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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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灵凤 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238000版次： 1页数： 333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802940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读书是件乐事，藏书更是一件乐事。但这种乐趣不是人人可以获得，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招来即是的。学问家的读书，抱着“开卷有益”的野心，估量着书中每一个字的价值而定取舍，这是在购物，而不是读书。版本家的藏书，斤斤较量善版本的格式，藏家印章的有无，他是在收古董，并不是在藏书。至于暴发户和大腹贾，为了装点门面，在旦夕之间便坐拥百城，那更是书的敌人了。
——叶灵凤
内容简介
在这《读书随笔》中，《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和《晚晴杂记》都是有过单行本的。《读书随笔》出版于四十年前的上海。《文艺随笔》和《北窗读书录》分别印行于六十年代初期和末期，《晚晴杂记》是七十年代之初问世的（其中大部分是一般的散文、小品文，碍于体例，本书只选人了和读书有关的文章），它们都是香港的出版物。未结集成册的《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书鱼闲话》和一些有关的译文，只是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总的来看，最早的文章写于二三十年代，最晚的作品成于七十年代初期，前后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它们发表时，除了叶灵凤这个名字外，还用过林丰、叶林丰、任诃和霜崖这些笔名。
这些随笔为他自己的话作了证明：读书很杂，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书，他都爱读。杂之中，却也自有重点：文学的、美术的和香港的——前两类显出他作家和画家的本色，后一类就正是他下半生生活所在的地方特色。有所读而有所写，就是这里上中下三册几十万字的文章了。
作者简介
叶灵凤（1905—1975），江苏南京人。画家、作家、藏书家。毕业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1926年与潘汉年合办过《幻洲》。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年底又被禁，改出《现代小说》。1929年创造社被封，一度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救亡日报》工作，后随《救亡日报》到广州。1938年广州失守后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直到1975年病逝．三十多年中，太平洋战争前编过《立报》副刊“言林”、《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直到晚年退休。长期为《大公报》、《新晚报》、《文艺世纪》等报刊写稿。他藏书甚丰，是香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遗言以所藏善本清嘉庆《新安县志》献与国家（生前曾拒外人高价收购），死后家属按照他的意愿，送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余藏书尽献香港中文大学。作品有小说《菊子夫人》等多种；散文、随笔《天竹》、《忘忧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花木虫鱼丛谈》等，有关香港的著述《香港方物志》等；翻译有《新俄罗斯小说集》、纪伯伦的散文等。
目录
前记
凤兮，凤兮
叶灵凤的后半生
叔本华的《妇人论》
《十日谈》、《七日谈》和《五日谈》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王尔德《狱中记》的全文
纪德关于王尔德的回忆
关于纪德自传
淮德的《塞尔彭自然史》
小仲马和他的《茶花女》
果戈理的《死魂灵》
法朗士的小说
毛姆的札记簿
拉封登的寓言
布封的《自然史》和毕加索
培根的随笔集
龚果尔弟兄日记
《猎人日记》
《罗丽妲》
《黑奴吁天录》的故事
印度古代的《五卷书》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日记
被禁的书
谈普洛斯特
乔伊斯佳话
《性心理研究》作者霭理斯
莎士比亚先生
诗人小说家爱伦。坡
歌德和席勒的友情
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
老毛姆的风趣
毛姆等到了这一天
想起海明威
诗人但丁的机智
吸食鸦片的英国作家
乔治桑和萧邦的恋爱史
契诃夫故居的纪念博物馆
作家和友情
歌德的一幅画像
海涅画像的故事
诗人画家布莱克
哥庚的《诺亚诺亚》
美国老画家肯特的壮举
关于比亚兹莱
比亚兹莱、王尔德与《黄面志》
谈宋版书
笔记和杂学
座右书
读《杜工部集》
《永乐大典》的佚散经过
读延平王户官杨英的《从征实录》
张仙槎的《泛槎图》
改七芗的《红楼梦人物图》
李龙眠的《圣贤图》石刻
藏书印的风趣
书斋之成长
《纸鱼繁昌记》
西谛的藏书
鲁迅捐俸刊印《百喻经》
达夫先生二三事
达夫先生的气质
郁氏弟兄
乔木之什
爱书家谢澹如
