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珍藏图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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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晓波 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 78000版次： 1页数： 154印刷时间： 2008/07/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861210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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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口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策划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职《东方早报》社。常年从事公司研究，被聘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
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大败局Ⅱ》（2007年）、《激荡三十年（上）》（2007年），《激荡三十年（下）》（2008年）……
《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图书”之一，并于2007年出版修订版。
目录
序言 我们的面孔，时代的面孔
第一部分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民心思变，邓公奋起开国门
钱从何来，吸引外资遭寒流
特区先行，南下深圳开窗口
首钢改革，国企复活难破局
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第二部分 骚动与喧哗（1984～1992）
企业元年，各路英豪齐登场
到海南去，价格双轨出奇招
物价闯关，冒险失利掀惊澜
治理整顿，南巡春风再出发
第三部分 激进与梦想（1993～1997）
铁腕治乱，清债分税救国企
价格大战，民族品牌狂飙起
五百强梦，激进主义成主流
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第四部分 震荡与博弈（1998～2002）
闯地雷阵，改革进入深水区
庄家凶猛，股市怪胎成痼疾
跨越彩虹，国企换血大重生
风景独好，中国制造显威力
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成长阵痛，外贸急增引摩擦
网络经济，青春飞扬新势力
大国崛起，奥运昭示强盛梦
十字路口，中国道路待探索
致谢
书摘插图
民心思变，邓公奋起开国门
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新华社记者在当年的一篇新闻稿中这样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邓小平主导中国命运的开始。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迄今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实让人们精神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厉声响。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左”思维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5月1113，《光明13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13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邓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它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则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这年夏天，61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奔赴高考考场。事实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的正式高考则是在1978年。他们中很多人当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离开城市，因为城里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他们则迫不及待地离开农村。在这支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中，一共有四十多万人重返校园，很多年轻人将从此彻底改变命运。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或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或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又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后来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一个细节：当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说明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从此把整个国家战略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上。
尽管所有的政治变化都以北京为中心，不过，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却并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内地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常常会发现，最重大的变革往往从民间自发地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勇气和魄力，关键在于懂得如何顺势而为，把人民的创造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事实上，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有那么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变革每天都在发生。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国门乍开，突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感到新鲜而陌生，毕竟中国与世界隔绝的日子太久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如此与众不同的国家。1978年底，邓小平继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第二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这本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的杂志足足用了48页介绍邓小平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为：《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钱从何来，吸引外资遭寒流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对于雄心勃勃的邓小平来说，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67亿美元，聊胜于无——到30年后的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7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1万倍。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迅速拯救中国经济。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这一次邓小平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
邓小平曾在一次与中
央有关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但此举却被指责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粮公司只好转而退居北京丰台，由这条生产线上下来的可口可乐主要供应旅游饭店，但很快这一市场就饱和了。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放宽国外记者的采访审批权。《日本经济新闻》驻北京记者冈田抱怨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广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他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最有远见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在一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从长远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二十多年后，这则预言终成现实。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政策环境动荡不明、基础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1980年的美国《财富》杂志上，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拜访了中国四十余次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司。他得到了中国很多官员的热情接待，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订单合同，为此他成功地从纽约股市募集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可第二年，艾布拉姆斯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13后评论说：“6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特区先行，南下深圳开窗口
1979年春，一个远在南海边陲、毗邻香港的小渔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人想到这块弹丸之地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
邓小平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特区”，其主旨无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只不过当时少为人注意。他一口气列举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邓小平选择与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作为开放的突破口无疑是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他“摸着石头过河”的又一次尝试。“特区”的提出，意味着邓小平开始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天高皇帝远”，东南沿海远离内地，计划经济影响弱，即使实验失败也无关大局。
深圳的巨变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淘金的移民们都将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
深圳特区初创时，除了特殊政策，国家只有3000万元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于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换钱。1980年1月1日，深圳签下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终于有人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据说当时深圳的干部几乎人人记得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当场背诵。1982年，特区人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树在蛇口管委会门口，这一标语迅速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改革口号。
土地迅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最早登陆的香港商人首先尝到了甜头。按照深圳制定的土地使用费标准，价格仅相当于河对岸香港的1／11。深圳用这笔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据统计，从1980年至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出现，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向东南地区聚集，与此同时，一个市场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怪胎——“倒爷”——也随之浮出水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倒爷”往往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他们不仅对商品价格有着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长在灰色地带进行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他们中很多人轻快地游走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终，这群“倒爷”像蚂蚁一样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啃得遍体鳞伤。
在各路“倒爷”们的推波助澜下，深圳很快成了人们趋之若鹜“卖全国、买全国”的“大本营”，一些内陆省份的政府纷纷到这里开设贸易公司，巧妙利用深圳的优惠政策进行货物的倒卖流通。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等人提出的深圳的四个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实际上进口多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实际上引进的主要是中国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实际上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得多。
尽管深圳特区的崛起有些“走样”，但应该承认，这个弹丸之地的示范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深圳的成长之路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雨露，一种几乎是宿命式的烦恼从来没有被摆脱过，每当宏观经济发生波动，人们很容易用异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急先锋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两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围绕深圳特区的一场风波也接踵而来。多年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79年是中国经济的细胞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复活。3月，北京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5月1日，著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重新挂出了招牌；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三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香港学者张五常教授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大胆地写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他在论文的注脚中还说：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十多年后，他因为这些预言而差铭太噪，到2000年前后，“私有产权”成为一个被公开运用的名词，2004年，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一样，中国的改革历程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其结果往往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新旧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历史常常会作出新的选择。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的再生能力极强，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首钢改革，国企复活难破局
那么，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有企业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1979年，一位到广州游历的香港学者无意中看到这样一些细节，并因此而引起了忧虑：在他入住的国营酒店里，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平方米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一角任意闲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