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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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东晕著
出 版 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版次： 1页数： 39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009369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广延的身体无法克服动静生灭的自然规律，而思想的心灵却可以步入永恒的理智形式，以清明之心、理智之爱通万物之理，此理非计算推理所能尽述。非善恶是非所能惊扰，非喜怒哀乐所能沁入。非言语名词所能形容，知行合一，心物不二，澄明而无蔽，无言而心悦，是为天人之境。如是则豁然贯通，既知身归大化乃自然之必然，心享永恒乃自由之必然，故生不忧，死不惧，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道不远人，仁远乎哉？
内容简介
本书用“天人之境”这个富有中国思想特色的名称。来象征斯宾诺莎哲学所推崇的最高境界，但这并不是本书着力论证的主题。作者旨在勾勒斯宾诺莎的生活世界的思想语境，梳理斯宾诺莎研究的脉络谱系。解析斯宾诺莎哲学的表述和构造方法，重构其“道一德”形而上学体系，进而研究其哲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并略作比较和反思，对中国的斯宾诺莎哲学乃至近代哲学研究不无裨益。与此同时，作者也力图以诗意的笔触反省我们的道德处境，追思人生中不能承受的轻逸和沉重，开阔我们狭窄的胸襟，拓展我们孱弱的理智，升华我们躁动的情感。让我们从飘忽不定的生存晕眩中得享理智之爱，臻天人之境。
作者简介
韩东晖，哲学博士，1990—200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2006—2007年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早期哲学、分析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曾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一届青年教师基金(2007)、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2006)、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第八届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3)等资助和奖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编《智慧的探险——西方哲学史话》(2003)，译有《牛津西方哲学史》(2006)、《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合译，2003)、《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合译，2003)等，主持“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公共服务体系哲学信息资源系统“哲学在线”建设。
目录
序言
引用体例
一 思想的语境
1.1 近代思想史的定位
1.2 科学世界观的革命
1.2.1 科学革命的诠释模式
1.2.2 科学世界观的哲学主题
1.3 理智共同体的重组
1.3.1 拉丁语
1.3.2 世俗化
1.3.3 理智网络
1.4 哲学史范式的变革
1.4.1 研究范式的转变
1.4.2 怀疑论与确定性
二 诠释的谱系
2.1 生前身后事
2.2 编纂与译介
2.2.1 编纂与英译
2.2.2 中译与研究
2.2.3 传记与导引
2.2.4 文选与文集
2.3 总论与方法
2.3.1 溯源与分析
2.3.2 结构与表现
2.3.3 逻辑与方法
2.4 主题与语境
2.4.1 主题性透视
2.4.2 语境与比较
2.5 政治与宗教
2.5.1 启蒙与自由
2.5.2 权力与政治
2.5.3 哲学与宗教
三 构造的逻辑
3.1 分析与综合
3.2 定义与命名
3.3 无限与有限
3.4 修辞与叙事
四 体系的重构
4.1 世界：从无限到有限的推演
4.1.1 德勒兹的表现主义诠释方式
4.1.2 直接无限样式与间接无限样式
4.2 个人：从有限到无限的努力
4.2.1 从偶然的遭遇到必然的行动
4.2.2 从有限的生存到无限的自由
五 问题的解析
5.1 样式与属性
5.1.1 实体与样式的关系
5.1.2 一、二、三
5.2 充分观念论.
5.2.1 真观念、充分观念、错误观念
5.2.2 充分观念是否可能？
5.2.3 语言与思想
5.3 必然与自由
5.3.1 必然性的结构
5.3.2 人类自由的层次
六 比较与反思
6.1 理性与经验的纠葛
6.1.1 认识论转向与两种主义的标签
6.1.2 思辨的事实与经验的事实
6.1.3 Molyneux问题
6.2 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
6.2.1 三个案例
6.2.2 伦理学是怎样被遵守的
引用文献
书摘插图
一 思想的语境
1.1 近代思想史的定位
从更广泛的语境来看，从中世纪经由文艺复兴到近代早期，西方的理智生活并非如流行的意识形态那样经过了断裂、复活、重生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进和发展的过程。正如20世纪中世纪研究第一人吉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所说：“若说中世纪哲学精神，就其为建设性、创造性而言，不是别的，正是天主教哲学的精神，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就同时肯定了中世纪是一个哲学进步的时代，而且这种进步是奠立在对一个传统加以继承发展上面的。”（吉尔松，200l，192）EdwardGrant则富有说服力地宣称，如果说近代思想创造了“理性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恰恰肇始于中世纪。（Grant，2001，289及以下）因为在中世纪大学的理智生活中，就已经弥漫着理性精神。中世纪神学家习惯性地以逻辑和自然哲学的形式将理性既运用于神学和信仰的宗教真理之中，也应用于法律、医学以及所有大学学科之中。对理性的自觉运用始于12世纪，并从未问断，直至今日。因此，中世纪本身就是理性的时代，标志着西方世界强烈而自觉的理性运用的开端。对中世纪成就的普遍无知和对中世纪整个时代的严重偏见，导致了对中世纪巨大的误解，这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剑19世纪，甚至20世纪。
再回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之外，另一种哲学取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这就是“新哲学家”…“新”在“非”亚里士多德主义上。他们既超出了人文主义者折中主义的道德教诲，也借着自身的根据挑战着经院哲学；古代哲学传统，特别是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取代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