽了最大努力来开发和利用自己的生活积累的。作品由高加林的生活和性格的变化生发出一系列曲折有致的故事，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绘与时代风云的展示互相交错，场景的鲜明勾勒同心理的细腻剖析互相结合，深沉斑驳的文笔极现了复杂而丰富的人的内心奥秘，繁复交错的线索写尽了现实生活的固有形态。一切都复杂而又地道，纷呈而又深刻，作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到笔随，得心应手。因此，小说以生活化的艺术画面，哲理化的人生内蕴，令人共鸣，启人思索。《人生》把路遥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的创作，推到一个先前不曾有的高度。
路遥的这些作品在他的创作中能够推陈出新，包含着多种因素自不待说，但他找到自己生活库存的最好突破口，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路遥熟谙“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是不错的，但又为他的农民出身和由农村到城市的阅历所决定，他最熟稔的、最深谙的，是农家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成长中奋斗的种种境遇、思想和感情。在这里，他有亲身体察的感受，蓄积已久的生活和烂熟于心的形象。
经过自己的艰苦探索，由写不大熟悉的、到熟悉的、到最为熟悉的，路遥的收获是显著的。这些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反映了他的创作的自觉和清醒。通过农村青年的理想追求来反映“交叉地带”，能充分展开作品的生活场景，概括更为深广的时代内容。写它，既是农村题材的延伸，又是城市题材的扩展。这一文艺创作不可忽视的而又比较薄弱的环节，正是路遥能够发挥优势，大显身手的地方。
二
熟悉生活给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熟悉了并不等于理解，要很好地反映生活，关键还在于理解生活。路遥的创作在生活内容上常有新意和深意，也正在于他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面对着新的生活》一文中曾这样谈到：生活就像“立体交叉桥”，“复杂的道路，繁忙的车辆行人；不断地聚汇，不断地分散；有规则中的无规则，无规则中的有规则。”“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可歌的、可泣的、可爱的、可憎的、可喜的、可悲的人和事物都有。我们不应该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只有反映出了生活中的真实的（不是虚假的）矛盾冲突，艺术作品才会有不死的根！”这些意见告诉我们，路遥是把生活作为一个复杂而又丰富的整体来看待，并以大胆而真实地表现这种生活本相为目标的。
路遥的这种追求，反映在他早先的创作中，就是以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为契机，反映与爱情纠缠在一起的种种复杂的生活矛盾。
《风雪腊梅》里的冯玉琴，被名为招工实为选妃地从农村招进县城当了服务员之后，面临威胁式的劝婚，寄希望于从小青梅竹马的康庄哥的支持，不料当上了某单位炊事员的康庄哥却苟且偷安，有意让婚。可爱的变成了可鄙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月下》里的大牛，得知自己痴恋而又单恋着的漂亮姑娘兰兰将要嫁到城里，顿时由莫名的失意激起了无名的怒火，愤恨之极，便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地怒砸接兰兰进城的汽车。无可非议的爱美之心与不切实际的占有美之意混杂一起，在憨直里又显然夹带着几分文化愚昧。
《痛苦》里的高大年，因过分沉溺于对女友小丽的热恋贻误了高考，而考上大学的小丽则毫不原谅地疏远了他。他在事实的教育下，在劳动中发愤学习，终于以更优异的成绩考上名牌大学。痴求爱情却失去了爱情，失去了恋人却得到了学业；为可爱的所弃，令人愤恨；遂由可恨的而受益，又令人感念！
在这些作品里，物无一量，事无定规，一切都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发展。生活中的爱与恨，悲与喜，愁与乐，甜与苦，互相牵连，又互相交叉，互相制约，又互相转化，构成了一个远非“光明”与“黑暗”、“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主流”与“支流”等简单概念所能概括的包罗万象、不拘一格的整体生活内容。
这种以生活现象有偶然性、变异性、交叉性来表现复杂丰富的人情世相的手法，到了便于拉开场景的中篇小说里，便愈见集中，愈见强烈了。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以其深刻的剖析和大胆的揭露，给我们典型地概括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复杂现象：“革命”群众在“革命”的旗号下对革命分子大打出手，革命干部抱着接受“革命检验”的诚心被“革命”致死，群众运动的“革命性”、“造反性”表现为盲目性、破坏性……一切都浑浊了。混乱中，真正革命的几乎程度不等的受骗上当，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借“革命”以营私的，倒却如愿以偿。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地怪诞离奇，这一切又都那么不掺杂任何虚假地真实可信。
