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故宫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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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那志良著
出 版 社： 黄山书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228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07843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故宫是有伪画的，别人不说，只说高士奇，他是康熙最赏识的人，在他的《江村销夏录》里面，就把他的画分成几等，最上等的是自己珍藏，秘不示人，次等的才是与朋友共赏，最下等的是进呈与馈送之用。而嘉道以后的皇帝根本不懂字画，大臣们弄一张黑虎虎的画，填上唐人、宋人，照样可以进贡，只要给了太监红包，还不是照收入库。
……装运古物的车，也曾翻过一次，新绥公司的一辆车，装着文物，经过绵阳附近的一个桥，这是一个简单的便桥，司机不慎，车翻了下去……恰好我在成都，便赶到现场去看，才知道有三件事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便桥搭得不高，车只是翻下来，震动不大，箱子未坏。
二、冬季河水甚少，翻车的地方没有水。
三、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
……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到它。
——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
内容简介
那志良历经了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等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一生与故宫及其文物结缘,是故宫历史和故宫文物的重要见证人和守护人。
书中所叙，皆为作者的亲历亲闻，展示的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部分在时代大背景下的遭际。所引资料，所谈往事，弥足珍贵。其中尤以抗战中文物南迁着墨最多，叙述最为详尽。近两万箱计百万件文物，长达十多年，行程数万公里，却无一受损,堪称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作者简介
那志良，生于1902年，满族，字心如，北京人。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该会撤消后，成立故宫博物院，继续任职。解放前夕随一部分故宫国宝迁赴台湾，一直供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除本书外，那先生还有《玉器通释》、《鉥印通释》、《石鼓通考》、《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故宫四十年》、《中国古物通鉴》等著作。
目录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故宫博物院的鼎盛时期
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的忧喜
好景不常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分批南迁
沪上寓公伦敦艺展
故宫文物运到南京
故宫文物疏散后方（一）
故宫文物疏散后方（二）
故宫文物的复员
复员后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物贮存台中
故宫文物运台后的编辑工作
故宫文物运台后的赴美展览
故宫文物在台的保管与迁运台北
媒体评论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自1962 年6 月创刊，累积了大量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素有“民国史长城”之誉，受到海内外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一致的认同和推崇。
图书馆镇馆之宝。《传记文学》亦为中国大陆、港澳台、欧美日各大学、汉学中心、东亚图书馆必备镇馆之宝，历史地位无任何刊物可及。
中国大陆首次系列推出。此套丛书将为读者提供多个视角，还原历史的真实与复杂性。不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史籍资料，为历史爱好者送上更丰富精彩的读物，也兴起大众对阅读传记和回忆录写作的风气。
第一辑推出四本：《我与故宫五十年》、《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问学谏往录》、《闲话台大四十年》。