记《洪水》和出版部的诞生
《A11》的故事
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
作家们的原稿和字迹
焚毁、销毁和遗失的原稿
梵蒂冈的《禁书索引》
附录：译文
书的敌人
爱书狂的病征
有名的藏书家
书的护持和糟踏
不能忘记的损失
赝造的艺术
人皮装帧
代跋：书痴
书摘插图
凤兮，凤兮
沈 慰
叶灵凤，当一般认识他的人叫他“先生”时，有些不认识他的人却称他为“女士”。在他工作的地方，不时可以收到寄给“叶灵凤女士”的信件或请柬。这是他晚年常常带着微笑，向人说的。
这当然是可笑的误会。还有不可笑的、更大的误会。
二十年代他就写小说，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办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到广州，后到香港，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离开这个世界，都一直没有离开香港（短期的旅行不算）。就是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他也没有离开过。因此，就不免有了一些流言。
和他一样，那个时候并没有离开香港的还有诗人戴望舒，不同的只是戴望舒坐过日本军队的牢房，而他没有。就在那样的日子，是他和戴望舒做伴，一起到浅水湾畔，对病死在香港的《生死场》作者、女作家萧红的坟墓，默默凭吊。在这以前，这以后，直到五十年代戴望舒从海角的香港回归北京后，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人们不知道战争年月更多的事实，但举一可以反三。有所为也就往往是有所不为。
说到萧红墓，人们记得，当一九五七年这一孤坟有被铲平而湮没的危险时，正是他带头和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一起，取出骨灰，送去广州，安葬在银河公墓。
在上海和他一起办过《幻洲》，后来长期担负对敌斗争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重任的潘汉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回到香港，就和他恢复了联系，而不是弃之如遗。
在潘汉年蒙冤的日子，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到北京作过客人，其间包括和阿英的欢晤。
正像早些时的流言站不住，后来加给他的“反动文人”的帽子也是戴不稳的。新版《鲁迅全集》和“文革”前《鲁迅全集》有关他的注文前后不同，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有如给这个“反动文人”平了反。
在他晚年写作的许多散文里，是不乏怀乡爱国的篇章的。 这更大的误会是可以澄清的了，只不过可能有些人没有注意到而已。
他的爱国行动还表现于他的爱书（这里的爱书意如爱将），其中之一是嘉庆本的《新安县志》。这个新安和风景秀美的新安江无关，它只是广东旧时的一个县，也就是今天的宝安，却比宝安幅员为大，今天国际性的大城市香港也属于它的范畴（今天名震国内外的深圳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新安县志》也就包括了香港志的成分。他收藏有这部书，而且和广州、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比较过，据他说，以他手头的这一部最全。内地就只有那两部，而香港却只有他这一部海外孤本。英国人虽然在香港抓了一百多年的统治权，却并没有抓到这样一部和香港有关的地方志。好几次有外国人，以当时的几万元港币（相当于如今的过百万元）的代价，伸手想抓走这部书，他都一一拒绝了，只肯让香港英国官方的图书馆复印一份，作为参考资料。他生前不止一次表示，书要送给国家。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完成了他的遗愿。这一部《新安县志》现在是藏在广州中山图书馆里。
但他心爱的藏书，朋友们所赞赏的他的藏书，却又不仅仅是这一部《新安县志》。
在香港，他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他有名的藏书主要在于三大部分：有关香港的书刊，西方的画册珍本，西方的文学书籍。从这本《读书随笔》的《香港书录》中，不难想象他这方面收藏的丰富，那些有关香港早年的史料是很可珍贵的，他自己写的《香港方物志》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他早年的画，也画过不少，如果不是后来放下画笔只执文笔，最后是以画家还是以作家知名于世，就很难说了，尽管现在一般人知道他是作家，新版《鲁迅全集》还是称他为“作家、画家”的。他收藏的那许多西方的画册，是内地美术界朋友谈起来就不免流露关切之情的珍品。西方文学书籍的珍本那就更加使人为他难数家珍了。
不必问他的藏书有多少万卷，他的居所在香港那样的地方算得上是宽敞的，却由于他的良好的嗜好，弄得狭窄甚至狭窄不堪。那里真可以称得上书屋，屋子里到处都是书。我们的作家并没有书房，却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不少书，大厅就更是书的天下，他就整天人在书中，由于“书中自有”，也就可以说是人在玉颜中，人在金屋中了。
正是难数家珍，他的这许多藏书本来是要送回内地，献给国家的，由于迟迟没有清点整理，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以先行全收后才清点的方式取了去，辟了专室，整理收藏，这一失误曾使人感到可惜，为之叹息。不过，一想到“一九九七年以后”，随着整个香港的主权的回归，这些图书不也是自然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么？天下事就有这么妙！
