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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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侯家驹著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883000版次： 1页数： 890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253827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说到本书有七八十万字，可能有人问到，写本国经济史何必花这么大篇幅？答案是本书系采用“大历史”写法，即除经济事务外，尚论述政治、社会的背景。所以本书不仅是经济学人的读物，亦可作为通史与断代史学者的参考。
——侯家驹
内容简介
侯家驹先生花费11年时间撰写本书，全书讨论了中国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演进的轨迹，并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对于各个体制的政经制度、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等，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评估其财经得失。除了根据具体史实从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了地盘成本（保障成本）及制度成本的概念，以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极有价值。
作者简介
侯家驹，台湾中兴农经所毕业，澳洲新英格兰大学农经硕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国贸系与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
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国际贸易的挑战》、《周礼研究》、《经济统一论》、《中国财金制度史论》等。
目录
序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第一节 经济史与史学
第二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第三节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第二章经济史演进的轨迹
第一节 经济史的主体及其追求目标
第二节 经济史中的制度因子及制度成本
第三节 经济发展趋势与阶段论
第四节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及大小国之分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史阶段划分暨写作大纲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史上阶段的划分
第二节 本书撰写方式
第二编古代社会
第四章原始社会
第一节传说时期
第二节 唐虞时期
第三节 夏商二代
第五章西周（前1027-前771年）——封建制度之建立与衰落
第一节 出现近代国家雏形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划时代意义
第三节 封建制度下财经之优点
第四节 封建制度下财经之缺失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东周（前770-前222年）——由封建社会到重商主义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崩颓
第三节 战国的重商主义
第四节 东周财经的优异面
第五节 东周财经的缺失面
第六节 小结
第三编 第一次一元体制：秦汉——郡县制度
第三编附录公元前中国经济发展之阶段——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
第七章 由封建制度到一元体制：演变与特色
第一节 政治趋于专制
第二节 经济趋于统制
第三节 社会趋于管制
第四节 大一统在经济上的缺失
第五节 大一统在经济上的贡献
第六节 大一统与中国治乱循环
第八章大一统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从户口变迁看南方之逐渐开发
第二节 阶级变迁与土地兼并
第三节 人民生活情况
第四节 财经职官概述
第五节 赋役制度及政策
第六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七节 社会福利政策
第九章大一统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
第二节 科技进步及企业家的出现
第三节 农业发展与重农措施
第四节 工业发展与公营事业
第五节 商业发展与经济中心之分布
第六节 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七节 秦汉财经得失
第八节 大一统的崩溃
第四编 第一次多元体制：后汉末至南北朝——坞堡经济
第十章多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趋于乖离
第二节 经济趋于隔离
第三节 社会趋于疏离
第四节 战火蹂躏下的破碎经济
第五节 隔离与疏离的经济效果
第六节 多元体制对经济的贡献
第十一章多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南方崭露头角
第二节 阶级变迁与宗教勃兴
第三节 人民生活情况
第四节 政风与财经官制
第五节 赋役制度及福利政策
第六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十二章多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新整合
第二节 科技发展与公共建设
第三节 农工业发展与公营事业
第四节 商业发展暨经济中心
第五节 国际贸易的曲折发展
第六节 多元体制下的财经得失
第七节 小结——由分裂趋向统一
第五编 第二次一元体制：隋至盛唐——府兵制度
第十三章第二次一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趋于开明专制
第二节 经济趋于放宽统制
第三节 社会趋于松弛管制
第四节 略论隋唐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节 长安：世界性首都
第十四章第二次一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南方成为经济重心
第二节 人民生活与由俭入奢
第三节 财经官制
第四节 府兵制度下的田制与税制
第五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十五章第二次一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公共建设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第四节 商业发展与经济中心
第五节 隋唐对外贸易
第六节 隋唐财经得失
第七节 小结：天下又由合而分
第六编 第二次多元体制：中唐五代两宋——区域经济
第十六章第二次多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离而少乖
第二节 经济离而不隔
第三节 社会离而鲜疏
第四节 乱世经济残破及救济措施
第五节 财经制度的变革
第六节 此一期间经济之病象
第十七章第二次多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宗教发展与社会伦理
第二节 东南愈重与西北愈轻
第三节 人民生活
第四节 财经官制
第五节 赋役制度之演变
第六节 公田、专卖及杂税
第七节货币金融制度
第八节 社会福利与社会互助
第十八章 第二次多元体制下的产业暨经济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治水与养士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第四节 商业暨都市发展
第五节 对外贸易之拓展
第六节 中唐至两宋财经得失
第七节 小结：天下再由分而合
第七编 第三次一元体制：元明清——中央集权
第十九章第三次一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益趋专制
第二节 经济益趋统制
第三节 社会益趋管制
第四节 中学西传与欧风东渐
第五节 元代经济扩大掠夺与明清对经济的干预
第六节 资本主义在明代萌芽?