《人生》所反映的时代与十年浩劫时期已截然不同了，但人生仍然是人生：旧的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矛盾不同了，依然有矛盾。作者毅然把笔锋潜入生活的漩涡，踏实地把人生的内幕展现在我们面前：身为干部的高明楼倚权弄势，位在公职的高占胜拍马钻营，含苞欲放的刘巧珍情真意挚，风华正茂的黄亚萍佻多情，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同高加林的生活发生着关系，使涉世未深的高加林置身于风浪不息的生活海洋。高明楼的儿子要当教师了，高加林只好回家当农民了；高占胜包藏个人目的的“走后门”成功了，高加林进了县城工作；黄亚萍恋爱中见异思迁了，高加林便喜新弃旧了；张克南之母把“走后门”一事告发了，高加林随即被解雇回乡了。不同向心力的欲望和行为汇聚在一起，这就是高加林所置身的“典型环境”。在这里，他们的进退互有牵涉，得失互有瓜葛，荣辱互有联系，在各自的生活追求中都难尽如人意，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必须正视而又难于应付的“人生”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生活中“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与共”，“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雨果语），而且看到了不管多么伟大的热情，多么崇高的理想，都要受种种琐细而粗俗的生活情形的牵制，都须经历摆脱种种困扰自己束缚的斗争。《人生》确实把人生概括化、具象化了。
仅从反映生活的复杂性上来理解路遥的作品，显然还是不够的。路遥是以生活之特殊来反映生活之一般，以生活之偶然折射生活之必然，以生活之繁杂映现生活之严峻，是在对于生活更为深沉、雄浑的开掘上，提示复杂而丰富的生活之流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趋向的。《风雪腊梅》中坚持生活信念的冯玉琴，《青松与小红花》中献身农村教育的吴月琴，《痛苦》中发愤图强的高大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忍辱负重的马建强，都是在困难中不迷茫，在逆境中不颓唐，表现出了时代青年积极向上的生活追求的。即便是错综复杂得近乎斑驳陆离的《人生》，也是在杂色中显出了亮色的。当高加林伫立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时，虽然有人把他推向歧途，不是也有人引他走向正路？当他因挫折而灰心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时，村里的父老乡亲没有因为他一时的背叛而冷漠他、嫌弃他，特别是德顺爷热情、耐心地鼓励他吸取教训，继续前进，使他终于醒悟，并建立起“重新好好开始生活”的信念。这些雪中送炭的帮助，连同高玉智从自己做起扭转不正之风和高加林的反躬自省，都向人们表明：在复杂的人生旅途中，仍有批判腐朽者、诱掖后进者，在以自己有效的努力把生活之船导向光明和进步；而每个因种种原因暂时迷失方向的青年，经过生活的教育、人们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迷途知返，重上正路。这正是头绪纷繁中的头绪，不规则中的规则。
应当说，像路遥这样大胆、深刻地表现复杂人生的，在当时农村题材作品中还不多见。但是，谁又能说这不是生活本相的真实写照呢？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欲望和个性，因而决不是纯洁化、单一化的。正因为生活中有幸福，又有痛苦，有欢乐，又有忧伤，有希望，又有失望，还不是充分理想的，我们才不满于现状，不安于现状，还要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建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路遥的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点上，显示出了其现实主义的清醒严肃的深邃性。
三
同在社会生活的开掘上以多种努力揭示其内在旋律相一致，路遥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有着相应的追求，这就是在多重、多头矛盾中，显示人物性格在一定的主导倾向中的复杂性。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大都认为“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本质，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不是“英雄人物”，便是“正面人物”，要不就是“反面人物”，而写“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又极力避讳可能影响其光辉形象的瑕玷，不能有私心杂念之疵，不能有迟疑犹豫之嫌，甚至不能写行动之前的思想活动和精神准备，他们的认识一贯是正确而又明确的，他们的行动向来是果断而又成功的。这种创作公式给我们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极大危害。它使我们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思想简单、性格单调、语言贫乏、动作机械，越来越趋向于“概念化”、“类型化”、“木偶化”。因为严重失真，他们没有认识价值，也没有艺术价值。
