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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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鲍嵘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24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30516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了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以解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学术与治理、即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极具现代性和争议性的问题，并分析了我国国家治权下高等学问体制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与特殊范式。
内容简介
1948年12月，位于北平的旧中国著名高等学府陆续被接管，象征着中国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自1949年到1954年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大学的课程运营机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高深学问的国家治权从松散的、基层化的模式一变而成集中的、中央化的管理，高等学校院系专业科目的课程权力由教授手中渡让到国家，这何以可能？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本书以知识微观政治学为理论背景，借鉴马克斯韦伯“纯粹类型”概念方法，以承认现代民族国家拥有高深学问的合法治权为前提，描画了1949年前后中国大学课程运营的嬗变，特别是详实地描述了自1949年旧大学被接管改造，到1954年中国第一份学科专业目录颁行实施，从而建立起一种以专业设置与布点为基本手段、以课程管理的中央化和统一化为基本特点的学问体制的全过程。
作者简介
鲍嵘，别名彤文。浙江建德人，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当代高等教育史，知识政治哲学，知识社会学，著有《学科的制度及其反思》、《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的特点及其启示》等论文多篇。
目录
序
导论学问与治理：一个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考察
第一章 1898—1949：两种现代性的萌发
第一节 王朝国家与学问治理：京师大学堂(1898—1911)个案
第二节 “自由主义教学制度”与“学术权力谱系”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大学课程政策与社会主义学问体制的萌芽
第二章 1949—1950：从军事管制到文官治理
第一节 旧大学的接管与课程变革初试
第二节 唯物论的全面推展与文法学院课程改革
第三节 高深学问国家治权的初步获得
第三章1 950—1951：国家治权合法性确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大学课程观：国家治权的合法性证成
第二节 “为学术而学术”：最后的陈情
第三节 以“思想改造”推进学问体制化
第四章 1951—1954：社会主义学问体制的确立与巩固
第一节 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与大规模院系调整
第二节 “专业”设置：社会主义学问体制的核心
第三节 “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订定：中央化学问管制的技术
第四节 第一份“专业目录”：社会主义学问体制的固化
代结论“大国”语境下的“学问与治理”
参考文献
跋 走向知识的政治哲学
书摘插图
第一章1898—1949：两种现代性的萌发：
第一节王朝国家与学问治理：京师大学堂：
（1898—1911）个案：
京师大学堂课程运营概况王朝国家又称朝代国家，是与现代国家相对的传统国家形式。19世纪下半叶，大清王朝引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然而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的王朝，仍然模仿西式大学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人们观察王朝国家如何治理现代学术提供了宝贵的案例。
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1900年8月由于时局影响停办。1902年1月恢复办学，清廷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
1902年12月，仕学馆与师范馆学生一百多人正式入学，标志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真正开始。①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大学因监督未到校暂缓开学外，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院）十三门（系），学生四百多人入学上课。学习年限，除商科学制为三年，其他各科学制均为四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京师大学堂经费移充军饷，难以为继，年底清廷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了自“戊戌大学”到“壬寅大学”的坎坷历程，前后存继了十四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它在中国大学课程运营史上，确有多处创新，其中包括订立了我国最早的大学课程计划。（《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前，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王公大臣求助于康有为转请梁启超起草奏议，即《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包括课程在内的教学事务予以规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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