第二十章第三次一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民智渐开与逐利渐炽
第二节 南方担当财经重任
第三节 人民生活
第四节 财经官制
第五节 税制之演变
第六节 公田、专卖及杂税
第七节 财政之疲敝
第八节 货币制度
第九节 信用制度
第十节 社会救助与福利
第二十一章第三次一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交通与学校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第四节 工匠与行会
第五节 商业暨都市发展
第六节 对外贸易之起伏与移民
第七节 元明清财经得失
第八节 小结：天朝沦为弱国
附录 强迫学习的历程——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肇始
第八编结论
第二十二章结构间结论
第一节 经济发展条件
第二节 政治分合与经济发展
第三节 政治循环的经济因子
第四节 战争与经济
第五节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
第六节 政府与经济发展
第七节 文化与经济发展
第八节 家族与经济发展
第二十三章结构内结论
第一节 崇本观念与农业发展
第二节 抑末观念下的工业停滞
第三节 商业发展与企业家精神
第四节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第五节 科技与经济发展
第六节 人口与经济发展
第七节 土地与经济发展
第八节 资本与经济发展
第九节 产权、人权与经济发展
第二十四章回顾与展望
第一节 回顾
第二节展望
参考文献
书摘插图
第一章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经济史是一种混合学科，既属于历史，又属于经济学，所以，在说明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以前，要分别说明经济史与史学以及其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相当后起的学科，若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算起，到现在只不过两百多年，而真正的经济史著作，则出现得更晚，就西方言，主要是出版于19世纪——中国正史中虽有《食货志》等类记述，实则只是历史的附庸，而且多为财税材料之堆积，谈不上有系统的著作（《史记》中《平准书》与《货殖列传》除外）。西方的经济史既然后于经济学之发展，照说，其内容应受经济理论之指引，但揆其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这将探讨于第二节。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在发展上虽然早于经济史甚至经济学很多，但在发展上——尤其是近代的发展上，却深受经济史及经济学的影响，这将在第一节析述。
关于经济史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接受经济理论的指引，反映出以往经济发展过程实况，帮助读者明了目前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归纳经济发展史实，以丰富甚或批判经济理论的内容。至于经济史的范围、定义，以及撰写经济史的指导原则，主要是从历史学，尤其是从新史学领域中所撷取。
第一节 经济史与史学
经济史的直觉性了解，厥为经济方面史实的陈述，是以，从史实的陈述观点看，经济史应该是属于一般性历史中的一支，因为“简单的说，历史（亦）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纪录而已”[1]。可是，无论中外，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实质上都是政治史，中国廿五史的本纪，固皆为政治，列传中除《儒林》、《文苑》等类外，亦均属政治范围，西方亦是如此，所以，英国史学家Freeman干脆地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2]这些都可统称为旧史学，鲁宾孙（J.H.Robinson，大陆译为罗宾逊）曾将这些史学家的通病，归纳为三点[3]：
1.随便包括人名地名，并没有什么意思，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同兴味，适足以压下他的精神；
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事实的记载；
3.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明人类状况的进化。
或者某时代的一般情形，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上很特别。
所以，鲁氏提倡“新史学”，要摆脱这些通病，并要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鲁氏《新史学》一书是出版于1912年，十几年后，巴恩斯（H.E.Bames）出版《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认为“据新史家之意见，史学之目的，在以过去时代之庐山真面目介绍于现代，使之理解现代文化成立之经过与原因。夫如是，然后始能知悉吾人文化中之重要实质与进步，以及原始时代遗下阻碍进步之残余”；并认定“新兴史学中之新元素，为对于人类发展中经济、社会、科学诸因素之更加重视”，盖因“承认文化之基本为经济”；进而指出：“现代史家，坚守成规，执迷不悟，对于经济史部分完全置之不理，然而经济史最重要之著作，已于上世纪最后25年内完成。传统史家只知注意贵族论题，如路易十四之服饰，考尼茨之狡诈，路易十五之不德……而对于Colbert之经济政策，Turgot之财政改革，或大陆体系之经济形态，反而藐视之，不屑加以考究。其结果，大学中之经济系，遂不能不欢迎历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而加以培养”[1]。后者显然是指1890年代，英、美大学于经济系，开始讲授“经济史”，但法、德等欧陆大学迄今仍不太愿开授此一学科。
巴氏所说的“历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当然是指经济史，而对其持“排斥”态度者，当然是指旧史学，至于新史学则视之为“最重要部分”。其实，新史学之发生，实在是溯自经济学家对历史的诠释，鲁宾孙就曾说：“无论如何，19世纪以前历史学家所不注意的那些永久的而且普通的原动力，现在能够特别注重起来。开这条研究新路的人，不能不首推经济学者。”[2]其所说的“经济学者”，即指马克思。易言之，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问世，引发史学界的“革命”，出现注意与运用社会科学于历史写作的新史学。