书摘插图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了成立博物院，并在“双十节”开幕，时间如此仓促，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一天不把这临时机构，变成永久机构，一天便会发生问题。可是筹备的人苦了。虽然事先有了风声早加准备，前后也不过二十多天，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每个陈列室的地点，都是先要腾空房间，把原有的东西，安置到妥当地方，打扫刷洗，安置陈列柜，然后到各宫去提取展览的东西。提取的时候，要备提单，要算计需要数量，要看看是否赝品，提到之后，又要刷洗、编目、写展览卡片，才能一一陈列起来。这是多么紧张的工作！
十月九日，各展览室居然陈列好了。展览室的分配，前面已然略有叙述，举凡铜器、瓷器、书画、玉器、漆器、象牙、木器、图书、文献之属，通通选提陈列起来。
十月十日的早晨，不到八时，神武门外，已站满了人，九时开门，一拥而入，真是万人空巷，拥挤不堪。吴瀛先生在他写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中，记叙他那天到院参观的情形，说：“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余适以事人宫略迟，中途车不能行者屡，入门乃与眷属及三数友人，被遮断于坤宁宫东夹道至两小时之久，始得前进。”
展览室中的拥挤，更是不堪，想进去的进不去，想出来的也出不来。那天，我被派在外东路的养性殿照料，这里陈列的是大婚图、南巡图等，是画得鲜丽精细，雅俗共赏之物，看的人愈看愈有兴趣，停在那里不走，后面的人陆续拥入，他想走也走不出去了，于是室内拥挤得堵塞在那里。我起初是立在那里，嚷着请靠近门口的人走出去，让后面的人陆续松动，没有人理会，后来我登在凳子上嚷，依然无效，只好听其自然。有一位参观人衣着颜色别致，引我注意，我看他一进门，便被后面的人与前面的人夹在当中，作了“夹馅饼干”的“馅子”，夹了许久，徐徐移动，然后被夹了出去，在室内虽看他时时伸伸脖子，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挨夹一个多小时，又转向其他展览室去了。这种情形的参观人，恐怕不在少数。
这一天，我所照料的展览室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别的地方，也只有把栏杆挤断等小事，真是幸运极了。
这天的下午二时，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典礼，在乾清门开始了，由庄蕴宽先生主席，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先生报告筹备经过，黄郛、王正廷、蔡廷干、鹿钟麟、于右任、袁良等人先后致词，大多数是强调故宫博物院的成立适在国庆日，以后的双十节，便有了国庆与博物院成立的两层纪念。
会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电，说：“北京段执政钧鉴，各部院、各机关、各省督办长、各总司令、各都统、各法团、各报馆钧鉴：本会成立半载有余，竭蹶经营，规模粗具，现已遵照去年政府命令，将故宫博物院全院部署就绪，内分古物、图书两馆，业于本日双十佳节举行开院典礼，观礼者数万人。除该院临时董事会理事会各规程前已正式披露外，特电奉闻，诸希匡翼。临电无任翘企之至。”
博物院的组织，定有临时组织大纲，简单地定有四条，其中第一条是说明博物院成立的根据，是遵照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条例第四条，并执行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政府命令。第二条是说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有“临时董事会”及“临时理事会”。下设古物馆及图书馆，遇必要时得设专门委员会。第三条是说办事细则另定，第四条是组织大纲，遇必要时，得由董事会公决修订。
双十节过后，博物院开放参观的事，便有了新规定。全院的地方很大，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在一天看完，而且照料需人，于是订了分三天开放的办法：
一、每逢星期日、四，开放中路，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御花园及两庑的古物陈列室，这些陈列室包括有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
二、每逢星期二、五，开放内西路，这一路都是皇族的住所，包括有重华宫、储秀宫、咸福宫、翊坤宫、长春宫、太极殿、养心殿等处，室内原来的陈设，仍然保持旧样，参观人可以从玻璃看到室内的情形。
三、每逢星期三、六，开放外东路，包括有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等处，这些大殿，原来存物不多，稍事搬迁，便可以腾空，就在大殿之内，陈列文献部门的展品，如帝后像、耕织图、大婚图、南巡图、奏折、图书、盔甲等。
