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印红楼之传国玉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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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逗红轩著
出 版 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2-1字数： 220000版次： 1页数： 298印刷时间： 2008/02/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713602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石头记》从明朝万历年间的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一直写到清朝康熙年间的台湾郑氏集团的降清，详细地记述了其间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及其主要历史人物。 《石头记》是一部“传国玉玺传”，其中“衔玉”之贾宝玉即传国玉玺。而妙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都是曾经镶嵌在传国玉玺缺角上的一角，分别代表宋、元、明、清，为了占据“传国玉玺”的缺角，勾心斗角，争风吃醋。 ……
内容简介
《红楼梦》本名《石头记》，其作者是洪昇，创作于清初康熙年间，参与创作者有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等，都曾是“《长生殿》事件”的参与者。
《石头记》只有八十回，业已完稿，并作过修订，并非如“红学”所认为的是一部未完成之作。
《石头记》还带有“脂批”，也是《石头记》的正文，是《石头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带“脂批”的《石头记》就是《红楼梦》，《石头记》等于《红楼梦》加“脂批”。
“脂批”的主要创作者脂砚斋和畸笏叟，其实就是作者洪昇自己。作者借“批”之名，行“写”之实，双管齐下，书就了这“千古未闻之奇文 ”。
“曹雪芹”并不存在，是作者有意虚设的“莫须有之人”。
《石头记》是一部“传国玉玺传”，其中“衔玉”之贾宝玉即传国玉玺。而妙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都是曾经镶嵌在传国玉玺缺角上的一角，分别代表宋、元、明、清，为了占据“传国玉玺”的缺角，勾心斗角，争风吃醋。
《石头记》又是一部“明史”，清朝的文字狱不允许真正的“明史” 存在，于是洪昇采用“避讳”之法，将《石头记》分为正反两面，正面是 “红楼梦”，反面是“明史”。
……
目录
自序 扯掉“红楼人”的遮羞布
前言 什么是《红楼梦》？什么是《石头记》？
上篇 《石头记》的入门钥匙
入门钥匙之一：“红楼梦”即“明史”
一 “赤壁怀古”之谜
二 “红楼梦”即“朱明之梦”
入门钥匙之二：“红楼”即“青楼”
一 “怀古诗”之谜
二 “红楼梦”亦“清朝之梦”
三 “红楼梦”与“青楼梦”合而为一
入门钥匙之三：“草化”之曹寅
入门钥匙之四：《石头记》即“传国玉玺传”
一 “衔玉”之宝玉即“传国玉玺”
二 薛宝钗——镶嵌在传国玉玺上的“后金”
三 蒋玉菡——从传国玉玺上崩掉的北京朱明之“玉角”
四 林黛玉——从传国玉玺上崩掉的大明“玉角”
五 妙玉——从传国玉玺上崩掉的大宋“玉角”
六 史湘云——从传国玉玺上崩掉的蒙元“金角”
入门钥匙之五：林黛玉、薛宝钗亦印泥
一 “绛珠草”与“绛珠仙子”
二 “木石前盟”与“木石姻缘”
三 “终身误”与“枉凝眉”
下篇 解读方法与作者之谜
《石头记》正确的解读方法
一 读“反文《红楼梦》”和“反文脂批”
二 “解谜”、“还讳”、“意淫”
三 “谋局”、“会诗”
作者之谜：《石头记》作者是洪昇
一 洪异之“自白”
二 “《长生殿》事件”
三 莫须有之“曹雪芹”
四 脂砚斋、畸笏叟亦洪昇
书摘插图
入门钥匙之一：“红楼梦”即“明史”
国学大师蔡元培先生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却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讥讽蔡元培先生“猜笨谜”，说：“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胡适认为《石头记》“不值得猜”，他真的这么牛吗？到底谁走错了道路？我们通过破解《石头记》中的谜语，来回答这个问题。
《石头记》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宝琴将素习所经过各省内的古迹为题，作了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作者明确告诉我们薛宝琴所作的是谜语诗，但并没有给出谜底，只是说：“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
我们先解读“薛小妹新编怀古诗”的第一首，看看究竟是不是“不值得猜”。
赤壁怀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谜底：（1）“明史” （2）清初“文字狱”
解读
此诗不通。
“赤壁”，即位于湖北赤壁市西北长江南岸的赤壁山，是著名的古战场。三国时诸葛亮和周瑜曾在这里火烧曹营，大败曹操。
宋代苏轼也有“赤壁怀古”词一首，其开头便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薛小妹却道：“赤壁沉埋水不流。”赤壁只是座小山，别说“沉埋”了，即使将它扔到江中，也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如果说这里指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沉埋”在赤壁边的水里，但又哪来的载名姓的“空舟”呢？注意不仅是“沉”，还有“埋”！而且达到了使“水不流”的程度。
如果硬说就是还有“空舟”，那么后面的“喧阗一炬”又烧的是什么呢？联系上下句看只能是“空舟”，谁没事干又效颦诸葛亮周瑜把“空舟”给烧了呢？如果将“喧阗一炬悲风冷”这一句往前提，那么“喧阗一炬”之后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便“沉埋”了，但却留下了“空舟”，难道周瑜的一把火借着诸葛亮的东风，专烧人不烧船么？难道“喧阗一炬”之后，“樯橹”并没有“灰飞烟灭”？
“薛小妹”为什么作此不通之诗呢？且莫管她，作者的目的也并不在此。既然她明言这是谜语，我们便来猜谜。