但因经济史亦在陈述史实经济面，所以，在撰写上，当然亦要受到一般史学的规范。在这方面，中国史学颇有值得借镜之处，盖因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起，就有正确而不断的史事记载。
所谓史学，乃是有关撰写历史之理论，其所涉及的，至少为“人”与“事”。所谓“人”，是指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条件；所谓“事”，是指史事如何选择。关于历史学家应具之条件，刘知幾认为是史才、史学与史识，此即刘氏所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新唐书》本传）[3]其后，章学诚增加“史德”一项[4]。梁启超曾将这四个条件，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为史德、史学、史识与史才，并予解释：史德是指力求忠于史实、不夸张、不歪曲、不附会、不武断；史学讲求搜集资料，判断真伪，抉择取舍的方法；史识是指敏锐的观察力，但须避免为因袭传统思想或自我成见所蔽；史才是指撰写历史的技巧，涉及材料的组织与文字的风采[1]。但从世界观出发，可能还要加上鲁滨孙所说的“史心”[2]。鲁氏对此并无明确说明，此处所谓的“史心”指史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是动态的、进化的，而且是综合的，须利用各种社会科学成果以说明历史的进程。关于史事的选择，张荫麟于其《中国上古史纲自序》中所提及的五个标准，可说是言简意赅：第一是“新异性标准”，即指时空位置的特殊性——但与鲁氏所指斥的“最不普通的故事”不同；第二是“实效标准”，凡史事所直接牵涉或间接影响人群的苦乐愈大者，则愈为重要；第三是“文化价值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依此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为重要；第四是“训诲功用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一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是以，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为重要；第五是“现状渊源标准”，凡史事与现代状况关系愈深，或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者，则愈为重要。史事经常是赓续的、繁杂的，上述五个标准，只能协助个别史实的选择，而难以系统化，所以，张氏于《自序》中，又指出用来统贯“动态历史的繁杂”，主要有两大法则，一为因果范畴，一为发展范畴——从这一点看，张氏所云，又有些像是“史心”。关于史学中“人”与“事”各种条件，在经济史上的运用，将于第三节中释论。
第二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中国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史，《史记》中虽有《平准书》、《货殖列传》及《河渠书》，且自《汉书》起，史书多列有《食货志》与《沟洫志》等有关专志，惟多为史料之堆砌，缺乏统贯性，而且很多正史并无这些专志，例如《后汉书》、 《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新五代史》十二史缺《食货志》；缺《沟洫志》或《河渠志》者更多，除此十二史外，《晋书》、《魏书》、《隋书》、《唐书》、《新唐书》、《辽史》、《金史》七史亦未包括。至于通史性的经济史更付阙如——《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食货》，更只是史料而已。在西方，早期情况更劣，古代的西方历史学家，根本不重视经济史，因为他们都是僧侣，只注意僧侣们的事情，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实与经济史背道而驰，直到城市经济开始发达的时代，人们才开始写下关于经济事物的思想，John Wheeler于1601年出版的《商业故事》（A Treatise—D厂Commerce），可能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书，该书虽然也包含了很多历史的记述，但仍然是一本实用的书，而不是历史书。谈到西方经济史，不由人不提起苏格兰的两位亚当（Adam），第一位是亚当安德逊（Adam Anderson），他于生前写了两本厚书，死后，被扩充为四本书，初印于1764年，题名《商业起源的历史与年代之推论》 （An Histot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iton of Origin of Commerce），由洪水时期写到他的时代，即由诺亚方舟写到东印度公司商船队带回香料及棉布。其书名虽称为商业史，但其内容正与经济史相同，因为安德逊于此书中注意贸易、制造、殖民地、人口、贸易差额、货币及生活程度之提高。不久，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其不朽名著：《国富论》，这虽然是本经济学著作，但其中攸关于历史的章节，在英文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研究经济发展的最光耀论文。至于西方经济史的著作，一直到1880年代才进入成熟时期[1]，例如W.Cunningham于1882年出版的《英国工商成长史》（The C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lce）成为第一本有系统的英国经济史（见《大英百科全书》）。
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也”[2]，西方若干经济史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而认为若干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剑桥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克拉彭（J.H.Clapham），不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历史和经济分析混合到恰到好处，他也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第五版起就变成一部人口史与积极节制人口的工作史；马克思主义比任何其他学说都鼓励人们从事经济史的思维和研究的工作，他甚至说“我觉得马歇尔（A.Marshall）是个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在另一方面，若干经济学家亦非常重视历史之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健将们，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累积性发展与成长，其论点是比照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一有机体，会诞生、发展与成长，最后则将凋萎与死亡，所以，社会永远是在变化的，职此之故，对于某一特定时间的某一国家适合之经济学说，也许对于另一国家或另一时代不见得适合。