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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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踪家峰著
出 版 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300000版次： 1页数： 260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586792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比较规范地对城市治理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包括四篇内容：概念篇，主要分析了城市发展环境的演变，城市治理的概念与内涵，城市治理的理论来源；体系篇，系统分析了城市治理体系，城市内部治理与城市外部治理；模式与评价篇，提出了城市治理的三个典型的模式；应用篇，主要是实证分析中国城市治理。
目录
概念篇
第一章 全球化、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第一节 全球化
第二节 城市化
第三节 城市世纪的到来与挑战
第二章 城市治理的概念
第一节 城市治理概念的演进
第二节 城市治理的内涵
第三章 城市治理的理论
第一节 有关城市的理论
第二节 有关政府的理论
第三节 城市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
体系篇
第四章 城市治理的体系
第一节 城市治理体系概述
第二节 城市内部治理
第三节 城市外部治理
第五章 城市政府治理
第一节 城市政府职能
第二节 政府治理体系
第三节 西方国家城市政府治理趋势
第六章 大都市区治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大都市区治理的三种理论与实证检验
第三节 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解释-
第四节 大都市区治理模式选择
第五节 大都市区政府形式与特点
第六节 欧美大都市区治理的实证
模式与评价篇
第七章 城市治理的模式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
第三节 国际化城市治理模式
第四节 城市经营模式
第八章 城市治理的评价
第一节 好的治理的标准
第二节 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回顾
第三节 中国城市治理评价
应用篇
第九章 中国城市治理的三次转型
第一节 古代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遗产
第二节 第一次转型：城镇自治的实验
第三节 第二次逆向转型
第四节 第三次转型
第五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未来
第十章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
第一节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现有模式的审视
第二节 中国地方保护的研究
第三节 中国大都市区一体化进程
第四节 中国城市兼并的效应
第五节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全球化，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第一节 全 球 化
经济全球化何时提出和何时开始仍有争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剧，影响日益深远，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和主要的时代背景之一。
全球化突出的表现为生产活动盼全球化、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强等内容。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新型的世界性的生产分工的形成。从内容上看：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从生产分工的机制上看，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等水平型分工形势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分工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价值链和供给链中的一个节点。如美国波音“747”飞机，共有450万个零部件，它们由分布在8个国家的1100个大型企业和15000个中心企业协作生产，最后由美国组装而成。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的全球领域流动和配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又一个特征，虽然生产要素的国际化趋势从哥伦布时初见端倪，但真正的全球化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特别是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世界范围的金融服务网络的日益完善，资本流动异常方便、快速，其数量远远大于实际需要量，也远远大于国际贸易量，甚至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游资的产生。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促进了全球统一市场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也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国际经验也证明，哪里有了高品质的生产要素，哪里就会获得大的发展，争夺高品质生产要素也成了一个地区或城市或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资源配置的方式传统上有两种即计划和市场。虽然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提出并论证“看不见的手”的重要作用，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计划体制被社会主义国家奉为神灵，而市场机制则被看作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现在大家逐步意识到市场机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跨国公司的发展使世界经济体系正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场变革直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统计资料，1968年跨国公司为7276家，子公司为2.7万家。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众多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贸易的60％-70％，全球生产的40％，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的90％，全球核心技术的80％，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内部、跨国公司之间或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通过FD1、M&A、战略联盟等方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网络。
与全球化并行的另一种力量即地方化的推动。地方化是分权和权力下放的结果，它反映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要求更大的自决权和对政府决策施加更大影响的愿望。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地方选举来产生地方政府并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利与自由，地方化对一国的政治稳定、公共服务的业绩、公平与宏观经济稳定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城市世纪，城市处于地方化的潮头。
