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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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阎连科 著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120000版次： 1页数： 136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05288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阎连科，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情感狱》、《受活》、《最后一个女知青》、《坚硬如水》、《丁庄梦》等；中篇小说《年月日》、《耙楼天歌》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等国内文学奖项。 本书为其文学演讲文集，共计21篇。
内容简介
去年，在大连的一个文学会议上，大家讨论汉语写作时，陈思和先生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中国作家用欧化语言进行写作，也同样是汉语写作。”在那个会上，他很详细地论述了他对汉语写作的宽容与见解。我想，他这样说自然有他的考虑和见地。只少说，我们没必要对汉语写作有那么多的担心，没必要担心有五千年历史的汉语会因为几个作家的小说语言有欧化倾向、充满了翻译腔而受到侵袭与伤害；没必要担心网络语言对汉语写作构成了什么威胁，使汉语写作到了必须警惕，必须防范，必须服用中药进行调理和医治的田地。汉语是强大的，几千年的汉语历史，像一棵根深枝茂的大树，它不会被几股什么细风所吹倒，不会被几场细雨所淹没。相反，正是有这样那样的风雨，汉语这棵大树才不断地在生长中得到新的滋养，而更加枝繁叶茂，有着旺盛的姿态。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风雨，使一部分作家对方言、地域性语言、民间语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自觉的追求，也才使我们今天出现的多元写作中，呈现了汉语“多元”的丰富景观……
这是截选自本书的一段文字。
该书收录了我国著名作家阎连科的文学演讲21篇。
作者简介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呲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越南、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塞尔维哑等十余种语言，在20个国家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目录
小书大说（代序）
我为什么写作——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演讲
只有追求没有旁顾——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世纪汉语写作走向”讨论会上的发言
少年阅历与文学——在洛阳大学的演讲
独立精神，是书院生命的灵魂——在“万松浦书院”成立研讨会上的发言
小说与世界的关系——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语言小说之用：从小说的开头说起——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作家的角色——在山东大学的演讲
什么叫真实？——在山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小说的困境——在青岛大学的演讲
小说艺术的惟一性——在青岛师范大学的演讲
激情：小说文本内的文本——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演讲
文学与底层人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让文学成为自己的生命之神——给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的致词
军事文学的四道窄门——在军艺文学系的演讲
“大江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几点启示——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当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南京大学的演讲
个人的现实主义——在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的发言
文学的“摆脱主义”——在郑州大学文学院的演讲
文学与体制——在北师大研究生院的演讲
民间文化与我的创作——在辽宁师范大学的演讲
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书摘插图
我为什么写作——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演讲
同学们、朋友们：
现在世界上充满着骗局，尔虞我诈像大街上的包子、馄饨一样普遍。英国的“凯利”事件和美国布什政府的“新闻门”事件，被这两个国家的新闻界吵得沸沸扬扬，大有新闻界要和政府部门对簿公堂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似乎是两国政府有意夸大了伊拉克大杀伤性武器的制作能力，欺骗了两个民主国家的广大人民，从而发动了对伊战争。伊拉克这个主权国家，就这样在谎言下面被消灭了，改朝换代了。打败伊拉克的不光是美英超强的军事力量，还有比大杀伤性武器威力更大的谎言。最近，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管道事件，也被许多国家和媒体所关注，为什么？因为这牵涉了太多的国家利益，因为承诺总是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每天都在说“诚信”，可是诚信，就像打开窗子放出去的风，分文不值。总之，撒谎者总是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上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下至百姓与百姓之间，欺骗构成了世界、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一个没有读过大学，只有大专学历，还近似于掏钱买来的文凭的叫阎连科的人，坐在这里给大家上课，他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又哪里不是一场骗局呢？
既然拉开了大幕，我们就应该把戏唱到最后，就让演讲成为一场演出吧。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写作”。原来，在给林建法先生说题目时，我给他说的是“我们为什么写作”。试图通过“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个话题，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许多作家在写作中面临的困境。后来，我发现去谈“我们为什么写作”时，我会充满着欺骗。因为，我就是我，不是我们，不是大家，不是别的作家，如果谈我们、大家，我就只能欺骗，所以，我就临时将“我们为什么写作”改为了“我为什么写作”。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题目，是一个考验一个作家诚实度和坦率度的题目，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写了二十多年，几百万字的小说，到现在我的确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写作？
