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一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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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利明 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24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224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回首过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是，我们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三十年这个特殊时点，作者对以往改革历程做的这番回顾与总结，相信能为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深入改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参考。
——谢平 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一直备受世人瞩目；对于改革的成效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背水一战》为人们冷静、理智、客观地分析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理解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智慧及其利弊得失，进而规划中国未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基础。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作者以财经记者多年采访、报道的积累与观察，不回避矛盾与争议，撰写了这部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史，脉络清晰、材料翔实。作为曾参与自2001年中银香港到2006年中银集团的重组并先后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全过程的过来人，我读起来备感亲切。中国国有银行的重组、引资、上市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西方某些人预言“中国金融体系在崩溃之中”，到在资本市场中以高于同业的蓝加倍投资者追捧，中国国有银行仿佛是涅磐的凤凰，乘着中国与世界经济上行周期而飞翔，但是还要经过经济下滑周期逆风千里的考验，我们才能说，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获得真正的成功。我们期待着，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何迪 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
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金融体制曲折突进地经历了改革，真正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现代的商业银行这场金融体制改革的硬仗终于打了几场攻坚战。“外汇储备注资合理合法”？国有银行被“贱卖”？质疑声从未停止过，改革的实践却在努力前行。本书以全景记录的方式回顾了中国金融体制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改革历程，其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2003年以来的商业银行改革，翔实、客观地向读者展示了一次输不起的实践，一条布满荆棘的改革之路。
在1979年之前，中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从分散化的体系走向大一统的金融体制的曲折历程。1979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市场化，中国金融业面临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紧迫问题，金融体制改革开始酝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入世等一系列问题更是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2004年中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建行，2005年交行香港联交所上市，2006年中行香港联交所上市……作者以多年采访、报道的积累与观察，运用翔实的材料，不回避矛盾与争议，撰写了这部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史。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能否真正获得成功？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能否换来中国金融体系的新生？对于愿意了解这段改革历程的读者来说，确是一本不得不读的佳作。
作者简介
李利明，《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评论员，2002年初进入《经济观察报》报社从事银行报道，2004年初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以后，有上百篇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度报道和评论，在业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目录
第零章 前世
走向大一统
国有专业银行
理论先于实践
金融体制改革启动
第一章 危局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
第一轮救助
救助式改革
向好的变化
技术上已经破产
第二章 破局
头等大事
五个环节
巧解死局
外汇储备注资
注资方式之争
第三章 重组
最高决策
干净的银行
花钱买机制
汇金的角色
第四章 引资
引智重于引资
并非香饽饽
漫漫引资路
战略援助
第五章 上市
放弃纽约
香港上市
汇金注资盘点
意义：没有回头路
第六章 争议
贱卖？
交锋
影响
第七章 嬗变
公司治理——从“形似”到“神似”
脱胎换骨的业绩表现
战略转型已经开始
国际的认同
第八章 挑战
完善公司治理路漫漫
成功背后的冷思考
核心竞争力的挑战
国有银行大事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危局
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 ——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1997年7月2日，当中国还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从中国的近邻泰国开始爆发，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亚和东亚，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面对危机，中国并非隔岸观火，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令中国羸弱的金融体系和巨大的金融风险举世皆知。众多境外机构认为，中国将会是亚洲金融危机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
面对金融体系的危局，1997年11月17—19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中国金融系统第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会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问题。1998年3月，新当选的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海内外庄严宣告，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在三年内基本到位。
正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中央政府对四大银行进行了第一轮救助：2700亿元注资和从四大银行剥离1.3万亿元不良资产等重大举措，令四大银行免于倒闭的命运。此外，通过信贷管理改革、精简机构、贷款分类改革、加强监管等方式，四大银行的危机在逐步缓解。
但是这些举措并不涉及体制上的变革，只能治标而不治本。随着中国在2001年底入世，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为境外媒体报道的大标题。如何在入世过渡期内进行四大银行的改革，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举世关注的事情。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
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擦肩而过，却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泰铢大幅贬值，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几个月内，亚洲的货币与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链式反应。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被国内外企业与投资者大量抛售，纷纷大贬。新加坡元、韩元与台币也连带贬值。到10月下旬，冲击波传到香港，港币面临空前的贬值压力。
