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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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高桥哲哉著，徐曼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208印刷时间：开本： 20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0970277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250万军人，包括日本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及二战中甲级战犯的灵位。在日本，“靖国”问题是与其近代历史相关的国家与国民“为国牺牲”的关系问题。特别自日本一些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以来，“靖国”问题不仅引起我国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争议。
本书通过对欧洲和东亚国家历史上与此相似的事例进行比较考察，对日本在“靖国”问题上不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对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的死者及战犯也应给予祭奠，甚至把他们作为作出“崇高牺牲”的“英灵”予以表彰，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探讨。
作者简介
高桥哲哉，1956年出生于福岛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养学科法语系。获得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博士课程学分。专业是哲学，现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记忆的伦理学》（岩波书店）、《历史／修正主义》（岩波书店）、《逆光的宇宙规律》（未来社）、《“心”与战争》（晶文社）、《德里达——解构》（讲谈社）、《教育与国家》（讲谈社）等。译者简介
徐曼，生于北京市，毕业于北京大学。1985年定居日本。现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文教大学、东洋大学担任客座讲师，同时从事笔译、口译等工作。
目录
前言
第一编“牺牲”的逻辑与修辞
第一章靖国与“大屠杀”——“崇高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崇高的牺牲”这一修辞
把战死正当化的效果
“牺牲”一词的起源
献上以撒的故事
复活的大屠杀
从参拜靖国神社到实验动物慰灵式
第二章“英灵”表彰的过去、现在、将来
大阪、台湾诉讼的背景
夺取殖民地战争的记录
“台湾理蕃”与“崇高的牺牲”
“靖国的逻辑”回归
派兵伊拉克正当化的“逻辑”
“国民精神”的含意
如何表彰自卫队员死者
第三章广岛、长崎和“崇高的牺牲”——追究被抹消的责任
受到国家表彰的死于原子弹轰炸的死者
死于原子弹轰炸的死者也是“崇高的牺牲”吗？
浦上的圣者
“原子弹轰炸=上帝的旨意”说
“燔祭”的隐喻效果
勾销了美国的战争犯罪
对“圣断”神话的贡献
关于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第四章“战殁者大祭礼！”——国民动员的修辞
《时事新报》评论的意义
“正因为是战殁者，才要注目！”
化悲伤为欢喜——圣化的过程
现实化了的“大祭典”
“靖国逻辑”的舞台背后
不仅战时，现代也仍在使用
第二编国民、牺牲、宗教——“为祖国捐躯”的历史
第五章由牺牲联结起来的“国民”——菲希特与勒南
作为“国民逻辑”的牺牲逻辑
向战败国国民做的两个演讲
是“每天的人民投票”还是“语言”——两个对比性的国民定义
“自我牺牲精神”的祖国爱
“国民”概念的误解
哀悼要求义务
作为共同要素的“牺牲的逻辑”
第六章哀悼与忘却的共同体
“忘却”为什么重要
因为是有悔悟的民族
《败战后论》的主张
来自国民方面的“哀悼逻辑”
哀悼共同体所排除的
第七章神话化的战争体验——近代欧洲的“英灵”表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灵表彰显扬
哀悼与自尊心的混合交织
与“靖国逻辑”的共同性
战争体验的神话化和平庸化
神话化始于何时
第八章从“真正的牺牲”到“堕落的牺牲”——坎托罗维奇
犹太人的德意志、国粹主义者
英灵表彰与殉教的关系
“崇高的牺牲”的起源
中世纪的变化
代替“祖国”的封建制度和基督教
世俗国家带有宗教性价值的背景
作为神秘体的国家
自我牺牲的堕落
第九章英灵的血与基督的血——“殉国即殉教”这一逻辑
佛教徒的“靖国的逻辑”
“宝贵的鲜血”的意义
作为媒介的“血的逻辑”
殉国即殉教
“国教”的普遍性
第三编能否逾越“牺牲的逻辑”
第十章“正战”与牺牲——沃尔泽的理论
正战论受到注目的背景
“战争的正义”和“战争中的正义”
自卫战争将牺牲正当化
何谓常备军
一成人牺牲的正当化逻辑
第十一章反抗与表彰——韩国的英灵
侵略与反抗共同拥有的逻辑
虐杀越南百姓问题
忠烈台与靖国桥——纪念的政治学
“五月的英灵”——光州事件记忆
第十二章德里达与“绝对的牺牲”
是否存在没有牺牲的国家与社会
人无法摆脱绝对的牺牲
战争——牺牲逆说的极大化
废除牺牲的愿望
引用、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靖国与“大屠杀”——“崇高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崇高的牺牲”这一修辞
以下对“牺牲的逻辑”问题进行思考探讨。
在“前言”中已经提到过，使我对这个问题开始思考的最大起因是“靖国问题”，所以首先在第一章里要讨论一下所谓“靖国”的“牺牲逻辑”到底是什么。