我为什么写作，写作为了什么，是我近年经常关门自问的一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一出门就撞到墙上一样，每当我坐在桌前，提起笔，面对稿纸的那一瞬间，出现在我头脑中的，不是我要写的小说的第一句话，而是“我为什么写作”这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已经像我老家农村双扇木门后边那一道又粗又重的榆木门栓，它卡在了我的脑子里，横在了我的脑子里，不把它拉出来，我就打不开写作的大门，我会被活活憋死在那间屋子里。今天，我坐在这里讲“我为什么写作”，不是为了同学们好，是为了我自己好。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对我自己不好的事情我都不爱去干。勉强干了，也是应付差事。如果不是为了进一步弄懂“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把我头脑中的门栓拔出来，我也许不会坐在这里，坐在这里，也可能是满嘴谎言，假话多于真话，空话大于实话，套话连着大话。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样，为了到城里去，有一个“铁饭碗”端在手里。在别的学校和一些记者面前，我会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你产生最大影响的作家是谁？这时候，我总是脱口而出：张抗抗。张抗抗在三十年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分界线》，小说的内容、故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但小说的作者简介有一百多字，我记得非常清楚，说张抗抗是下乡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因为创作了《分界线》这部小说，已经被抽调到了哈尔滨工作——啊！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通过写小说这条渠道可以被抽调到城里去，可以使一个人脱离土地到那到处是高楼大厦的地方去。从此，我开始了学习写小说。那时的写作目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明确。张抗抗这几十年写了许多优秀小说，但对我来说，她写得再多、再好都没有那部《分界线》好，都没有那部《分界线》给我的启悟大，简直是在一个少年那懵懂的头脑里打开了一扇天窗，照下了一片曙光。对于我来说， 《分界线》和它的作者简介，就是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就是和《红楼梦》同等重要的传世之作。张抗抗，就是我少年时期的救世主，我将一生都对她怀着感激之情。
事实上，我也的确是通过写作最终达到了逃离土地的目的。当兵、入党、立功、提干，那一段艰辛的登山路程，我是通过发了那么几篇所谓的小说、独幕话剧和几首顺口溜一样的诗歌走完的。文学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门砖的功能。一篇小说，就是一块敲并上帝慧眼的石头。1982年，随着自己成为每月有六十四元工资的干部之后，文学的功能在我这里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得到“升华”。利用写作，已经有了可靠的工资，已经逃离了土地，下一步写小说的目的是什么？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写作的目的由逃离土地、吃饱肚子，就转化、升华到了成名成家。一切都是那样顺畅，那样自然，不需要任何的过渡与思考，成名成家就成了写作的又一目标。换一种方式来说，如果最初的吃饱肚子和逃离土地是写作最直接目的的话，那么，成名成家就是那个时候潜在的目标。正如我们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阐述的哲学观点和辩证关系那样，主要矛盾解决之后，次要矛盾会升将上来，浮出水面，成为新的主要矛盾。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多岁时，我渴望成名成家，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天鹅与美女的爱情。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文坛，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名利场。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名利场中隐蔽较深、总是搭着清高、清淡、淡泊的巨大帐篷而进行各种复杂斗争的一块角斗场。歌坛、书法家、画家、影视圈、体育竞技场等，这一些所谓创造精神财富的圣地和圣人，因为他们都没有作家读书多，所以他们都没有文坛作家们那么清高，藐视和淡泊名利。其实，我们揭开那块巨大的演出帐篷，或者从某一通道走进文坛的演出后台，也就明白文坛确实就是一块和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名利场。
是名利场没有什么不好，像好莱坞一样，使每个身在其中的人，活得都非常明白，努力方向非常明确。为了挤入文坛，为了成名成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你为成名成家而努力奋斗时，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你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写作的年代，是非常不适宜写作的年代。你写小说无论是为了成名成家，还是挣钱获利，再或是如人家所说，是为了为人民创造精神财富，写出传世之作，以使自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如此等等，这一些目的、目标如果想利用写作来完成，在今天这个社会，都显得荒唐可笑，不合时宜，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当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又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今天你发一篇小说，明天你就名扬天下，后天你就能接到上百封乃至更多的读者来信。我不知道女作家的读者来信中是否都夹有男青年读者的照片，但男作家的读者来信中，里面夹着女青年的玉照是常有的事。可惜我缺少才华，没有赶上那段文学的黄金岁月。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军营里的一个兵，一个刚领上每月六十四元工资的小排长，为了成名成家，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我曾经半夜到我们部队机关的大门口，把为了迎接上级首长莅临指导工作而摆在那儿、盛开着的茉莉花偷了一盆，藏在屋里，准备给文学刊物的编辑们送礼。那时候，我的部队是在河南商丘，要送礼的地方是河南开封，几百里路，坐火车要走三个半小时。到了星期天，我就买一张站票，把这盆茉莉花和一个短篇小说送到了开封的《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在他家吃上一顿饭，听他谈半天文学，给我传授一些写小说的秘诀和小说的发展趋势，然后再买一张站票在火车的过道或厕所里站三个半小时，回到商丘的营房。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说明我那时的文学热情，为了说明成名成家思想给我带来的动力和力量。可是现在，热情、力量都已经离我远去，像白云飘飘那样一去不再复返。说实在话，我现在，最近几年，写作的目的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迷惘，越来越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写作。 “我为什么写作”成了我目前最经常逼问自己的一个疑问，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今天已经不是写作的年代。不是写作的年代，但却是让作家异常尴尬的年代。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如果提笔写作，你必须面对以下几种尴尬。一是面对市场的尴尬。市场经济，是商人的天堂乐园，是作家望而却步的坟地。至少是一部分作家的坟地，是我写作的一处巨大的墓地。我经常说，没有不渴望占有市场的作家，只有没能力获得市场的作家。我就属于后者，渴望获得市场，而又没有这个能力。市场就是读者。有人会说，想占有读者、市场，想让书卖得好些，那容易，怎么庸俗你就怎么写。庸俗不是庸俗，庸俗是一种能力，庸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光芒。金庸庸俗吗？天下第一大俗。为什么叫“金庸”？金庸金庸，就是为了金钱而庸俗，为了读者而大俗。可是我们能写出《射雕英雄传》吗？还是能写出《笑傲江湖》、《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琼瑶庸俗吗？天下第一女俗人。可我们说人家俗，我们有人家俗的能力吗？不是没有俗的勇气，而是没有俗的才气。一个作家，你能写哪一方面的小说，是你一出生就决定了的。你的成长经历决定了这一切。你的父母决定了你哪年哪月在哪天出生，决定你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这就已经决定了你的成长经历。你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你只能在命运路线图的引导下，默默地走路就是了。所以，作家个人，并不能决定自己写什么样的小说，而是你从娘胎里一出生，命运已经决定你如果写小说，你就只能写什么样的小说。马尔克斯只能写他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只能写他的“邮票”之乡，海明威写《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这都是从娘胎一出生，这些都已经在他们的命运的道路上藏着、等着的。等待着他们手握写作之笔，默默向前，去寻找，去获取。有句话说： “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别人的就是偷来的。偷来的总不是好东西。”这句话用到写作上非常贴切，简直就是一切作家最容易理解、又最难做到的一句至理名言。今天，大家对池莉的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小说《拯救乳房》说法颇多，而且多有嘲弄之意，之所以会这样，不仅是这两个书名，而且还因为这两本的内容都很吻合市场潮流，销路很好，都卖了二十万册左右。我以为大家大可不必这样心胸狭窄，大惊小怪。一个作家的书卖得好是件好事，我是求之不得，只可惜没有能力写出那样好卖的小说。她“有了快感你就喊”，可我是种有了快感也喊不出来的人。毕淑敏能够“拯救乳房”，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医生。可是我，不要说“拯救乳房”，就是有了感冒我都治不好，都必须上医院，低三下四求医生。还有贾平凹、余秋雨、王朔，他们的市场都很好，这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又想要，这就是一种尴尬。前几天，我到我们门诊部去看病，输液，治头晕，和我住一栋楼的一个医生也在那儿输液，她是八十年代由文学的黄金岁月滋养起来的老读者，下过乡，对那一代知青作家非常熟悉，什么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韩少功，她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他们八十年代的小说、人物和故事。我们在一个输液室里聊完了天，她最后很同情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说： “阎作家，人家说你写了很多书，说你的书没人看，卖不动，出书都要自费。出那么多书，要花多少钱呀，你出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见你做什么生意，这钱是不是领导给你拨的专款？”
这就是尴尬，不仅是面对读者的尴尬，更重要的是面对市场的尴尬。
尴尬之二，是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以前我们学习哲学，总是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可在写作中间，则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物质基础”，往往是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头脑，什么样的文学意识，决定你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决定你的小说写完后，在读者中、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功效。我非常羡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写作，头脑里无拘无束，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天马行空，横来竖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怕写不到，就怕想不到。对他们来说，“想不到”是他们的巨大的约束，但对我，对六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许多人，不光是“想不到”的问题，还有“做不到”的问题，“敢不敢”的问题。大家可以认真考察一下，凡是那些总是获“五个一”工程奖和被政府反复推荐的作家和作品，准是和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出生更早的一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四十岁以下的很少，几乎没有，四五十岁，或五十岁以上的居多，几乎全部，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说这些作家不好，作品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和我年龄相仿或更大一些的人，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我从来不反对作家们去写某一类“主旋律”的、一味歌功颂德、粉饰生活的小说，我主张给这些作家发金奖、大奖、巨奖。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社会里、环境里，那样的作品人家不去写谁去写？这和冲锋陷阵一样，正是因为人家冲在前边了，把咱们留在后方了，让我们可以安心地在后方写你想写的小说了，思考你想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作家，感谢他们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可是，当人家冲在前面，为我们赢得了写作空间和思考空间时，我们在“后方”又写了什么？想了什么？似乎是除了对“边缘化”的感叹和无奈的叹息，别的并没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经常私下里对朋友们说，甘愿“边缘化”，其实就是一种甘愿堕落。是乡下媳妇面对婊子的叽叽喳喳。是一个大男人面对卖淫女大把大把花钱时，在边上急而无奈地跺着脚的连连哭喊：“那是我的钱呀！那是我的钱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