进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首先是印尼债务问题引发东南亚金融市场出现新一轮动荡；接下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大幅度下跌，人民币承受巨大贬值压力；8月，国际炒家狙击香港，亚洲经济回稳受到严重威胁，港府宣布入市；同时，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急剧恶化。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债务负担加重，企业不堪重负；银行坏账增加，金融业陷于困境；银行面临挤提压力，商品市场出现抢购现象；投资者信心下降，资本大量外流；政局不稳定，政府面临信任危机。
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但是1998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处于通货紧缩阶段，经济增速下滑，金融风险开始集中暴露，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对这些饱受危机之苦的邻国和自身的困难，中国也在反思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防止危机在中国重演。
专家指出，就金融体系而言，爆发危机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巩固其脆弱的金融基础。泰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监管不力，贷款过多地投入股市、房地产，泡沫经济严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在不断加快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步伐的同时，忽视了加强金融监管，放松了外债管理，造成巨大的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没有处理好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大而不死”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也是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种误区，结果造成大企业不以效益为主，陷入泥沼。
正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巨大风险开始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在1998年4月指出，具体而言，亚洲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货币或汇率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外债危机。而这两大病症都可追溯于这些国家早已潜伏的银行危机。突发而激烈的汇市崩溃与短期外债的支付困难终于让世人看到了“藏在衣柜里的骷髅”，把遮掩了多年的银行问题暴露无遗。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确使许多银行的平衡表恶化了许多，使银行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原本有健全的国内银行体系的话，那么这场金融危机或许本来就可以避免，至少这场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性打击将会小得多。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副局长的王君认为，发生银行危机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警示：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健康的信贷文化，非规范信贷行为盛行；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缺乏审慎的银行会计制度和呆帐准备金制度；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与能力低下。
在胡祖六看来，中国的银行部门存在亚洲邻国银行部门所具有的弊端与问题。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任意地命令和干预银行，把大量信贷投入效益低下甚至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20%以上。而且银行资本金与贷款损失准备提取都严重不足，为弥补贷款损失与资本缺口，有可能需要12000亿元以上的资金，从而给国家财政（其实最终是纳税百姓）造成了巨额负担。薄弱的银行体系潜伏了金融不稳定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隐患。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带来两大启示：第一，稳步对外开放，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第二，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部门在适当时机不仅需要清理不良贷款与补充资本金，强化资本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形成金融机构审慎管理的能力，培养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技能。银行缺乏谨慎的监管体制，企业就会热衷于大量借债。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就会增多。
这两个启示对于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和金融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对于开放资本项目始终持谨慎态度；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两届政府推进改革的主基调。
在邻国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时候，1997年11月17—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高规格的金融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会议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增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会议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15项重大措施。其中，有很多方面涉及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1998年3月，新当选的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海内外庄严宣告，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在三年内基本到位。
专栏1.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过高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金融界的人士认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问题不仅不利于银行和企业的改革，而且影响到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国外的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和咨询服务机构都把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视为中国将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如何尽快降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而降低金融风险，以利于加快推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各界最为关注的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正是中央政府为改变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过高的状况而进行的一种积极探索。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主要想达到三个目标：一是改善国有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二是集中处理和管理不良资产，三是划分新老账，对新的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同时，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债转股等方式，减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负担，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
