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行——格拉斯文集（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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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德）格拉斯（Grass，G.）著，蔡鸿君译
出 版 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 128000版次： 1页数： 199印刷时间： 2008/04/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74497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格拉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推出的新作，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连续数月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两周内售出25万册。小说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1945年1月30日，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满载一万多名难民和士兵在古滕港启航，朝西方驶去，不料当天夜里就在波罗的海上被苏联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船上近万名逃亡者葬身海底，其中儿童占四千多！小说以这一故事为背景，用写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方法，披露了那场战争的发动者，在给别国带去沉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这是一场比“泰坦尼克号”还要让人刻骨铭心的海难。而书中虚构的故事也是惨烈的：身怀六甲、年仅17岁的图拉上了“古斯特洛夫号”。夜间九时许，一阵剧烈的摇晃和几声猛烈的爆炸把她从睡梦中惊醒。所幸她被救上了德军舰艇。伴随着游轮下沉以及成千上万名儿童妇女的尸身在冰冷的海面上载沉载浮，儿子保尔降临人世。获救后她怀抱襁褓中的儿子继续逃亡，辗转来到东德什末林，并当了一名工人。保尔长大后当了记者，逃到了西德，在经历了结婚生子、家庭离异后，又与儿子康拉德长期分居。两德统一后康拉德才见到奶奶。奶奶十分宠爱他，还经常对他讲过去的经历，结果使他产生了偏激的观念，创办了新纳粹网页，最后竟然开枪杀害了网友犹太青年大卫。
德国媒体称：格拉斯以撼人心扉的笔触将读者带回那段可怕的历史，并讲述了它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个特殊群体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
目录
格拉斯谈《蟹行》
译本序
蟹行
书摘插图
格拉斯谈《蟹行》
2002年3月25日至27日，译者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参加君特格拉斯先生召集的中篇小说《蟹行》翻译讨论会期间，专门采访了格拉斯先生。采访是在格拉斯先生的办公室和举行《蟹行》翻译讨论会的会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故居“布登勃洛克之家”进行的，采访录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
蔡鸿君：今年2月，您的新作《蟹行》出版并且在德国引起轰动。您曾经说过，您始终是用文学这个工具，通过叙述故事，达到教育(aufklaren)的目的，让后来的人了解德国的过去。您认为，这也是您这一代人的任务。
格拉斯：这本书的主题，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选择的，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就像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从我开始写作，它就伴随着我，迄今仍未了结。对我来说，就是尽力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在欧洲，教育孩子的情况是不如人意的。我认为，由于教育而造成的损害，只能通过教育才能消除。非理性行为的再度出现(Rackfall des Irrationalimus)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坏的情况。《蟹行》这本书的主题实际上早就出现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里，书里有两个章节，一个章节《蚂蚁大道》是写苏军开进但泽地区，苏军官兵的强奸和暴行，另一个章节《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写的是德国人在不久之后遭到驱逐，乘货运车逃难，难民们在货运车上遇到抢劫，这两个章节是我的书长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准出版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铁皮鼓》。我希望，我的新作在今天的俄罗斯能够引起注意和讨论，前来参加翻译讨论会的俄文译者证实，这场讨论已经开始了。
蔡鸿君：关于这本书的主题，许多评论认为是突破了禁区，提到君特格拉斯，人们都会想到，这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左派作家。
格拉斯：关于突破禁区的说法，要说只适合于分裂的德国。在过去的东德，这个主题是不得触及的禁区，当时东西德甚至有不同的称呼，在西德说“难民”或者“被逐出家园的人”，在东德则被婉转地说成“迁居者”。在西德，这个主题被挤到一边，主要表现的是其他的主题，比如说，德国犯下的罪行，后来这个主题则被遗忘了，从这一点来讲，突破禁区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许多报刊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称为“难民船”，把这场海难和战争犯罪等同起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是一场灾难，而不是犯罪。当时仍在交战，而且船上还有许多军人，苏军潜艇指挥官下令击沉该船完全是正确的。不少评论不惜笔墨地大讲“难民船”，其实，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知道，作者的重点并非在此。不少评论写得很匆忙，我注意到，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地方性报纸上的评论文章更注重讨论作品的文学性，而《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则是继续发泄对我的旧仇积怨。很多评论对我的作品并不怎么关心，而是更关心我的政治观点，甚至有人要求我把嘴巴闭上。
蔡鸿君：《蟹行》(Im Krebsgang)这个书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格拉斯：我不想用
蔡鸿君：在翻译成中文时，是否可以将介词lm撇开不译?
格拉斯：当然可以。
蔡鸿君：您将这本书归类为“中篇小说”，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坚持这么做的原因吗?
格拉斯：这本书写的是非同寻常的事件(auflrgewsnliches Er-eignis)．甚至是双重意义上的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层是这条船的故事，一直到它沉没，非同寻常的事件是叙述者在船沉没的短暂时间里，在前来救援的“雄狮号”上出生，另一层是，在因特网上捡起这一主题的那个极右青年，竟然是他的儿子。接着，事情更加复杂化，最后重现了开始时的谋杀情节，使小说再次达到高潮。我认为，它具备中篇小说的等级，具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的等级。但是，由于幽默的原因，稍微也有一点破例，因为，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始终声称自己在写一篇报道，而且他总是把报道的风格加入进来。这两种形式，即中篇小说和报道，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竞争的关系。一边是报道的语调，一边是叙述的语调。对于我来说，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和我这个作者之间在书中进行的争吵，很有吸引力。我把这本书当作一部中篇小说，他却坚持认为是在写一篇报道。
蔡鸿君：《蟹行》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现在才写?”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现在要写这本书?
