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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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广达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33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520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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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7月1日，作者当选第27届“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2.作者被誉为“中国唐史第一人”、“北大文史第一人”。
3.作者学贯中西，通晓多种语言文字。20年前作者就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学家”辞条中。
4.本书书写史学与史家，有史学家之大手笔，生动深刻。
王国维不是不明白两千年的帝统已然无可救药，但是，他的失落情结或精宰迷惘日益加深。他自幼所的熏陶和《惯性行为》，决定了他无从在心理上异化自己的信念。1927年，陈寅恪的《王观堂挽词》记述了两人曾在清华工字厅深夜共话前朝旧事而不胜唏嘘：《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袁氏称帝、张勋复辟、世界大战及战后动乱和革命潮流、五四运动、军阀混战、1924年溥仪出宫见生民《沦胥以铺》，自己人生观中珍视的一切也已破坏殆尽，现实的绝望和对信念的忠诚。他知道为自阤的孤独的存在犹如一茎蓬草，正像一根稻草压折骆驼的超载的腰，意义危机造成的长期心理重负可以由于任何细故作为契机而促使他踏上绝路。以放弃自我而完成自我。这是社会失序、道德沦丧下的具有末代士大夫意识的一种价值追的抉择。——《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内容简介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作者简介
张广达，1931年5月生于河北青县。1953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1983—1989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9年6月后常住法国，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兼职。1989年8月法国亚洲学会授予荣誉会员，1993—1994学年度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席教授，1999—200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三年，2003年1月，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语言学部授予荣誉历史学博士学位。刚刚荣膺第27届中研院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唐末五代到宋初的社会变革；唐代西域的文化汇聚；中世纪欧亚内陆的文化交流；百年来中、日、德、法、俄诸国的汉学家与东方学。
目录
总序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序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
——近代之前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媒体评论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四分之一世纪后的回忆 (2008-04-29 19:18:07)
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五十，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随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八零、八一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我从他的课上才第一次认识到唐朝要从中亚的历史框架中才能理解透彻。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文革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他是最通的。
张先生被恢复教学权利后刚上讲台，精力无限。我向一位同学推荐他时，对方说：“我知道你讲的是谁。是不是那个总推着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和别人说话的？”不错，你下课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先是拿着黑板擦站在讲台边和你谈，等下堂课的师生进来，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处，打开锁，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最后干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这成了当时北大的一景。我当时问在转到历史系不可能的情况下、想学历史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读《通鑑》，一遍不够读两遍。”接下来就是一通关于司马光的长篇大论。可惜我三分种热气，根本没有坚持。
毕业几年后，我有机会去访问他。那时我当记者，采访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其中对杜维明关于儒学现代性的采访，对邹谠关于政治文化的采访，都相当有影响，我自然也乐在其中，有些飘飘然。找张先生，目的也是采访。他当然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但造访结束临出门时，他突然对我说：“你虽然年轻，但每天这么跑来跑去，可要意识到别人都在进步。你不动就落后了。还是要读《通鑑》呀！”我这才明白，几年前我在北大马路边问他学历史的问题，他至今还记得！我本觉得，他那时在马路边推着辆车，和谁谈起来都没完，不可能记得我了。可是，他不仅记得我这个人，而且连我问的问题似乎也记得。在他看来，几年下来，我是光说不练，站着不动，所以才有这样一番委婉的告诫。这样的老师，不知道在当今的北大还是否存在。
我动真格的读书，还是在八九年。那年夏天，我立志学英语、日后到美国求学，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学英语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过不去。幸好后来妻子赴耶鲁读博士，我跟着借光，在那里从旁听开始，再读东亚研究的硕士，最后到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也记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别寒喧，才知道他也是八九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年，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他至少能够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讲课。这在搞“国学”的学者中，有谁还有这个本事？在耶鲁期间，他还坚持学梵文。即使在耶鲁，这种文字的课也就两三个人上，还有位年轻的学生半途放弃。张先生则一直学下来。他到此时可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