人们都称叶灵凤为藏书家，他虽然在生时没有“请予更正”，但他肯定欢喜另外的一个头衔“爱书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名衔，至少一般人很少这样说，只有在他的笔下才屡屡提到：“爱书家”。从《读书随笔》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同时还可以看到藏书家是书的敌人这样的译文。他有读书的兴趣，而且兴趣渊博，涉猎很广。他不是藏而不看的人，尽管书太多而他来不及尽看。
书和笔，读和写，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全部生活。他不仅忙于读书，也勤于写书。他天天读，也天天写，他去世后遗下总有一两百万字的作品有待于整理出书（在香港已出书的有六七种）。这些文章都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有文艺随笔、读书随笔，有抒情小品、生活小品，有香港掌故、香港风物，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那些谈香港史实的文章，是他翻阅了大量中英文的资料才写得出来的，多年来，它又成了别的人在写香港掌故时依据的资料。它材料丰富，文字端庄流利，爱国热情洋溢于笔墨之间，大义凛然，毫不含糊，对于异族统治者一点也没有什么媚骨。
岁月匆匆，他的去世一转眼就是十年。霜红最爱晚晴时（他晚年以霜崖的笔名，写了大量的《霜红室随笔》；所出的集子中有《晚晴杂记》），回首前尘，不由得更对这位老作家有深深的怀念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
叶灵凤的后半生
宗兰
叶灵凤的后半生是在香港度过的。
抗日战争是前后的分界线。抗战以前，他主要是在上海，幼年在九江，青年时代在镇江，然后就到了上海，踏进文坛。“八，一三”以后，日军攻占上海，《救亡日报》南迁广州，主持其事的是夏衍，他也到广州参加编辑工作，编的还是新闻版。人在广州，家在香港，他周末有时去香港看家人，一次去了香港就回不了广州，日军跑在他前面进了五羊城。从此他就在香港长住下来，度过了整个的下半生，除了回大陆旅行，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前半生，江南、上海；后半生，岭南、香港。这就是他的一生。
他到广州、香港，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在香港留下来，不久就参加了《星岛日报》，一直到年过七十而退休，他始终是在胡文虎家族星系报业的这一报纸工作。当年的《星岛日报》由金仲华主持编辑部，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在那里，副刊《星座》是戴望舒主编的。叶灵凤什么时候把《星座》从戴望舒手中接下来，就记不清楚了。从此就和《星座》同命运，他一退休，这个活了一个世代还多的副刊也就被停掉。谈起来时，惋惜中他显得有些凄怆。
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星岛日报》换了一个名字：《香江日报》。而叶灵凤还在日本军方办的“大冈公司”工作，不过，一九八五年七月底去世，有香港“金王”之称的金融界大亨胡汉辉，八四年初写过一篇忆旧的文章，提到一个叫陈在韶的人，当时由香港“走难”去重庆，被国民党中宣部派回广州湾（今天的湛江），负责搜集日军的情报。他说，“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他又说：他日间“往《星岛日报》收购万金油，在市场售给水客，以为掩护；暗地里却与叶灵凤联系。如是者营运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这里说到他是被要求“配合”叶灵凤的，显然叶灵凤早就在干“敌后工作”了，是不是仅仅暗中挑选一点日本书报那么简单，也就很难说。他这以前这以后，只干了一年，叶灵凤又干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这至少说明，叶灵凤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实际上却是暗中在干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
叶灵凤这时候和戴望舒还是好朋友，抗战胜利以后两人依然是好朋友。戴望舒是被日军拉去坐了牢的人。以他的爱国立场，是不会和一个落水做汉奸的人一直保持友情不变的吧。戴望舒有踏十里长途去凭吊萧红墓的诗，和他一起去萧红坟头放上一束红山茶的，那就是叶灵凤。
叶灵凤在日军横行香港的日子里的情况，人们知道得不多，但就只这些，也可以看得出一点道理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的注文曾有这样的字句：“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人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但一九八一年新版（四卷）却把注文提前列《革命的咖啡店》一文的后面，删去了“投机”、“转向”和“汉奸”等等，而改为：“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被摘去了“汉奸”的帽子。可惜他自己已经不可能看见，只有靠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了。尽管解放前后他一直受到礼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再被邀请到北京和广州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但毕竟白纸黑字上还有过这么一顶“汉奸”帽子。