1999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宣布成立。1999年10月，又有三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性质相同，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注册资本金都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全额拨入。资产管理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涉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以外的金融业务，由中国证监会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监管，财政部负责财务监管。
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和收购不良贷款的范围包括四个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1995年底以前发放、到1998年底以前形成的逾期1年以上的呆滞贷款；国有商业银行1999年9月末的账面呆账；国有商业银行1995年以后发放的、经国务院批准的需要实施债权转股权的贷款；国家开发银行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到2000年8月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先后全部完成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与收购工作。
2000年11月2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与运作提供了法规依据。
专栏1.2华融新模式
在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多种方式中，与外资投行成立合作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极大的创新，在这方面，华融公司是先行者。2002年12月，笔者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境外投行成立合作资产管理公司的事宜日前尘埃落地。
好事多磨
12月2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向媒体宣布，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惯例批量处置不良资产的华融国际招标项目已于11月26日由外经贸部在征得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同意后正式批准，目前正在办理中外合作资产管理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根据外经贸部批准的合作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批意见，以及合作公司的章程，华融与摩根斯坦利投标团以及高盛公司组成的两家合作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即从事债权资产经营管理、置换、转让和出售，债权追偿、债务重组，不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金融业务以及直接投资行为，也不从事华融公司从事的特定的债转股业务。
华融通过国际招标出售不良资产被评为2001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之一。但从打包出售不良资产到中外合作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中间花了一年的时间。
杨凯生透露，在中国，与其他外国投资相比，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无论具体的投资方式、审批程序、经营范围和监管条件，都是一件全新的事情，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作为第一个这样的项目，审批起来确实比较复杂。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一方面非常支持中外合作处置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该项目的运作符合现行的法律和制度，也要花费大量精力来研究和明确外资进入中国不良贷款市场的相关政策。因此花去了一年的时间。
难点突破
据了解，本次交易的审批解决了外资投资方式、合作公司性质、外汇管理、税收政策以及服务商设立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难点。
外国投资者透过购买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贷款从而持有对中国国内企业的债权，这既不是通常的外国投资，也不是一项通常意义上的金融业务。华融本次交易获准与投资者共同成立合作公司，作为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不良资产的合法实体，该实体将从华融接受部分不良资产，并进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但是不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结算等金融业务。
按照现行法律，在中国成立中外合作公司，投资者应以现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出资，但是考虑到负责不良资产处置的中外合作公司业务的特殊性，有关部门审批同意了中外合作双方以债权资产作为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这就使得合作公司运作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在中国目前实行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条件下，如何保证外国投资者顺利将不良资产的处置收入汇出，是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目前的规定是，对外国商业贷款经批准登记后按合同汇出，对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可以正常汇出。不良贷款的处置收入既不同于收回的外国商业贷款，又不同于外国企业的经营利润，如何解决其汇出问题就十分重要。在本次交易中，外汇管理部门同意，外国投资者的处置收入在缴纳合作企业所得税以后按照现金流全额汇出，这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新方式。
在这次交易中，明确了中外合作处置不良资产的企业不必像其他金融企业那样缴纳营业税。同时，两家合作公司将设立在开发区，享受开发区对外商的各项税收政策。
处置方式
据了解，这次交易的方式是：外方首先用现金支付购买不良资产包中的部分债权，并且以这部分债权与华融公司的另一部分债权成立合作公司。
一位业内人士曾经向记者透露，外方支付所购买不良资产账面价值10％的现金，在合作资产管理公司中，中外双方各持50％的股权。在这两家公司都设有董事会，华融公司派出人员参加董事会，而合作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由外方组成。杨凯生介绍，两家合作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受益在双方的分配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开始的时候外方享有受益的更大比例，后面收回的不良资产中中方所占的比例增大。
杨凯生说，对于投资到合作公司的债权，原债务人只是从原来对华融承担偿还责任变为对合作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完全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债权转让和债务清偿程序进行，对债务人的企业性质、法律地位等没有任何影响。
（摘自2002年12月《经济观察报》，李利明/文）
专栏1.3离开银行的时候——一封工行员工致行领导的公开信
50多万银行员工的精简，带来了社会的阵痛，也引发了被精简员工们的深深反思和思考。下面这位工行巴林左旗支行的员工对于机构裁撤和员工下岗就有很深的体会：
爱拼才会赢，别忘我的过去，珍惜您的现在，去努力拚搏、创造一个辉煌的工行吧！这是为了工行的发展，更是为了您自己轻松的生存。因为保住了工行，就等于保住了您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写在巴林左旗支行撤销的日子里 尊敬的领导、同志们：
我叫吕景玉，45岁，是赤峰分行原巴林左旗工行办公室主管后勤工作的副主任。在左旗工行撤销后的今天，我整理完这篇稿子，目的有两个，一是较全面的记录了左旗工行撤销的全过程和我内心的感受；二是通过这种形式把我的辉煌告诉你，把我的无奈告诉你，把我的痛苦告诉你，把我的经验教训告诉你，把我的希望告诉你。因为这是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十分珍贵的东西。相信大家听后能有所启迪、有所感悟、有所收获，能从中悟出道理，懂得争取，懂得珍惜，知道你今天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是为了集体，更是为了您自己轻松的生存。也许因此你会理解领导苦口婆心，或声嘶力竭的思想工作的用意；也许能使我们大家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不至于再走一段弯路，因为我说的是左旗工行被撤销后产生的严酷现实，是我的亲身经历和闭门思索后的感悟，是用我这只残手记录下来的左旗工行七十七名职工不同内心的相同感受。然而，这些对我已不再重要了，也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对你们今天仍然在工作岗位上为了谋生而苦干，为了事业而拚搏的人们，在珍惜现在、把握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对纠正思维方式、改变工作方法、确立人生坐标也许会有些帮助，甚至是值得深思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