顺便还说一下，我三十六岁开始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则不足观，于是频频向他抱怨自己阅读还是不行，问他如何。他叹口气说，日文不好是他一个最大的遗憾。日本人学问实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来，还真让人紧张，所幸日本人挑战他的好象至今还没有。（我还听过一位师妹告诉我，国内老一辈的一位权威，一次学术会议上让日本学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场后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直哭。）张先生解释说，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进来时，他还在中小学读书。他觉得日文是占领者的语言，心理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好好学。不过，当时看日本人，感情其实也很复杂。比如，日本军队刚开进来，第二年书店就跟进来了。而日本的书店和过去中国的书店不一样，是开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里阅读。几十年后访日，对日本大学里的同事的敬业精神也很感叹。比如有位同事，每天在办公室从早八点干到晚八点，纹丝不动，几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读会要，老师领着解读到某页时去世了，继承他的徒弟就从那页开始接着带着大家读，多少代下来，就有了传统。人家的学派可不是拍拍脑袋说几句猛话就创造出来的。这么积累的学问你怎么可以小看呢？听张先生这么一说，我对日文就更不干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书问他，他用手指跟着竖行字飞快地读下去，随口把中文意思说出来。我马上说：“张先生，您这叫日文不好吗？”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还浅。”
张先生来过耶鲁几次。最后一次来时，头几天没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作到日本作研究还没有回来，我就请他在我家委屈几天。当时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徐少华先生，也是刚来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请来。我们三人，戏称三个单身汉，过起大学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张先生作学问的神通到底在哪里，这次算是有近观的机会了。每天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我们一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一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作。”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我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一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作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象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和张先生有许多接触的机会，尤其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东亚系的资深研究员那三年内，得以有朝夕相处的机会，对他的风骨和对学术的追求有更深的了解。同时对张先生这么多年来在海外的情况也可以说相当了解。张先生是一纯粹的学者，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我记得在做大学生时，印象很深的是张先生当时个人的学术条件和环境在国内属于一流。但是在一般人那里成为问题的物质的困境，在张先生那里其实不是个问题。他的精神永远是充实而有光辉的。对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平心而论，以他这样的年龄，在海外这么多年，一切均从头来起，过程有艰辛总是难免的。但总的来说，他始终得到海外学术界极高的尊敬和大力的支持。使他有相对安定的学术研究环境。从北美到欧洲到香港台湾，很多学者都因受他启发而转向研究古代的域外研究，所以说张先生的置身海外对推动海外特别是北美的中西文明交流史之研究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他自身的研究工作也从未间断。而且我也相信这一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所以从追求学术的角度而言，得失之间正未可易言。张先生有其坚持，这也无非是我们讲的“独立之精神”。但他是个很传统的爱国士大夫。我想许多人还不知道的是，这多少年来，张先生虽然定居法国，但无论别人怎么劝张先生，他都拒绝加入法国籍。虽然这只是一举手之劳。这样做其实给他行动会造成很多不便，但这正是他所想要坚持的原则。
——陆扬（美国堪萨斯大学）
书摘插图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一时代
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在世五十年间，正值清末民初内忧外患者纷至沓来、国势阽危的时代。两千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内部变乱和屡遭周边势力侵袭的经历，而且内外因素的互动每每导致中央王朝的瓦解。唯独此次际遇大同于既往：门户洞开、列强环伺，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剧烈震荡，而且历来自我标榜为天下中心的天朝帝国的崩溃预示着中国自身即将被卷入世界体系。而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人们遇到了随社会转型而伴生的新旧观念替置的考验。
在19世纪中叶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之下，中国曾经主动引进应用型的西方技艺。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引进不会妨害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仍然保持其普世意义，更意识不到中国文化相形之下或有沦为一偏文化之虞，因而不存在太大的思想障碍。经过同治、光绪两朝的洋务运动，西方知识体系，包括西方的人文学科及其价值判断系统，作为新学的组成部分也就势传入中国。西方人文学科及其思想体系，作为新的组成部分也就势传入中国。西方人文学科及其思想体系的大举传入，势必带给会儒家思想及其维护的专制体制以冲击。对于经朝延和封疆大吏极力提倡，戴震（1723－1777年）、段玉裁（1735－1815年）、钱大昕（1728－1804年）、王念孙（1744－1832年）、王引之（1766－1834年）、汪中（1745－1794年）等大儒所确立的清代学术的绝对权威和正统位，人们从尊奉而开始产生疑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