参观券的价钱是每张二角。
参观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五时止。四时半就停止售票。售票停止以后过了一会儿，摇铃的人、封门的人就沿线进来了，每一处的参观人走完，就把这地方上锁加封，然后又摇着铃走到第二处，照样加封上锁，一直到出口为止。
院里的组织，虽然有古物馆、图书馆的设立，因为点查工作，仍然在积极进行中，不能马上成立起来。
十五年一月，故宫博物院知道宫里的军机处档案，在民国三年，由清室移交给国务院后，一直堆在集灵囿，并没有人去整理，而这批档案，极有史料价值，想把它索取回来，加以整理，以为将来编纂国史之用，就致函国务院说：
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具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往往一档分载两处，或两种记载互相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亦宜汇集一处，加以处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敕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帙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有成书，如《唐二十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治一朝外，至明多已不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百卷、《嘉祐御史台记》五十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亦已不传。元代史料见于明初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刊》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何及?查德法等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面分类陈列，并可勒成专书，一举两得。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漂没也……
这是一封公函，而多所考据。军机处是在雍正七年创立的，那时叫做“军机房”，起初设立的目的，只是因内阁距内庭较远，公文传递不便，以后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增加，才改名“军机处”。这个办事地点，在乾清门之西，隔着一个内右门，便是皇帝的住所养心殿，又与乾清宫极近。因为地点接近内廷，办事方便，渐渐地它不但管理军机重事，一切国家大计，也由它总揽，成为一个枢纽。军机处把一切经办文件，登了簿册，谕旨章奏也录了副本，把原件归到内阁去，而一些秘件，与外藩表文，各国照会之属，便直接由军机处保存。所以军机处的档案，与宫中档案是有重要关系的，而他的重要性，实不亚于宫中档。军机处在雍正七年成立以后，十三年又停止了；乾隆二年，恢复设立。一直到宣统三年四月才废止。
国务院同意了这项请求，博物院马上派人前往点收、装车，运到神武门外面的大高殿暂存。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搬运时灰尘之大，在屋内几乎看不到人，幸亏每人发了一个口罩，事毕退出之时，口罩上的白纱布，已变成黑色了。
与这一批档案同时接收过来的，还有观海堂藏书一批，这一批书是宜都杨守敬氏的收藏。杨先生在光绪五年，随着何如璋出使日本，那时正是日本维新之时，一切要“新”，这种线装旧书，自然是被淘汰之例，杨先生就在日本收购，运回国来，数量不少，其中有许多是在国内久佚之书。民国四年，杨氏去世，他的遗族把这一批书卖给国家，政府把一部分拨给松坡图书馆，一部分放在集灵囿。国务院移交军机处档给博物院时，这一批书也一并移交了。以后，我就被派在大高殿，编辑这批图书的目录。
两馆的工作，也在逐步筹备起来。首先是古物馆，因为铜器中的“散盘”、“嘉量”、“宗周钟”等，都是重器，外间想要得它们拓片的很多，由理事马衡先生建议，在点查事务室对面，原来委员会及田园房屋管理处办公的地点，先把传拓铜器的工作开始起来，并调齐念衡、庄尚严、吴玉璋，和我，在那里办公，那时我在大高殿编图书目录的事已经结束了。一方面监视传拓，一方面为古物馆的成立做准备。从此之后，我就一直在古物馆工作了。传拓的工作，由北京大学调一位资深的拓工薛先生带领他的两个徒弟办理。过了相当时候，才把馆址迁在西三所。
图书馆的图书部分，是由理事袁同礼先生筹备的，他们选定寿安宫为馆址，与古物馆极近。他们有了馆址之后，便开始到各宫去提取图书，运到寿安宫来编目。
图书馆的文献部分，选定了南三所为馆址，是由理事沈兼士先生筹备的，也开始了整理编目的工作。
点查事务室的人，大部分被各馆调去，好在点查的工作已近尾声，无需那许多人了。
博物院的内部，虽干得很起劲，外界的压力，并不因为博物院是个永久机构而稍歇，于是博物院走进了艰难之路。