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他们非常重视对经济作历史性探究，其理由是因为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是相互依赖的，所以，无法不连同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而单独研究政治经济学，因此，历史学派批评古典学派与边际分析方法上是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切实际的，缺乏史实的质量，而历史方法则可探究经济现象的“一切”力量，经济行为的“一切”面，并非仅是经济逻辑[2]。
德国历史学派的首脑人物为利斯特（F.List），其名著《国民经济学体系》[3]，计分四编，而以《历史篇》为第一编，分述意大利人、汉撒人、荷兰人、英格兰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北亚美利加人之经济史，此外，并在第二编《理论篇》与第四编《政治篇》中夹叙历史。其后，有若干历史学派的健将，甚至企图以历史叙述代替经济理论，如其最后大师西摩勒（Gustav Schmoller），于1900年至1902年出版两册《原理》，就想实现这一企图，强调“历史的叙述可变成经济理论”，但在事实上并未成功[4]。而他于1886年出版的《重商制度与其历史意义》（The Mercantillsm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虽是一小册，却成为名著。
后来，美国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使命，认为经济制度的进化与功能，应是经济学的中心主题，遇到经济课题，制度学派人士不是问“是什么”?而是问“我们如何到达此处?我们要到哪里去?”——显然司见，这是属于经济史范围。所以，制度学派研究方法所要求的知识，不仅是经济学，也且是历史、文化名著、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1]，这一观点是和上述新史学方法论契合。
以上是说，有些经济史学家认为若干经济理论的著作是经济史，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史可以变成经济理论，正显示经济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彼此惺惺相惜。这种惺惺相惜，并非所有有关人士均能接受，因为就有若干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格格不入，例如在古典学派中，除史密斯等经济学家外，多数学者不太注意经济史，他们想将经济学放在演绎方法上，认为历史只能有很少的贡献，逻辑学才是他们主要的或惟一的武器[2]，越到现代，数理模式成为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经济史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更形低落。尤有进者，若干经济史学家并不重视经济理论对经济史的协助，甚至有些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理论不但不重要，而且会妨害经济史的撰述，他们证明，驾驭问题用不着经济理论[3]。
其实，“格格不入”这一派，是一种昧于事实的极端，因为古典学派走向演绎法，是始于李嘉图（D.Ricardo），当时就有人攻击其理论缺乏历史内涵与理论。但当代经济学家阿罗却认为其学说已经明言，分配理论是有其历史限制性[4]；另一经济学家苏罗亦说，他在讲授工资争议理论之前，一定要求其学生研读考特的《1870-1914年英国经济史：诠释与文献》（Court's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1870—1914：Commentary and Documents）中，“工资争议”与“最小观念”二章[5]。以致巴恩斯将历史现象之解释分为八派时，认为其中之一是经济学派，并将李嘉图列入其中[6]。
20世纪中叶后，主要为1960—1970年间，在美国发生所谓“经济史学革命”高潮，认为经济理论简直就是经济史的一切[1]，进而成为另一极端。这是由于诺斯（D.L.North）与福格尔（R.W.Fogel）二人，分别使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19世纪美国经济史，从而蔚为风气。但是，计量方法必须使用完整的数据，以致只能局限于近、现代经济史之研究；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之运作，而郗克斯（J.R.Hicks）于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1969）一书中，曾经指出，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由习俗经济而指令经济，再过渡到市场经济，而真正的市场经济，亦不过始于18世纪。不过，这并不意味经济学与经济史彼此不相干。
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问到底有什么关系?耶鲁大学经济史教授柏克（W.N.Parker）与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金德博格（C.P.Kindleberger）策划，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共同讨论之。在此讨论中，经济学家阿罗认为经济理论中的理念与方法，业已证明在经济史中非常有用，因为经济理论可为经济史提出新疑问；但在另一方面，经济史可对经济理论提供数据[2]。另一经济学家苏罗一面说，“如果一个模式的合适选择，是取决于制度性内涵——而且应该如此，则经济史可以表现美好的功能，即扩大理论家观察的范围”；另一方面则说，“经济理论家是形成模式与检验之，看看经济世界现在是否如此，或者是否和我们所想的一样。经济史学家则可询问，此模式应用于较早时代或其他地方，是否亦是确然？若为否定，则要询问为何如此”[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