路遥是不大信服这种对于人物超生活的简单理解的，他从生活的实际和作品的内容出发，注意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在塑造人物中，又注意切合生活环境地具体描绘他们可能有的、发展变化的思想性格。
00他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既写了县委书记马延雄的伟大——为平息大规模的群众武斗而献身，又写了这一可敬伟人的可悲——始终未能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庐山真面目”；既写了武斗干将周小全的卑劣——参与对革命干部的迫害，又写了这一可卑小人的可贵——不沉沦于浩劫的思索、探求和醒悟。他们或者在认识上有自己的局限，或者在思想上有自己的发展，都是在表象矛盾中呈现出符合生活轮回、符合历史真实的性格真实的。即使是作者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执意推许过的马建强，也是在他那有时失意，有时欣悦，有时自我排忧，有时自找烦恼的复杂心理历程中，揭示了他思想性格中与好强、聪慧的优点所粘连着的孤僻、多疑的缺点。
要说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当然还要数高加林的形象。他明知应当诚实，偏要追求虚荣；不愿游戏人生，又想姑且冒险；不忍割舍旧情，又不肯放弃新爱。他时而自强，时而自馁；时而自重，时而自弃，在“人生的紧要几步”，或者想掌握自己时掌握不了，或者能够掌握时又不去掌握，终于走了一条“之”字形道路。他的思想性格绝不是纯净的：他有着争强好胜的气质，又有随波逐流的惰性，他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又有见利忘义的劣习。他那上进心里分明伴随着一定的虚荣心，英雄主义里显然又连缀着某些个人主义。因而，高加林的生活悲剧，不尽是诸多社会生活矛盾交叉促成，也是他自身的思想性格的矛盾的客观演化。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地分析，就不难看出性格矛盾的高加林并不属于那种“性格分裂者”。他在由农村到县城的人生浮沉中，一度真心爱慕没有文化的刘巧珍，一度立志改革落后农村，一度积极从事采访工作，以及他在追求虚荣时常常若有所失、于心不安等，都表明，他思想性格的基本一面还是健康向上的。尤其是在他总结自己的生活悲剧时，没有责怨那些事实上在造成他的悲剧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人和事，而是一味的自责，从自身寻找原因，更是难能可贵。高加林以自己痛心疾首的大彻大悟，向人们透出了他能够在跌跤后爬起，向新的目标进发的信息。
四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文坛上的许多年轻的和已不年轻的作家，一时间竞相求异翻新的时候，路遥却不声不响地拿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依然是《惊心动魄的一幕》那种路数，依然是《人生》那副笔墨。当时，许多人的眼光都为那些新奇诡怪的东西所吸引，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依然故我的长篇三部曲不知该说些什么。
《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评价，可能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就作者方面来说，可能由于首卷过于平铺直叙、全书比较拖沓、浩繁而使性急的人失去阅读的耐心；就评论一方面来说，可能因对写实性的长篇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倾向缺乏深刻认识，因而不管青红皂白对这一倾向的作家作品普遍失却热情。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现实主义创作因直面现实凛利、囊括生活广博，兼之有揭示人的命运和洞悉人的心灵的多种功能，迄今仍是反映我们这块多难的热土和表现热土上的子民的最有效的艺术武器。而对于有的作家来说，生活的经历和艺术的造诣又使他成为这一“武器”最适合的操持者，而他在这种别无选择的追求中也能以别开生面的建树在文坛上别树一帜。以上两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可以给我们作出很好的说明。
丰厚的《平凡的世界》能给人以多向信息、多种意蕴和多重启迪，但读后使人萦绕于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已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成因。而在实现这一艺术目标的过程中，路遥把他那种冷静而严谨、客观而深沉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发挥到极致。他正视严酷现实眼不眨，直书惨淡人生手不软，从而使作品以一种强劲、雄悍的大的力度达到沉郁、幽邃的大的深度。