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三一八”惨案发生，这事本与故宫博物院无关，但是段祺瑞政府，因为早已不满意李煜瀛、易培基两先生在故宫的作风，借此机会诬指两先生为共产党，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下令通缉。李先生是院里的理事长，既失去自由，院中不能不谋补救之道，就在三月二十六日举行董理事联席会议，讨论应付办法。会中决定推卢永祥、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主持院务，这一时期，被称为“维持时期”。
庄蕴宽先生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监察员，又是故宫博物院的董事，对故宫贡献很大，他被推为维持员，是众望所归；卢永祥先生也是院中董事，在康有为倡复辟运动时，康有致庄士敦的信，信中有“惟浙省不为动”的话，那时卢永祥先生是浙江督军，大家认为他不会袒护清室，所以被选了。那时，卢不在京，实际的负责人只是庄先生了。
“维持会”这个名字，就显示了它只是“维持”而已，不会有什么进展，刚一成立，便有两个问题，摆在眼前：一个是经济困难，一个是国民军要调走了，警卫的问题。
经济问题是重要问题，但它是容易解决的问题。院里主张绝对不要政府的资助，便由熊希龄董事介绍，向东方汇理银行借钱，汇理银行因为政府的信用不好，须由庄蕴宽用私人名义，才能拨借。于是由庄先生私人出名，并由当时治安维持会的王士珍、熊希龄、赵尔巽、孙宝琦四先生担保，借到三万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参观券的收入，大家计算，可以维持一年了。
第二个问题，倒是头痛的问题。当时的情形，政府方面，总觉得博物院事事自专，不买政府的帐；博物院又觉得政府事事掣肘，有袒护清室之意。彼此并不融洽，所以政府方面，借“三一八”事变，把李、易两先生通缉，其通缉理由虽说是诬指他们为共产党，而为故宫之事，积怨已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于是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使两先生不能在院中发生作用，慢慢地再把故宫的事权夺过来。
现在，国民军就要退出京师了，负责守卫故宫的鹿钟麟队伍，也必须撤走，如果向政府请求调入警卫，是给政府一个侵夺事权的机会；如果自己编卫队，时间上是来不及。最后的决定，还是只有向政府想办法的一途。庄蕴宽先生乃商请内务部调警卫队接防，内务部马上答应了。
十五年四月五日是博物院的交接日期，也就是警卫方面的换防日期。新任维持会方面的接收人是庄蕴宽先生，旧委员会代表是陈垣先生。内务部长屈映光，欲伸其势力于博物院，就在博物院中大派职员，并以庄孟玉为警卫处处长。陈垣先生对此十分不满，在交代演说时，就说：“今天是本院自练警卫队成立之期。”不平之意，见诸词色。事后陈先生又向庄蕴宽先生抗争，指责内务部长不应当在院里派员，后来庄先生把内务部所派之员，一律改为顾问，才稍息陈先生之怒；内务部长屈映光也向庄先生抗议，指责陈垣先生不应抹杀借用内务部警卫队的事实，又说自编卫队，当众抹杀人情，令我难堪。经庄先生安慰一番，这事才平安过去。
鹿钟麟总司令，自唱“逼宫”以后，以至成立维持会，这段时间，他不但是守卫着故宫，也非常帮助故宫，例如民国十四年九月间，有人倡议把宫中文渊阁所存的一部四库全书，交给某书局付印，想把这部书运走，清室善后委员会，想在文华殿与文渊阁之间，砌一道墙，把文渊阁与文华殿隔开，圈到这边来，商诸鹿司令，鹿司令马上派工兵一营，连夜砌了起来，以后还设岗监视。他对故宫的帮助，实在不小，所以他们调防的消息传来，大家都觉得是个坏消息。
鹿司令在交卸了守卫之责后，他发出一份通电，历述他的洁己奉公，清白交代的情形。
交接过后，安静了不到二十天，直鲁联军包围故宫，迫令迁让的事又来了。四月二十三日下午，突然有联军军官二人，带着卫兵马弁，乘汽车二辆，到神武门，气势汹汹地要见会里的办事人员，告诉办事人员，明天就要派兵来驻扎，请维持会立刻腾出。说完，就把房屋看了一遍，指定某屋作何用途，某屋住兵多少。会中人员，马上把这事报告了维持员庄蕴宽先生。庄先生听到，立时来会，问明情形之后，赶快到治安会去，把这事告诉王士珍、赵尔巽等，庄先生说：故宫实在愿意有力的人继续负责维持，但是必须先有一番手续，如果不等候交待，强迫来驻军，那末，故宫是历代文物所关，万不能拱手让人。那天，正好是治安会中的元老们在外交大楼替联军将领洗尘，就在席间，当面询问各军长，是否实有其事?他们都说不知道，也许是部下的个人行动，自然要下令禁止。当时京畿警备总司令王翰鸣也在座，也声明要出一布告，严禁神武门故宫驻军，如有军队前往，可电告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与军队接洽禁止。得到了这个结果，故宫同人，也暂时安心了。
二十四日早午，果然有军队开到神武门来。警备司令部派参谋李继舜来到故宫，与他们严重交涉，才开到别处去，当由李参谋手书布告张贴故宫门首，严禁军队驻扎。
安静了四个多月，风波又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