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借来的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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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著，涂险峰译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17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802776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今天的美国，其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的全球帝国，而在于它不是：换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国，一面继续扮演民族——国家的角色，无情地追逐自身利益。近来美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仿佛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生态主义箴言的古怪颠倒：全球性地行动，地方性地思考。
——齐泽克
齐泽克的论证精妙、机智而又激情充沛……确证了他作为最富有原创性和最激动人心的当代左派思想家的地位。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内容简介
“借来的壶”出典自弗洛伊德有关释梦的笑话。有这样三条陈述：第一，我从未借过你的壶；第二，我已将它完好无损地归还于你；第三，当我从你那儿把壶拿来的时候，它已经破损。如此前后矛盾的论据，只是为了否认一个事实……我还给你的，乃是一把破壶。
齐泽克认为，美国为出兵伊拉克寻找理由，其逻辑与上述笑话如出一辙。他并声明，本书并不是关于伊拉克的，这场战争也不是关于伊拉克的，而是关于我们大家的。
作者简介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社会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其著作包括《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ofIdeology）、《幻想的瘟疫》（The PlagueofFantasies），《敏感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WeI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等。
目录
中译者前言
引言：他们控制着伊拉克，但是否控制其自身？
Non Penis a Pendendo
伊拉克“麦格芬”
民族
国家帝国
新老欧洲
英雄与懦夫的故事
欧洲何所欲？
关于在中东采取行动的一个温和建议
“无声的革命”
附录一：Canis a non Canendo
自由主义赝品
行动、邪恶与安提戈涅
一步跨出之险
对民主而言过于激进？
“无意识，就是政治”
乌托邦与温柔的屠杀艺术
附录二：Lucus a non Lucendo
伦理暴力吗？是的，请吧！
四种话语
一杯去掉咖啡因的现实
无辜的暴力
关于高贵的谎言与苦涩的真相
译名对照表
书摘插图
伊拉克“麦格芬”
两位绅士在火车上相逢，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所携带的异乎寻常的包裹所吸引。他问这位同伴：“你带的那个与众不同的包裹里装的是什么？”另一人回答说：“那是一个麦格芬。”第一人问：“麦格芬是什么？”第二人答道：“麦格芬是一种在苏格兰高地猎杀豹子的装置。”前者自然会说：“可是在苏格兰高地没有豹子。”“好吧，”后者说：“那它就不是麦格芬，对吧？”
“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难道不是与这个“麦格芬”吻合得天衣无缝？[顷便提一下，最著名的希区柯克式的“麦格芬”之一，恰是一种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声名狼藉》（Notorious）中的那些装有“放射性钻石”的瓶子！]难道它们不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存在，而从未被经验确定？几年前，当联合国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搜寻时，人们料想它们被藏在最不相称、最不合常情的地方，比如从沙漠（这个颇合逻辑的地点）到（稍稍不合情理的）总统府地下室里（这样一来，当总统府被炸时，它们就会毒杀萨达姆和他的全体扈从？）断言其大量存在却又仿佛魔术般地由一队队工人手工搬运，四处转移。这些武器被摧毁得越多，它们的威胁似乎就越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仿佛由于其中大部分被摧毁而超自然地增强了剩余部分的毁灭力。就其本身而言，根据定义，它们就永远也找不到，于是就更加危险……既然一件也没有找到，我们便已抵达这个“麦格芬”故事的最后那句话：“好吧’，布什总统在2003年9月说，‘那它就不是“麦格芬”，对吧？”’