近年来，小泉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这期间他有不少言论，先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001年8月13日，小泉在国内外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参拜了靖国神社。他在这次发表的首相“谈话”中，有如下一节。
我是本着我们国家再也不能走上战争这条路的愿望。在那个困难的时代，那些阵亡者相信祖国的未来，牺牲在战场上。在他们的灵前，我再次认识到日本和平与繁荣的今天是建立在崇高的牺牲的基础之上，我是为了每年立誓和平来参拜的。（摘自首相官邸网页。为了强调，引用者加黑体，以下同）
在这里出现了“崇高的牺牲”一词。对于这个词，想推敲一下。
小泉首相在2002年又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次是在春季例行大祭的4月21日早晨参拜的。他在这一次发表的“所感”中，有这样一节。
我参拜的目的在于，对那些在我国的历史上，自明治维新以来，迫不得已撇下亲属，为祖国献出生命的人们表示衷心的哀悼。我认为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许多战殁者的崇高的牺牲的基础之上。……把为国家做出了崇高的牺牲的人们作为追悼对象，参拜长期以来在许多国民中已经成为中心设施的靖国神社，献上追悼的诚意是很自然的事情。（摘自首相官邸网页）
第二年的2003年，小泉是在1月14 日参拜的靖国神社。有关这次参拜的“谈话”和“所感”没有公开，但对记者提出的“如何向中国和韩国进行解释”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如下：
这是对战殁者怀着敬意和感谢的心情表示的哀悼。任何国家都要相互尊重传统和文化，才能够和平共处。难道不是这样吗？（《朝日新闻》2004年1月3日。译音注：原文所载日期如此）
2004年作为“初诣”（译者注：新年后的第一次参拜），他在元旦参拜了靖国神社，当时在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小泉是这样说的：
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
因此，对过去的战殁者献上敬意和感谢的同时，保证今后日本绝不能再发起战争，在和平与繁荣中，可以开始进行各种改革。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去参拜的（首相官邸网页）。
就这样，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每次都重复着“崇高的牺牲”这个修辞。这个修辞使用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会给人以为这仅仅是千篇一律的重复，没有什么可细究意义的印象。
那么，这个修辞在此会产生什么效果？发挥什么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把战死正当化的效果
把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说成是建立在合祀在靖国神社的战殁者“崇高的牺牲”基础之上的说法，在逻辑上就成了正是承蒙旧日本军将士的战死和他们战死的功绩，才有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正是承蒙战殁者的“牺牲”和他们的功绩，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与繁荣”，所以这个“牺牲”就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
虽然说旧日本军将士相约“相会在靖国神社”（译者注：战死后作为英灵在靖国神社合祀），欢喜地“为了祖国”——为了天皇——献出生命，但多数人是“迫不得已，赴战场送掉了性命”。这一点似乎小泉也承认。然而正由于此，按照小泉的意思是：这些本意是想活着回来，可是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人们的“牺牲”就更加“崇高”。多亏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功绩，才有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才必须向他们献上“敬意和感谢”之情。
就是说，把战死作为“崇高”之死来颂扬，作为“值得尊敬”、“值得感谢”来美化；简而言之，就是作为值得敬重的行为进行表彰显扬。
稍微考虑一下就很清楚，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飞跃。
合祀在靖国神社的战殁者——用靖国神社的语言来说是“祭神”——总数约为250万，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死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人。这是一场以日本军付出了大量的死者、还有日本民间的死者，而受到日本军队侵略的亚洲各国则付出了高于日本多少倍的死者的代价而告结束的战争。所谓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这套老生常谈，至少要是考虑到冲绳的战后史，显然也就不会这样任意搬用了。就算承认如此，但认为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承蒙大量日本军将士的战死才得来的逻辑，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历史的逻辑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应该是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国家指导者们如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本来可以不去送死的将士们，同亚洲各国、盟军以及日本的民间死者一样，原本不应该死的日本将士被逼到了死路上，终于以日本凄惨的战败而告战争结束。