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第五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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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克力 主编
出 版 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2-1字数：版次： 1页数： 174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13639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目录
姚小平“调查表”外的调查
朱锦翔恋人战友
沈苏儒忆念赵敏恒师
高一虹高义舟我们的父亲高联佩
刘光生父亲的布衣士子生涯
苗淑菊不能忘却的纪念
张国华榴莲飘香
姜增胜热爱体育运动的父辈
姚煜昕姥姥的故事
樊建川抗战前夕的防空演习
刘小宁总统府逸闻
伍艳生死陈布雷
胡剑吹尽黄沙始到金
杨玉环口述姚力整理从童养媳到劳模
孙瑞安红色记忆
孙玉德正是风华正茂时
单国荣1970年代的校医工作
刘铭武难忘学生歌舞团
杨兴业1957年：排演《雷雨》始末
冯克力上海人与老照片
书摘插图
姚小平“调查表”外的调查
凡事皆有机缘。我淘到《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由此发现并调查死亡右派姚平的过程，即为机缘所致。
1998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文艺评论家、原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深入交流，整理出《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刊于2001年第4期《书屋》杂志。2002年2月下旬，我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等人的悲惨遭遇所震撼，遂产生了搜集右派材料的冲动。3月9日，我在潘家园淘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内收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清河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名单）。杜高认为，这份材料作为官方档案，有特殊研究价值。三处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调查表”应是从那里流出的。
2005年春节，我在家看冯亦代的《龙套集》，偶然翻到《哭姚平》一文，难道这个姚平就是“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吗？94人中能记住他，是因为他与我姓名相似。
作为官方文本，调查表把姚平加以“妖魔化”；反观冯亦代笔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
冯亦代的《哭姚平》，写于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11月14日，他参加姚平追悼会，随即写下这篇感怀老友的文章，丁聪配姚平肖像。冯亦代写道，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悲欢离合多少有些漠然了。然而，当他听到姚平的大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却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冯亦代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不同的是，冯亦代最终拣回一条命，姚平却含冤而逝。冯亦代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正在广西桂林新中国剧社。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凤子和叶以群在上海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参与其事，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人世间》任编辑秘书，催稿、发稿、校对、发行等杂差，只要有跑腿的事，他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千劲让冯亦代极为感动。
杜高也认识姚平，他们曾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他告诉我，剧社成立于1941年秋，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仅十二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流氓、伤兵不肯买票，他去处理；票房卖出的票款，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清楚地记得，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姚平追悼会的悼词这样评价：“和他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1957年，四十一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时，大女儿姚珠珠只有十三岁。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为敌人的谎言。她给身陷囹圄的父亲写信时，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在《人民画报》刊登的《鱼美人》剧照中竭力寻找着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
2006年9月底，我相继接到姚平的二女儿姚光光和大女儿姚珠珠的电话，希望能与我在适当时候面谈。2006年11月30日，我与光光在北京亚运村附近见面；与珠珠见面，则延至2007年9月21日。珠珠1944年2月出生在桂林，现为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她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与舞蹈家阿依吐拉轮换担当新疆舞领舞。并制作了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的大型艺术纪录片《舞之灵》。光光1949年3月出生在上海，“文革”期间与弟弟姚林林一起在内蒙锡林郭勒牧区插队，如今是北京农业局畜牧兽医总站高级畜牧师。这几年，姐妹俩一直在搜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生，浙江吴兴县人，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十八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姚平的昔日旧友多已故去，追踪其早期足迹，渺茫难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艺术家朱琳已年逾八旬，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调至桂林新中国剧社。谈起新中国剧社，老人感慨良多：“在演剧九队，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还发点零花钱。而在新中国剧社，所有经济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处化缘。有时甚至连饭也开不出来，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决。”朱琳依稀记得，姚平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在外面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全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排练演出费。据光光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上曾怀疑姚平在新中国剧社时期有经济问题。“新中国剧社的老人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很可笑，当时剧社靠四处化缘才勉强度日，怎么可能呢？倒是我母亲有时要把她的固定工资倒贴进去。”
音尽管生活艰辛，从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到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直至1948年停止活动，剧社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在后来的日子里，新中国剧社虽甚少被人提起，但它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姚平和陈慧芝相识相知于广西省立艺术馆，姚平在戏剧系，陈慧芝在音乐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44年2月2日，大女儿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双活泼闪亮的眼睛，晶莹如滚动的露珠，凤子为此给她起名“珠珠”。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艺名凤子，是著名话剧演员兼作家、编辑。凤子的母亲和陈慧芝的母亲是亲姐妹。上世纪30年代，曹禺创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话剧舞台，凤子是四凤、金子、陈白露的首演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姚平一家随新中国剧社回到上海。抗战期间，凤子和丁君匀、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月刊。1947年4月，《人世间》在上海复刊。1979年第3辑《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她回忆：《人世间》一直编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世间》的主编和编委都是义务的，冯亦代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每期从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文章插图都是他一人“包办”。编辑秘书姚平统管一切行政事务。