作品所精心塑造的两个典型人物——孙少安和孙少平，其不同的人生追求中无不充满挫折和苦难。少安与女同学田润叶情投意合，倾心相爱，但因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不得不忍痛割爱娶了山西姑娘贺秀莲；他的更大的不幸，还是事业上的处处碰壁，他不甘心混吃大锅饭，而找到脱贫致富的路子——搞分组包产，又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动向被彻底堵塞；当政策放宽、能够大干的时候，他办的砖厂又因一位“二把刀”师傅烧坏了窑，赔了大把的钱。他几乎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少平与哥哥少安不同，他性格倔强、脑子灵活，不愿滞留于家乡贫瘠的黄土地，而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闯世界，然而他的生活同样极不顺遂。他无论是在黄原打零工，还是到铜城当矿工，始终都是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糊口和养家都是困扰着他的一道生活难题，而每每给他以温暖和力量的恋人田晓霞，又在他们的热恋高潮时不幸殉身。这个本来就少有欢乐的青年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孤独感在人生之旅上艰难跋涉。说起来《平凡的世界》里的年轻一代们，谁也没有轻松的人生：田润叶在少安与他人结婚后，为了帮二爸田福军调理与李登云的关系，嫁给了自己不爱的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在婚姻的幌子下过着单身的生活；金波则因在部队上爱过一位不留姓名的藏族少妇而被复员回家，从此陷入柏拉图式的恋爱里不能自拔。还有无端致残的李向前，年轻守寡的郝红梅，卖身糊口的小翠……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条难走的路。对于那些盼恋人最终团圆、好人一路平安的好心读者来说，路遥好像是成心与他们作对似的：恋人总是天各一方，好人偏要遭尽磨难。其实，这决非作家本人过于心硬手狠，生活和人生本身就是严酷无情的。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本身所构成的多向交叉式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总是给人设置无尽的难题，布下无心的坎坷，造就无心的风浪，活着就意味着抗争，进取就更意味着挑战，苦难注定是探求者最踏实的人生伴侣。《平凡的世界》里好些难遂人愿的生活图景，委实是作者不加掩饰、不打折扣地反映了人生的本来面目而已。
当然，任何艺术描写都必然浸润着作家自己的人生看法和审美选择，路遥抑制着常人易有的模糊的善意和廉价的同情，用直率的态度和强劲的腕力直面现实之酷烈，其用意不只是表现酷烈现实之本身，他还把大量的笔墨用于描写孙少安、孙少平等人在致命的挫折和严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思索、反抗与崛起，这实际上就在面对非凡苦难的、非凡抗争过程中，张扬了非凡的精神和坚韧的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峙中超越苦难、高扬主题。孙少安、孙少平等每经受一次命运的打击，对现实的认识也就更深刻一步，对自己的调整也就更切实一步，从而在人生的搏击中更加成熟。他们在生活这部高深莫测而又渊博无比的大书中，阅读和了解社会，认识和观照自己，学习和把握人生。他们虽然依旧是普通的农人，依旧是普通的矿工，但却渐渐注入了时代新人的血液，长出了社会强人的筋骨，成长为影响着一方天地、支撑着一方世界的中流砥柱。命运的苦难折磨人，命运的苦难也成就人，人生不可能没有苦难，人生更不能没有成就，重要的是需要有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和战胜命运乖蹇的魄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很难做到，但也能够做到。路遥通过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告诉人们的这些人生哲理，对一切置身于现实、奋斗于人生的青年都不无深刻的启迪意义。
人们还不能不看到，在孙少安以及他们的父辈的人生坎坷之中，一个总也甩不掉的包袱是经济上的贫穷，一个总也摆不脱的阴影是政治上的“左倾”，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几代农人从生活上到心理上都备受煎熬。陕北老区从近代以来就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十三年，更使人们对革命事业有着崇高的热情，对党和政府有着深挚的感情。然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人们的这种神圣情感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或被愚弄了。从村干部田福堂、孙玉亭、乡干部徐治功到县委领导冯世宽、地委领导苗凯，职务虽各有不同，作风却何其相似。他们对农民的愿望和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什么移山造平原，什么假造冒尖户，什么样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政治性和革命性，以至于小小的双水村，都有了几个职业“革命家”。这是何等发达的“政治”，又是何等畸形的“政治”。而广大的普通农民，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又不得不听从这种“政治”和这种“革命家”的摆布。他们只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越革命越贫穷。