杰瑟普（Jessop，2000）形象地将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变化称为“时空远距化（time-space distantiation）和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
第二节 城 市 化
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
由现代工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西方，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也逐渐蔓延，城市化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为主要的特征。从图1—1可以看出，世界城市化水平由1800年的5.1％，上升到1900年的13.3％，2000年达到47.5％，将近半数居民生活在城市。从图1—2可以看出，世界城市化进程呈现加速的趋势，1800～1850年的50年间世界城市化的年增长速度为2.5％左右，1850—1990年的50年间年增长速度达到13％左右，1900～1950年达到3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化进程更加迅速，1950～1990年间达到33％左右，而1990～2000年城市化速度达到34％。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表1—1可以看出，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城市化水平处于第一个层次，1950年，上述三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都已达到50％以上，北美洲为63.9％，欧洲为52.4％，大洋洲为61.6％，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经过50年的发展，这三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均超过70％，其中北美洲为77.4％。欧洲为73.4％，大洋洲为74.1％，达到了城市化的成熟阶段。拉美和加勒比处于第二个层次，特点是由城市化水平较低的阶段即1950年的41.9％，加速到2000年的75.4％。亚洲和非洲处于第三个层次，其总的特点为城市化水平低而且发展较为缓慢，50年间始终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如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29.8％，而亚洲的城市化水平为17.4％，非洲更低为14.7％，而且2000年城市化水平也远远低于50％，亚洲为37.5％，非洲为37.4％，不过应该看到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亚洲，考虑到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城市人口数量在1970年就位于各洲首位，2000年亚洲的城市人口数量达到13亿之多，占世界城市人口数量的48％，即将近世界一半城市人口居住在亚洲。以城市规模而论，越来越多的人集聚于大城市，如表1一2所示，世界100大城市的平均规模由1800年的18.7万，增加到1900年的74.5万，再到1950年的210万，2000年这一门槛增加到620万。1800年全世界只有2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1900年增加到17个，t950年增加到.85个，而、2000年则达到388个，从1800—1950年的150年时间百万人口大城市增加了83个，而1950～2000年的50年时间百万人口大城市则增加了383个，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可见一斑。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明白，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既是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史，更是城市快速发展的200年，从世界范围看，城市世纪已经或将要来临。
二、中国的城市化
我国的城市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城市出现于4000多年前，历史上历代王朝的都城发展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的城市人口曾达到百万之巨，如唐王朝的都城长安人口一度达到100余万，超过了现在西安的人口。1840年之后，随着被迫开埠与自开商埠的发展，中国城市进入了由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发展，有些城市也曾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更引人注目，据沈汝生先生的研究，1930年代中国已有城市189个，其中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1座，占所有城市人口的10.8％，100万至200万之间的城市有4座，50万至100万的城市有5座，20万至50万的城市有18座，10万至20万城市有48座，而5万至10万的小城镇数量最多为113个，占所有城市数量的近60％，见表1一3。
（2004）将中国城市化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到1957年为恢复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增加到1957年15.9％，年均增长0.66％；第二个阶段1957年到1978年为动荡阶段，城市化水平20年间增加到17.9％，仅仅增加了2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12％；第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6年为稳定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由17.9％增加到29.4％，年均增加0.64％，前三个阶段为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城市化水平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96年以后，见表1—4和表1—5。总之，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增加到目前的40％有余，城市已经并正在发挥重要和关键性作用。
第三节 城市世纪的到来与挑战
一、城市世纪的来临，城市拥有发展机遇
全球化在创造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同时，并没有削弱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反而进一步有助于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地方和城市在世界经济乃至政治中的地位，赋予城市以崭新的角色即城市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竞争力与活力的源泉。世界银行的2001年报告指出，城市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其地位亦不断增强，在低收入国家，城市地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在中等收入国家占73％，在高收入国家占85％。随着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城市成为活动的主体，城市通过跨边界的合作与跨边界的网络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国际事务（Church and Reid，1996），站在世界发展的舞台①。斯科特和斯特普尔（Scott and Storper，2003）认为城市化与城市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区域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10comotives of nationa1 econ0—II1ies）。而霍尔（Ha11，1984）、沙森（Sassen，1994、2001）则认为城市是全球化经济中的关键节点（crucia1 nodes）。