情况虽然如此，但由于各种历史要因的作用，给战后的日本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即使如此牵强，但通过颂扬战殁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将士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不仅是青年特攻队员（译者注：青年敢死队员）的悲惨的战死，而且也有在230万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死者中，半数以上约有140万人死于广义的饥饿（包括由于营养失调而在战争中病死）一说（藤原彰：《饿死的英灵们》）。其悲惨情形超出了人之想像。对于同是人类，却被逼成杀死或被杀死的敌对关系，不得终其天年而死于非命的徒然和想不通都被这个为了“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的意义来填补、化解了。如果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真的是由日本将士的战死带来的话，那么战死就是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战死就这样被国家正当化了。
“牺牲”一词的起源
我谈了把战死者作为“为国家”而死的“崇高的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赞扬他们为祖国捐躯，进行美化、表彰，并且正当化了。然而，在“牺牲”的观念里原本就已经含有这种功能。
今天一说到“牺牲者”，就是与“死者”的意思一样。但“牺牲者”也有并不一定都是死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意思是指“被害者”。不过可以说，“牺牲者”基本上是指“死者”而言。“牺牲”这个词在汉语中有接近于活供品的意思，不一定就等于“死者”。今天说到“交通事故的牺牲者为X X X人时”，虽然没有“活供品”的意思，但“牺牲”的本来意思是“活供品”。
“牺”和“牲”分别有各自的语意。“牺”这个字是象形文字，表示祭祀时作为供品的羊，用锯子锯开后羊腿垂下的状态（图1—1），这就是“牺”字的原形。祭祀是“祭神仪式”，主要是表现在宗教祭祀时杀羊献神。由于原本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作为供品的羊就称作“牺羊”；用牛作供品时，就称作“牺牛”。
就是说，仅“牺”一字就具有“牺牲”的意思。
“牺牲”的“牲”字也几乎就是“牺牲”的意思。“牲”字代表祭祀用的全牛（图1—2）。这个字表示牛角，供献的牛尽可能挑选纯颜色，身体要完整，皮、毛、筋肉和角要求漂亮，屠宰后作为供品献神。
由此可见，牺牲这个词本来在汉语里的意思，是祭祀时把屠宰的动物向神或神圣的东西贡献的行为，或贡献的东西，作为供品被供奉的动物。
同样，英语的sacrifice大致有同样的意思；法语也是如此。sacrifice的词根sacri看英语的sacred就可以知道，是“神圣”的意思。现代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把称作Homo sacer（神圣的人）作为问题提出，拉丁语的sacer是“圣、神圣的”意思，sacri和sacred都来自于sacer。就是说，sacrifice用法语说是faire sacr6，意思是“使之成为神圣的”、“圣化”、“圣别”。具体表现在古代宗教中，把屠宰的羊等动物向神敬献的仪式，或把在仪式上敬献的动物称作sacrifice。向神敬献的还有植物，也有敬献人的情形。人们知道，把杀了的人敬献给神的行为叫作人身献神（human sacrifice）。
献上以撒的故事
下面引用《圣经》中一个有名的故事。这是在近现代的哲学家中，黑格尔、克尔恺郭尔、列维纳斯、德里达等都论及的“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做全烧祭的故事”。因篇幅不长，在此全文引用（出自日本圣经教会的新版本共同译本《圣经》）。
接前一章——
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请你带着儿子，就是你深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做全烧祭。”
这就是亚伯拉罕所接受的上帝的命令。亚伯拉罕作为“以色列人的始祖”，不用说在犹太教里，就是在伊斯兰教、基督教里，他作为“信仰之父”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一直为自己年事已高却没有子嗣而叹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独生子以撒。然而对这个笃信上帝的亚伯拉罕，上帝竟命令他把心爱的儿子以撒“献做全烧祭”。可见这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
在这里出现的“献做全烧祭”是宗教文书上的“牺牲”。特别是“献做全烧祭”的希伯来语Olah译词，译成了希腊语的大屠杀（holocaust）。说到大屠杀，我们立刻就会联想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本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是犹太教的“牺牲”，即屠宰羔羊献神的行为（以及用来献神的动物）。
HolO-在希腊语里是“全体”holos的意思，英语是whole，-caust的意思是“被烧”的kaustos。所以大屠杀是“全部被烧”，即被全烧的东西或从事全烧的行为。原来的日译圣经译成了“全燔”、“全燔祭”，大概因为不容易懂，所以改译成了“献做全烧祭”。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大屠杀就是“牺牲”即sacrifice。