2003年秋天，当数百名核查人员满处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连一处也未探明的时候，公众正拟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你们是否对我们撒了谎？”无怪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寻找，逐渐被提升为寻找圣杯的现代翻版。戴维凯，这位在2003年9月撰写报告承认没有找到任何武器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家，对这一让步进行修饰而更添一说日，得出最后结论为时尚早，许多工作还有待进行：“我想他们将会在今后数百年里一直对萨达姆帝国遗址掘地三尺，挖个不停。”托尼布莱尔，一位热忱的基督徒，用“唯其荒谬故而信仰”（credo quaabsurdum）这样几乎直截了当的宗教字眼，来表达他对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念：尽管缺乏证据，他个人深信不疑它们终将被发现……对于这个谜团，唯一合适的答案不是乏味的自由主义呼吁，即要求在罪行尚未证实以前视之为无辜者，而是2003年9月在BBC网站上由“来自苏格兰的拉结”提出的简洁明快、一语中的之说：“我们知道他有武器；我们向他出售过一些。”这是一项严肃认真的调查应有的方向。
关于那个基本的副歌（即：“伊拉克是个大国，萨达姆有许多时间来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假以时日，我们肯定会找到它们！”），其问题在于，它与一位法官的下述行为异曲同工：在先惩罚被指控者、然后被迫承认并无罪证时，他说道：“给我更多时间，我担保将会找到证明惩罚合理的实质性证据！”于是——你先行惩罚，然后寻找罪证。更不用提及如下事实，即：这恰恰正是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战前一直在请求的东西——即更多的时间——却被美国严词否决。基于所有这些事实，我不禁抱有如下假想，即美国人并非简单地不能确定萨达姆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他们已然确知他并不拥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冒险对伊拉克发动地面进攻的缘故。因为，假如美国把自己的断言当真，亦即伊拉克拥有随时能够释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由于害怕已方伤亡过大，它或许就不会发起地面攻势，而是坚定不移地实施空中轰炸战役。
于是，布什的先发制人学说意味着什么，在此便有了第一个实战演示。现在，这个学说（在2002年9月20日白宫发表的题为“国家安全战略”的31页篇幅的文章中）被公开宣布为美国国际政治的官方“哲学”。它的主要论点是：美国武装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应该保持“不可挑战”的地位；既然当今主要敌人是“非理性”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与共产主义者不同，甚至缺乏一种起码的生存意识和对本国人民的尊重，那么，美国就有权先发制人（即攻打那些并不是对美国已然构成明确威胁，而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或许会构成威胁的国家）；尽管美国应该为这样的进攻谋求设立专门的国际联盟，但如果得不到充分的国际支持，就应该保留独立行动的权利。这样，尽管美国让自己对其他主权国家的支配以基于慈善家长制的面目呈现，且这一家长制顾及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但它仍为自己保留了定义什么是盟友的“真正”利益的终极权力。这一逻辑可以明确地表述为：当美国察觉到一种潜在威胁、正式要求盟国予以支持、但盟国的赞成其实是有选择的时候，美国便连即使是中性的国际法借口也弃之不顾了。潜台词总是“有你没你，我们都照干不误”（简言之，你可以自由地赞成，却不能自由地反对）。关于被迫选择的古老悖论在这里被复制出来：选择的自由是以正确的选择为前提。
这一“布什学说”，依赖于对全盘控制未来威胁的妄想狂逻辑的强烈主张，证明对这些假想的威胁进行预先打击的正当性。在知识自由流通的当代世界里，这样的招数之愚蠢无能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环线是闭合的：唤起一幅惊心动魄的恐怖行动即将发生的未来前景，目的是为了论证现在不断进行的预先打击的正当性。这一闭合之环在2002年2月。的一场电视辩论中得到完美表达。当时，身为演员和前国会议员的弗雷德汤普森（FredThompson）替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辩护说：“当反战示威者说‘但伊拉克究竟对美国干了什么？它并没有攻打我们！’的时候，只需用这个提问来回答它：‘那么，这些撞毁世贸双塔的恐怖分子，在9月11日以前究竟对美国干了什么？他们也是什么都没干！’。”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它预先假定我们可以把未来当做以某种方式已经发生之事来对待。