这种“左倾”政治的长期运行，不仅使得老区农民生活艰难、思想迷乱，而且使得各级干部才疏学浅，头脑僵化，从而在改革热流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而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之时，他们又成为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改革的步伐在双水村、在石圪节是那样的滞重，改革的事业在原西县、在黄原地区是那样的艰难，“左倾”政治总是阴魂不散，而且常以新的面目再现，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甚至少安与润叶的恋爱悲剧、润叶与向前的婚姻纠葛，也多多少少是“左倾”政治变相作祟的结果。传统的东西滋养人，传统的东西也束裹人；我们在对民族几千年来远传统进行反思的同时，也要对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传统进行检省；改革的要害不仅在于改变贫穷的生活和落后地区的面貌，还在于校正人们的心理和激活人们的心性。这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其着力揭示当代普通人平凡而多难的命运中隐含的一个深刻意蕴。这一厚重而鲜明的底色，使作品既平添了批判的力量，又增强了史识的韵味。
从《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描写上看，路遥自《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所表现出来的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影、突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有了显著深化。这不仅表现在他力求把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简要勾勒与日常现实的细腻描绘交织起来，充分揭示生活的大波微澜上，还表现在他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对“我们”这一特殊人称的刻意强调和独特运用上。读《平凡的世界》，“我们”会不断地跳入眼帘。写景时有“我们”：“在我们的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在默默地开放在山野地里。”叙事时有“我们”：“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像换了另外一个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议论时有“我们”：“在我们短促的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往往也与我们失之交臂。”在这里，“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述方式在第三人称中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群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由局外引入局内，使你时时明白：“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法国文学史学家朗松，曾把现实主义诗人作品中的“自我”称之为“一群人的‘我们’”，路遥则干脆把“自我”变成“一群人”的“我们”。个中把他用大众的眼光看取生活、以大众的情趣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表露无遗。从“我们”的叙述人称中，人们还分明能感觉到路遥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民的亲情。对于艺术的追求，使路遥不得不离乡习文，从事创作，但他又在艺术世界的营造中回归故里、亲吻乡土。这也使得路遥式的土著作家的现实主义与那些知青作家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显然更带历史性、自传性和参与性。
可以说，路遥是有意把文学作品当成“历史的摘要”（泰纳语）来写作的。应当说，一部作品能够成为“历史的摘要”，以对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艺术概括，而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也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与荣耀。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我以为，路遥的小说就具有“时代的眼睛”这样的作用，这便是它们不该被人们忽视、也无法被人们忽视的原因所在。
文摘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六七年纪事)金盆打了，份量还在。
——中国民间格言一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过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
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
乡村在动荡中……
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的县城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么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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