抗战胜利后，全国解放前，潘汉年有一段时期在香港工作，就和叶灵凤保持往来，有些事还托他做。他们原来就是老朋友，这时依然是朋友，潘汉年并没有把他当什么“汉奸”对待。他也乐于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做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当年在上海，也就是所谓“投机加入创造社”那些年代，潘汉年办过《现代小说》，叶灵凤办过《戈壁》，两人又合办过《幻洲》。柳亚子有过《存殁口号五绝句，八月四日作》，每一绝句咏两人，一咏鲁迅、柔石，二咏田汉、黄素，三咏郭沫若、李初梨，四咏叶灵凤、潘汉年，五咏丁玲、胡也频。关于叶灵凤、潘汉年的是这么一首诗：“别派分流有幻洲，于菟三日气吞牛。星期沦落力田死，羞向黄垆问旧游。”这却是叶灵凤前半生的旧话了。
潘汉年含冤多年，终于得到平反。叶灵凤前半生和他在上海都挨过鲁迅的骂，而叶灵凤更是首先“图文并谬”地骂过鲁迅。挨鲁迅骂过的，未必都是坏人，这样的事例有的是。而骂过鲁迅的，“悔其少作”的更不乏其人。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
抗战胜利后，不仅戴望舒、潘汉年，在香港暂住过的郭沫若、茅盾、夏衍……许多人，也都和叶灵凤有往来。这不免使人想起“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欤”的老话，也想到“汉奸文人”恐怕是一顶很不合适的帽子。
在抗战期间，叶灵凤由上海南下，经广州而香港，是为了抗战救亡。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没有追随许多文化人通过东江或广州湾，到桂林、重庆去，却也没有回上海（重回“孤岛”并不就是投敌）。他留在香港，在日军属下的机构和日军治下的报纸工作，那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还有胡汉辉所指出的那些为了抗战的工作。其实不必等到一九七五年盖棺，他这一段历史早就在朋友们间已经论定的了。一九五七年版《鲁迅全集》的那一条注文。显然是“左”手挥写出来的。那些迷雾应该随新的注文而散去。
新中国如日初升。叶灵凤的老朋友戴望舒回到北京，参加工作，在北京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叶灵凤却没有动而依然静，只是静静地留在香港，默默地辛勤工作。当然，两相比较，他是显得不够积极的。他自称一生从来不写诗，也许是缺少了一份诗人的激情吧。
他长期在《星岛日报》编《星座》副刊。由于报纸的立场，“座”上后来只是登些格调不低的谈文说艺写掌故的文章。他自己就写了不少读书随笔和香港掌故，也写了不少香港的风物。
读书，首先就要买书。三十多年在香港的安定生活（日占时期三年零八个月的动乱是例外），使他这个“爱书家”藏书满屋，而成了知名于港九的一位藏书家。他的住所不窄，厅里是书，一间两间房里也是书，到了晚年，坐在厅里，就像是人在书中，不仅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被书籍发展了一些占领区了。他自己估计，藏书将近万册。
由于是作家，文艺书刊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由于曾是画家。美术书刊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由于居港多年，有关香港历史、地理、博物的书刊也占了主要的一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稀世珍本，但有些还是较名贵的。有的朋友说，最可贵的是有关香港的这一部分；有的说，美术书刊也很可贵。所有这三部分，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名贵的多是那些外文书籍。
也不是全无珍本，有一部清朝嘉庆版的《新安县志》，就是他自视为稀世珍本的。他对朋友们津津乐道，这是三稀之物，据他所知，只有广州和北京各藏有一部，他都翻阅过，都有残缺，以他这一部最全，既是海内外三稀之一，更是海外孤本。这部书在香港是颇有一点名气的，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都转过它的念头，曾经出了好几万港元的高价，合今天的币值总在百万以上吧。这对于一介寒士如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他却一概小视之，不放在眼里，不放弃那书。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只有一部抄本，后来得到他的同意，复印了一部。对这一部使他十分风流自赏的书，他生前就一再表示，要送给国家收藏。他死后，他的夫人赵克臻按照他的遗志，送给了广州中山图书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部志书所志的当年的新安，就是今天广东的宝安，还包括宝安以外“东方之珠”的香港和后起名城的深圳。它之所以成为珍本，受到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的珍视，更受到被认为是深通香港掌故之学的我们这位爱书家的珍视，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完成送书心愿的举动他本人虽然看不到，人们却看到了叶灵凤的一片爱国之心。
如果不是由于受他家人委托的朋友的拖沓，他的全部藏书也会送回内地，而不会落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楼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