根本的悖论在于，正是这种先发制人战略将会促成核武器的大量繁殖。当美国攻打伊拉克而不是北朝鲜的时候，背后的逻辑一目了然：一个“无赖”国家，当它一旦突破临界限度，并实质性地获得了核武器时，就不能简单地去攻打它了，因为这要冒激起猛烈的核反攻以杀死“我”方数百万人的危险。这，正是北朝鲜从攻打伊拉克的战役中得来的教训：这一政权将核武器视为其生存的唯一保障；在它看来，伊拉克错就错在首先接受了与联合国的合作，以及国际核查人员的到场。
那么，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人人都恐惧某种灾难性的后果：大面积生态灾难，美方的高伤亡率，对西方的又一轮规模巨大的恐怖袭击……于是我们都默默地接受了美国的立场——而现在，当战争（以某种重复1991年海湾战争的方式）迅速结束、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之后，大家普遍松了口气，甚至美国政策的许多批评者也是如此。所以我愿意考量这样一个假说，即：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是在故意激起这种对于大难临头的恐惧，指望在灾难实际上没有发生时产生普遍的舒心缓气之感。然而，可以论证，这才是最大的真正的危险。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有勇气做出截然相反的宣告——或许对于美国而言，一个反向的军事逆转，才是可能发生的绝佳之事。一个令人肃然警醒的坏消息，会迫使所有的参与者重新思考自身的立场。
在这场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的数日和数星期里，和平运动几乎销声匿迹，而曾经反对这场战争的西欧国家则钻进地缝，羞愧难当，并开始对美国摆出握手言欢的种种姿态——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t Schroder）甚至为他的反美声明公开道歉。反战者的这种忐忑不安是他们深深迷失方向的一个悲哀的信号：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正应该感到忧虑。接受“事情的结果仍然不错”的看法，接受萨达姆政权的崩溃没有伴随着数目巨大的死亡和令人恐惧的主要灾难（油井燃烧、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观念，就是臣服于最危险的幻觉——正是在此处，他们由于错误的原因为反战付出代价。试图表明美国的占领如何伤害伊拉克人，这一论辩路径完全是错误的。甚或相反，普通的伊拉克人也许终将会从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中获得生活水平、宗教及其他自由等诸方面的利益。这场战争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伊拉克人，他们在别处！
我们是否意识到，至少迄今为止，作为战争合法性论证而唤起的所有预言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使用，甚至没有被发现；没有狂热的阿拉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直到最近为止）；几乎没有油井被点燃；没有共和国卫队几个师的兵力誓死保卫巴格达直到最后一刻而不惜毁灭这座城市——简言之，结果伊拉克是一只纸老虎，在美国的压力下，基本上只有土崩瓦解…。这_军事上的“胜利”，难道不正是证明反战的正当性——即伊拉克并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一事实的根本证据吗？萨达姆政权是一个可憎的极权国家，罪行累累，尤其是对它的人民。然而，我们应该留意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当美国代表列举萨达姆的恶行劣迹时，他们系统地省略了无疑是他（在致人痛苦和违反国际法方面）的最大罪行：对伊朗的侵略。原因何在？因为在这次侵略中，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当时正在积极主动地助伊拉克一臂之力……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把针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斗争视为攻打伊拉克的真实目的，那么，我们就被迫得出一个结论：这次进攻不仅是一个失败，而且它甚至恰恰强化了它的敌对目标。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在伊拉克归根结底具有世俗和民族主义特性，与穆斯林原教旨民粹主义并无接触一显然，萨达姆仅仅是与泛阿拉伯穆斯林情感肤浅地调情。正如他的过去所表明的，他是一个务实的统治者，为权力而奋斗，为其目的所需可以见异思迁地更换盟友：起初对付伊朗，攫取其油田；然后对付科威特，出于同样的原因，给自己惹来一个同美国联合的泛阿拉伯联盟。确凿无疑，萨达姆唯独不是沉迷于“伟大撒旦”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那个随时准备摧毁世界而仅仅是为了打动他自己的人。对于社会复兴党（Ba’am）政权的这一世俗性质的最高证明，就是如下具有讽刺性的事实——在2002年10月的伊拉克选举中，萨达姆侯赛因获得100％的支持率，由此比斯大林的99.95％的结果更加光彩夺目——在所有的国家媒体上一遍又一遍演奏的竞选歌曲，不过是惠特尼休斯顿（Whimey Houston）的《我将永远爱你》（I WillAlways Love You）。