（一）“赤壁沉埋水不流”，“赤壁”，可以理解为“朱姓王朝”，即明朝；“沉埋”，入土，成为历史；“水不流”，不再延续。那么“赤壁沉埋水不流”一句可以解读为：明朝已经灭亡。这是一种思路。
“徒留名姓载空舟”，记载已亡明朝之“名姓”的能是什么呢？史书也，可以称之为“明史”。所谓“空舟”，“书”也；“载”，记载也。
但这样解读能说得过去吗？我们来验证一下。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明末清初，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物叫钱谦益，人称“两朝领袖”，精於史学，立志修“明史”。明末，钱谦益曾撰修《历朝实录》，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园”，后李自成火烧明皇宫，“蕉园”也没能幸免。清初，钱谦益又收集了完备的明代史料，编写了达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藏于自家藏书楼“绛云楼”，后也毁于一场大火。钱谦益曾叹曰：“乌乎！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他认为:“汉晋以来，书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二也；绛云楼火，三也。”又在《蕉园》一诗中写道：“蕉园焚稿总凋零，况复中州野史亭。”他把存放在蕉园内的《历朝实录》叫正史，把存放在绛云楼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而绛云楼又叫“半野堂”。所以他所编修的明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已经在“喧阗一炬”中化为了灰烬。
谜面可以解读为：
明朝已不再延续，成为了历史，只留下许多名姓记载在明史里。记载无限大明“英魂”的明史又被大火所烧毁，只有在冷风中悲叹了。
此谜谜底为：“明史”。
“绛云楼”在清初可是名闻天下，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就曾居住于此。如此一来，由“明史”牵连出“蕉圆”和钱谦益，钱谦益又牵连出了柳如是。柳如是乃秦淮八艳之一，是否会牵连出“秦淮八艳”呢？
但如此就得出“明史”的结论，似乎不大可靠；况且和“火烧赤壁”相比，这两把火似乎也不够“喧阗”。但哪里还有可以和“火烧赤壁”一较大小的“喧阗一炬”呢？
（2）作者由“赤壁怀古”，牵连出了“明史”。说到“明史”，就不得不提及清初的一大文字狱冤案，叫“庄氏明史案”。
“庄氏明史案”：明末宰相朱国桢，退休后著有《明史》稿一部，清兵入关后，朱氏后人将书稿卖给富户庄氏，庄氏又请人将明末崇祯一朝历史补上，并请人整理、润色、作序，命名为《明史辑略》，作为庄氏自己的著作出版。该书在提到明朝在辽东与满人交战时，仍用明时习惯用语，用明朝年号；称清先祖和清兵为“贼”，对清室先世直呼其名，不加尊称，等等，这就构成“诋毁清朝”的“十恶不赦”的大罪。凡参加庄氏《明史辑略》整理、润色、作序的人，及其姻亲，无不被捕，每逮一人，则全家老小男女全部锒铛入狱。与此书相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购书者、藏书者、读过此书者，莫不株连。入狱者2000余人，审讯后定死刑70多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一时人头落地，血肉横飞。依清律，各犯之妻、妾、媳、女及15岁以下之子、侄、孙等没官为奴及徙边者无数。这是清朝一宗大案，发生在康熙二年。
“庄氏明史案”开了清代文字狱的先河，此后雍正、乾隆，一代比一代残酷。文字狱泛滥，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人人自危。龚自珍诗的两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道尽知识分子恐惧悲凉的心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顿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这些，对中国的历史影响都十分深远，是造成中国积弱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
作者由“赤壁怀古”，牵连出了“明史”，又由钱谦益所修的“明史”，包括“正史”、“野史”、“半野史”，都已在“喧阗一炬”中化为灰烬，牵连出焚烧“明史”的“喧阗一炬”。什么才是真正的“喧阗一炬”呢？当然是满清的“文字狱”了。在“庄氏明史案”中，满清的文字狱够得上“喧阗”了吧？但这还只是满清文字狱的开始。
所以此谜还暗含着另一个谜底：满清“文字狱”。
谜面可以解读为：明朝已经灭亡，只留下“名姓”记载在“明史”里。满清的“文字狱”不仅烧毁了“明史”，还造就了无数编修“明史”的“英魂”，只有在冷风中悲叹了。
谜底：（1）“明史” （2）满清“文字狱”
满清一面残酷禁焚明朝人所修撰的“明史”，一面又组织人员，自己纂修起了《明史》。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转年即顺治二年，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得到了清廷认可。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儒科。黄、顾等人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
《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上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
但清初所修《明史》，也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
《明史》中另一掩饰之处，则为南明诸帝。自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入北京同时，南京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榔于康熙元年（166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1664）。”则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说到清初修史之讳，顺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一为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又是必然结果。
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