格拉斯：我的每本书的第一句话往往决定了这本书的调子，我从来不改第一句话。《蟹行》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长期以来，在德国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驱赶前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和一千多万人逃难的主题，在西德被挤到一边，在东德根本就不准提及。这也是我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您知道，我在1927年出生在但泽，我的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专卖殖民地产品的小店，1945年1月，我作为空军辅助人员在科特布斯负了伤，曾建议我的父母乘“维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西部，他们当时没有走，而是在夏天被苏军驱逐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其他的灾难、失职和罪过。在《蟹行》这本书里，图拉的儿子直到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着手从他自己的角度写这些母亲已经督促了几十年的往事。他在因特网上找到了极右分子搞的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网页，这才真正开始写他的报道。人们只要在德国的东部或者西部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只有很少的人听说过“维廉古斯特洛夫号”船和这次海难。维廉古斯特洛夫是什么人，是谁把他打死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一切几乎没有人知道。因此，我在书里讲述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下水到沉没的历史，也交代了计划建造和命名的经过。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前的。新的纳粹分子与光头仔不同，他们可能在高级文理中学甚至在大学里。抵制新纳粹主义，必须持之以恒，我也努力用我的方式，即小说家的方式。
蔡鸿君：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被称为是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海难的故事。这似乎是一种很好的广告。
格拉斯：这与出版社毫无关系，是评论文章里这么写的。“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虽然在书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主人公康拉德也在因特网上为此与人争吵，但是，这绝不是写这本书的动机。蔡鸿君：这么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并不是《蟹行》的中心主题。
格拉斯：当然不是。我在书里有意识地并没有只写“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而是还写了这一事件之前的许多事和相关的人物生平，从维廉古斯特洛夫的发迹一直到他l936年被杀，然后是医学院学生、犹太人大卫法兰克福特的生平，他进行刺杀的过程，在瑞士坐牢，战后去了以色列，还有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的故事，从他在奥德萨的童年，写到他指挥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战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当然，这些生平传记都是依据“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按照这条船的命运，进行编排的。书里还有一个虚梅人物，是我从过去的书里拿来的，图拉波克里弗克，她最早是出现在我的中篇小说《猫与鼠》里的，后来又在长篇小说《狗年月》里得到扩充，她现在又被写进了《蟹行》。这样，我就拥有了进入这些历史素材的文学通道。对我来说，最初这只是一堆没有经过梳理的素材，许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要把它们写出来，而且必须写出来，但是，直到我想到让图拉这个人物出场，我才找到了处理这些素材的文学通道。
蔡鸿君：您写这部小说时，是否想到过某一个特定的读者群?
格拉斯：总的来说，没有想到过哪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但是，我也很清楚，“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战后难民逃难，对德国的年轻代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即使有些人知道“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但也不了解这条船因此而得名的维廉古斯特洛夫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德国纳粹党瑞士分部主席，在瑞士的达沃斯被德国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身亡。有一个叫海因茨舍恩的人，曾经出过两本关于“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书，我写《蟹行》时参考过他的书。前几天在莱比锡，我第一次见到了舍恩，他比我大几岁，舍恩当年是“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水手，在海难中侥幸获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开始收集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的材料，他甚至还去苏联找到了那艘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军潜艇的几个幸存的水兵，并且和其中的一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留下了许多合影。当年，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经八百的出版社，最后他的两本关于“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书是由一个出版军舰图书的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其他书还在一家主要出版右翼读物的出版社出版。他本人并不是极右分子，但是他听任自己被极右分子利用。我在见面时问他为什么会在右翼出版社出书。他说，他事先并不知道，等书出版了以后，才发现他的书处于怎样的一种环境之中，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他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一代老人中间是很典型的。这也说明，正经八百的出版社不敢出这类主题的书。假如是由一位好的责任编辑来编辑出，版，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那么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也许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蔡鸿君：那样就太可惜了。书里关于什未林的地理环境写得非常详细，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格拉斯：是的，写作期间，我多次去什未林实地考察，寻找故事应该在哪里发生最合适，走了好几条街，看了几个后院，书里写的房子和门牌号码都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那些纳粹纪念碑的基石残余物，也确实仍然存在，我感到很惊讶，在东德的政治环境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蔡鸿君：书里有大量计算机和因特网术语，如网页、上网、虚拟空间、聊天室，等等。据我所知，您甚至一直使用传统的机械打字机写作。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把因特网这种媒体写进了您的小说?
格拉斯：我的确不用计算机，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反对使用计算机。我的担心仅仅是，计算机是否会成为进行交流
的唯一的工具。年轻人把计算机当成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恰恰在年轻人中间，被称之为交流的东西，正在转向因特网，转向一个虚拟的世界。在我的书里，在图拉的儿子叙述故事的同时，极右分子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也搬上了因特网。
蔡鸿君：您曾经说过，在写《我的世纪》时，您最初是想从一个老年妇女的角度来叙述，但是刚写出一些提纲，您就觉得这个角度太窄，放弃了这种构思，改成由许多不同的人物，以“我”的口吻，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反映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您在写《蟹行》时，是否也有类似改变构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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