我们可以猜测，美国人清楚地知道萨达姆时代以及他的非原教旨主义政权即将终结，而攻打伊拉克或许可以想象成一个远为激进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一不是针对萨达姆，而是针对作为萨达姆政治继位者的这名主要敌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然而，如果是这样，美国干涉的恶性循环只会变得更加复杂。按照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逻辑，危险在于，正是美国这一干涉将会促成使美国最为恐惧的现象出现：一个巨大的、联盟的、反美的穆斯林阵线。这是美国首开先例地直接占领一个举足轻重的阿拉伯大国——它怎能不产生普遍仇恨的反应？已能想象得出，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如何梦想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以及那将如何迫使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紧急状态，永久性地高度警戒下去。
作为美国占领的结果，其实可能出现的恰是一个真正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反美运动；一个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有穆斯林存在的国家的这类运动直接相连的运动——换言之，一个穆斯林“国际”。而最、初的征兆已然可辨：从什叶派每天反对美国驻留伊拉克的游行示威，到每天袭击美国士兵的行动。这仿佛是“理性狡计”的当代展示，某一只无形的命运之手不断地重复安排，使得美国干涉的短期胜利强化了美国干涉所要反对的目标。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无法抗拒一个有点轻度妄想狂的推测：如果布什周围的人洞悉这一切又会怎样，如果这个“附带的损害”才是整个行动的真实目的又会怎样？如果这场“反恐战争”的真正靶子不仅仅是中东以及中东之外的全球性地缘政治重组，而且也是美国社会自身呢（亦即对于无论何种残留的解放潜能的压制）？所以我们应该格外小心，不要进行错误的战斗：关于萨达姆如何邪恶，甚至关于这场战争的代价以及诸如此类的争论，这不过是调虎离山之计。重点应置于什么在我们社会中真正地绽露出来，置于作为“反恐战争”的后果，什么样的社会正在此地当下出现。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将是我们的政治秩序的改变。
此处，只需提一个天真的问题：美国作为全球警察——有何不可？事实上，冷战之后的局势需要某种全球性力量来填补空白。问题存在于别处：不妨回想一下广泛传播的将美国视为一个新罗马帝国的看法。今天的美国，其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的全球帝国，而在于它不是：换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国，一面继续扮演民族一国家的角色，无情地追逐自身利益。近来美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仿佛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生态主义箴言的古怪颠倒：全球性地行动，地方性地思考。这一矛盾的最好例子是美国2003年夏天施加在塞尔维亚身上的双面压力：美国代表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将战争嫌疑罪犯移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这与全球帝国要求一个跨国的全球审判机构的逻辑保持一致），并且与此同时与美国签署一个双边协定，禁止塞尔维亚将任何有战争罪或其他反人道罪嫌疑的美国公民移交给任何国际机构（也就是，给同一个海牙法庭）（这与民族一国家的逻辑相一致）——无怪乎塞尔维亚的反应是一种困惑不解的愤怒。对于克罗地亚也是如此：美国正在对克罗地亚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把被指控在波斯尼亚斗争中犯有战争罪的几位将军引渡给海牙法庭。对此的反应当然是：当他们自己都不承认海牙法庭的合法性的时候，怎么能够如此要求我们？抑或美国公民实际上“比其他公民更加公平”？如果径直将布什教义的基本原则普遍化，那么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难道不会被全然正当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