接下来看看亚伯拉罕接到上帝的命令后，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给驴备上鞍，带着两个侍役和儿子以撒，又劈好了献做全烧祭的柴，就启程到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
到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观望，远远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对待役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到那里去礼拜上帝，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献做全烧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手里拿着火种和屠刀，两人一同往前走。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火种和柴都有了，献做全烧祭的绵羊在哪里呢？”
“献做全烧祭”即作为“牺牲”的羊在哪里呢？的确必备的“牺牲”的羊哪里也没有，到底要全烧什么？以撒提出疑问。
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自会预备全烧祭的绵羊。”两人一同继续往前走。
他们到了上帝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祭坛，堆上柴，绑住儿子以撒的手脚，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可见，亚伯拉罕要执行上帝的命令。他伸手拿起屠刀，要杀儿子。最初写的“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这是上帝在考验亚伯拉罕，想看看他的信仰之心到底有多深，有多么虔诚。
对亚伯拉罕来说，独生子比什么都宝贵，即使是上帝的命令——意识到“听到了要杀儿子的上帝的命令”，果真能杀自己的儿子吗？这就是考验。《圣经》的记述上说，亚伯拉罕忠实执行上帝的命令——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虔诚，要亲自把儿子全烧了献给上帝。
这时，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要伸手伤害孩子，一点也不要加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了，因为你连独生儿子也甘愿为我牺牲。”
正当亚伯拉罕拿刀要杀绑在祭坛上的儿子以撒时，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所谓“来自天上”的“上帝的使者”是作为媒介者的天使。“不要伸手伤害孩子，一点也不要加害他。”信仰之心已经得到了证明，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杀害孩子了。就是把自己心爱的独生儿子献给上帝也在所不惜的亚伯拉罕的虔诚得到了证明。接下去：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前面远处有一只公绵羊，双角被树枝缠住。亚伯拉罕就走过去，把公绵羊牵来代替儿子献做全烧祭。结果，不是儿子，而是把附近的公绵羊作为“献做全烧祭大屠杀”的“牺牲”献给了上帝。从这个有名的故事中可以了解，在犹太教和古代世界的信仰世界里，曾经是把羊作为“牺牲”的对象。
这个亚伯拉罕的“献上以撒”的故事是西方文明起源的故事之一。如前所述，许多哲学家的讨论都涉及这个故事。比如列维纳斯把这个故事解释成这是上帝只叫人用动物做献祭，禁止把人作为牺牲=把屠杀的人作为牺牲的对象献神（人身献神），也就是告诉人们不能牺牲人。反过来，在这以后，动物的“牺牲”（按照列维纳斯的解释）就相当普遍了。复活的大屠杀
无论是考虑“牺牲”这个词的起源，还是“献上以撒”的故事，在中国和中东这两大文明发祥地，在宗教祭祀时都是用屠宰动物献神，这个行为被认定是“神圣的行为”。在进行这个行为的过程中，被屠宰的动物就作为“神圣的东西”被圣化了——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共同的要素提取出来。以这种形式使人与神之间通过媒介带来调和，人与神之问通过“牺牲”的过程连接起来，得到安定。
同这种用动物“牺牲”在构造上编入的犹太教相比，在新约圣经的世界里即基督教中，是由耶稣登场，成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替人类赎所有的罪，结束了所有的献祭=“牺牲”的行为，由此解释成耶稣经历这样的考验，成为最后的“牺牲”。
或许可以认为，从旧约向新约的展开，就是围绕应该如何考虑人类世界中到处都存在“牺牲”。不过从以上的情况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中东，都存在与古代宗教有关的“牺牲”行为。
这种在古代宗教祭祀中进行“牺牲”的行为，在现代的日本，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修辞上实际上都在使用。最近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就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例子。
小泉首相反复说“战殁者的牺牲是崇高的”，因此对“崇高的牺牲”要表示“敬意与感谢”，所以他要去参拜。
从“牺牲”=sacrifice这一表现的本来意思上看，在“崇高的牺牲”一词中，使用“崇高”这个形容词是多余的。“牺牲”=sacrifice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含有“宝贵”=sacri=神圣的意思，因此本来就不存在不宝贵的“牺牲”。所谓“牺牲”=献祭是“圣化”、“圣别”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变成了被“圣化”、“圣别”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