1948年冬，形势日益紧张。凤子和《人世间》多数编委撤离上海，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姚平。姚平坚持把剩余的稿件编辑完成，出版了最后一期《人世间》，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在凤子看来，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凤子说：“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最最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领会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义。”当年，无论是办报刊还是组社团，多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专多能，人员少反而效率高。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庚负责筹建的青年出版社（1954年3月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挂牌成立。鉴于社内出版力量不足，通过冯亦代介绍，李庚将私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员及机器全部收编，正在该公司的姚平于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
关于姚平在青年出版社的情况，我先后采访了姚平当年的同事王业康和王久安。王业康解放前夕在上海办《新少年报》，50年代初调青年出版社，后任秘书长。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学徒，1953年随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后任发行处处长。据王久安回忆，他们夫妇俩当时与姚平同在总编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长。稿件科的工作十分琐碎，姚平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根本不像调查表所记“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王久安清楚地记得；1954年，社内出版诗人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封面要配一幅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当时美术编辑室里没人见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照片，寻找也很困难。没有照片作参考，谁也不敢随便动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与此事无关的姚平主动找到朋友、油画家冯法祀，请他通过关系找到照片，画出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
在王业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领导，工作中的许多事情，不是交给底下人去办，总是自己默默承担，却又往往因与上级精神不合而费力不讨好。王业康分析，这大概与姚平多年来在社会上闯荡有密切关系。王业康认为，姚平虽然对外善于应酬，但在处理社内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精明，政治运动经验更是缺乏。“不油滑”，王业康对姚平这样评价。
建国初，姚平的家庭安宁而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政治运动的狂飙风吹雨打去。
姚平家住北京东单二条10号，而非调查表所记“北皇城根38号”。当时家里铺着地毯，摆有钢琴，来往朋友多为文化界名士。据姚平的朋友许慰萱回忆，姚平“能讲上海话及普通话，但却带着湖州乡音”。妻子陈慧芝原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儿园主任，调京后在全国妇联下属妇女干部学校任教员。陈慧芝幼师毕业，钢琴弹得好，闲暇时家里常响起悦耳琴声。1952年，八岁的珠珠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学员班，与她同班习舞的有陈爱莲、李惠敏、赵汝衡等新中国第一批舞蹈演员。珠珠骄傲地对我说，她的工龄就从那时算起。
在光光记忆里，父亲那时常带她到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剧院看话剧演出，有时还到公园玩。父亲沉静温和，从没有把自己受冲击带来的情绪传染给儿女。她说：“唯一我认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开始，我在《文汇报》头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当时特高兴，以为凡是上了报纸就肯定是好事儿，便兴奋地拿着那张报给父亲看。父亲看后却脸色非常不好，让我到一边玩去。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报纸肯定是把他作为坏人在批判。”
据调查表记录：姚平“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后磨难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据王业康介绍，“三反五反”时，姚平管辖着社里材料科的备用纸库。当时材料科有人因纸张问题被打成有“贪污行为”的“老虎”，姚平自己并不经手纸张，却被牵连，受到降级处分。此事最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业康因肺病住院逃过一劫。他与姚平、李庚曾同住东单二条一两进小四合院。据他观察，姚平家有钢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烟、穿西装，着装整齐干净，文艺界朋友又多，常下馆子聚会，保留了许多当年在上海做自由职业者的习惯。与社内解放区来的“土八路”形成极大反差。这在流行穿列宁装，以朴素为荣，彰显“革命”的年代，显得非常“扎眼”。
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解放前姚平的“复杂”经历和社会关系就被人“盯”上了。团中央下派的运动领导小组把姚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王久安说，当初不叫“肃反”叫“审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干部队伍里挖出来。王久安和爱人同在稿件科，肃反干部曾向他们追问姚平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既是启发，又是威胁：“你们是共青团员，不是要争取入党吗？如果你们不讲，就会影响你们的政治前途。”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发，但没有东西，我不能胡说八道呀。”尽管王久安历史清白，出身劳动人民，但夫妇俩还是因为不积极揭发问题，被扣上立场不稳、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肃反结束后，虽然并未查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姚平却被一撸到底，调美术编辑室设计科当普通设计员。
王久安回忆，最初大家都以为整风运动真的是想听取意见、纠正错误、改善党群关系，所以情绪高涨，出版社院子里贴满大字报。当时《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叶在大字报中提出，用三千门大炮，把造成党群关系隔阂的墙轰倒。姚平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标题是“大炮轰在前，愿望写在后”。姚平提出了三点愿望：第一，整风运动要和风细雨；第二，整风运动不要前紧后松；第三，整风精神万岁。王久安对我解释，肃反时姚平被隔离审查，对当时的凶险场面深有感触。对运动一开始的上纲上线，到最后的不了了之，非常不满。所以，他在大字报里写上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经过肃反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想到我曾经在国民党的警察局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王久安说：“当时姚平心里肯定非常不满，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仔细想想，不但是对你（姚平）了，对我们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身劳动人民，还叫我交代问题，逼得我要得神经病。”
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1957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还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懵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5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