卡马尼和卡佩罗（Camagni and CapeU0，2004）系统地总结了空间组织的三种逻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也由传统城市向工业社会的福特式城市和当今的信息城市转换，城市的性质、规则、模式、产业特征、合作状态等都发生变化。在信息化时代，城市正以城市间网络为枢纽同世界其他城市发生关系（见表1—6）。
二、城市发展越来越复杂
城市发展的复杂性来自于城市发展环境尤其是城市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城市发展主体的流动性与多元性，城市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勒韦（1ever，1999）认为城市间至少存在五种基本的竞争：即分别为流动要素、GDP创造价值、人口、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而产生的竞争，城市的地位将取决于其吸引全球投资、直接信息和产业运动的能力，全球的竞争也将主要基于城市区域的竞争，而不是传统的基于国家层次的竞争。城市的发展也从福利国家模式转向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模式（Keam and Paddison，2000）。城市发展主体的多样性来自于除传统的市民外，日益增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国际组织、其他城市等，而且有些主体是易于流动的。城市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包括这些问题：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人类第一次有大多数人口居住于城市，使城市人E1爆炸性增长，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成为困难；环境问题，如在印度的德里由于空气的污染，5～16岁年龄组患支气管哮喘的占10％。20％。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如胶州、兰州、太原等总悬浮微粒（tota1suspended partices，TSPs）年平均累积达500微克／立方升，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可接受标准是不大于100微克／立方升；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不足成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一大病症，在1994年，2.2亿城市居民喝不上干净的饮用水，4.4亿人用不上最简单的厕所。据估计，曼谷每年的交通阻塞的损失在2.72亿美元到1o亿美元之间，韩国首尔的损失在1.54亿美元左右；城市贫困问题，世界范围的城市贫困正在加剧，据统计有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发展中国家和妇女儿童更甚。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有些超出了单个国家或城市的能力范围。①
三、城市发展面临挑战
在城市世纪城市拥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发展的复杂性，更面临着挑战。丹特斯和卢斯（Denters and Rose，2005）认为新世纪城市的挑战来自于城市化多种多样次国家政府活动的协调与合作，来自于全球化下新的劳动分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来自于新的大量需求的为有效率和有效地解决社区问题增加的地方能力，来自于新的参与需求的回应和确保地方政府的回应性。于是，城市治理需要回答诸如次国家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之内部治理的变化，地方政府与更高层次政府之间的关系转变，地方政府管理与社区伙伴关系发生的变化，地方民主体制的变化等问题，见表1—7。
第二章
在种种挑战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如欧洲城市政策的调整（Andersen and Kempen，2003）①：从政府走向治理；集中在赋予城市居民和特定的社区权力；以目标性的政策取代宽泛的城市政策；从多部门共同制定政策到一个统一的目标性的政策部门；不断将契约方式作为政策规制的方法。
城市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使城市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既预示了人类灿烂迷人的未来，又交织着动荡分化的迷茫。在这个复杂而混沌系统下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健康成长，使其成为21世纪人类真正美好的家园是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本章主要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全球化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也是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的时代背景。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地方化与城市化，促进了城市间的竞争，赋予了城市以崭新的角色、挑战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必须根植于全球化条件下城市发展的新环境和城市发展的新型机制，离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谈论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会迷失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城市治理的概念
第一章我们全面考察了世界和中国的城市进程，城市世纪已经到来，而城市的发展面临不同的环境，特别是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城市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动态化和国际化。理解城市治理的概念和内涵必须明晰治理的概念和内涵，但是对于治理概念的理解存在着种种差异，这给进一步进行治理的更深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深入和深刻地分析。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有关概念的分歧并给出我们对于治理和城市治理的解释。这一章我们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治理、它的内涵如何界定；第二作为治理的重要领域的城市治理的内涵？第三城市治理是否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否与城市共生？第四当代的城市治理是否具有新的含义？
第一节 城市治理概念的演进
“治理（govemance）”不是一个新的词汇，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英语中的“治理”可追溯到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是指控制、指导或操纵①。但是，198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重新获得新生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如企业管理、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城市规划、地理科学等，不仅如此，许多机构特别是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也推波助澜，加速“治理”的传播、研究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治理”的理解也呈现出差异，诸多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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