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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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怀特（White,E.B.）著；孙仲旭译
出 版 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25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274586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突然，他的病似乎不治而愈，他不再眩晕，感觉稳稳当当。在他和路灯之间，冒出一棵小树，生长在那里，浸透了黄错景象，每一片镀上金边的叶子都美轮美奂。美景当前，特雷克斯勒的脊椎里自然有所触动，第一次感到如此轻微的震颤。“我想要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就要它长在那里的样子。”他意识到他想要的，谁都无法给予，这让他有了迟来的自豪感。他不再计较身体不舒服，对心中的害怕不再感到难堪；在他的恐惧丛林中，他瞥见了（就像他以前经常暼见一样）勇气之鸟艳丽的尾羽。
内容简介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是美国随笔大师E.B.怀特一部颇为独特的文集，其中既选录了怀特最具代表性的随笔，也收入了其早期撰写的诗歌、短篇小说和写在杂志上的札记，内容包括政治、文化、都市生活风貌、环境保护等，文笔幽默、生动、情趣盎然、多侧面反映了这位文体大师的写作风格，是珍爱怀特作品的读者不可多得的必选书。
EB怀特的散文，沿着睿智达理、广闻博识的轨迹慢跑，直到，冷不防地，击出诗意的一拳。
——约翰厄普代克
作者简介
EB怀特（1899—1985）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的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怀特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关爱，他的道德与他的文章一样山高水长。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他还为孩子写了三本书：《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纽约时报》为怀特逝世发表的讣告中称“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目录
序
第一辑 过去，将来
与天使共度周末
说起平衡物
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再到动物园
别了，我的心爱！
体育运动的衰落
放松刚‘刻
肇事当天上午
第二辑 现在
关于我自已
门
两封信，皆为公开
难题解答
爱回嘴的超验主义者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关于当今时代的笔记
温克斯太太
造雨者
美国男性的梦想
传主
乡村居民
皮卡德教授——之前
皮卡德教授—一之后
家庭
审查
声音
灰尘时代
出神
牛仔
比空气更重
铁路
螳螂
扣缴
指甲
马唐草
回想往事
试验
阳光与黑暗
空袭演习
遥遥传来的猎犬吠叫声
第三辑 美不胜收的文字世界
有本经典之作在等我去读
过街入烤肉店
书评
三句话不离本行
诗人
英语用法
尤斯塔斯-蒂利启程去游
批评之两难
持枪的作家
估税
新闻之最
读者问题
读书之未来
寻章雕句
《太阳报》之死
立体
计算器
捉刀
孵蛋
感恩之时
闲话幽默
唐马奎斯
第四辑 九歌
红奶牛死了
海螺
重访格林威治村
回答是“不”
核时代的窗台
在厚毛毯之下
破坏安宁者
春日四点钟穿城而过时的一幕
蜂后之歌
第五辑 城市与土地
素昧平生旅馆
城市笔记
正午
暂时
商业展览
安静
别离之悲
重新发现
商业世界的僵局
安全
在电梯里
孪生胎
炸弹阴影下的生活
小小的绿色住所
母鸡
牧场管理
一头猪的死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辑过去，将来
与天使共度周末
对于波士顿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动手术的好处之一，就是有资格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医院。简而言之，这让他不再流连街头。我得到命令，须不迟于星期四下午三点去住院部登记入住，尽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我才会失去鼻甲骨。这让我得以在舒服的环境下彻底休息十七个钟头，空度了后半个下午，腋下出汗，用盖布擦干湿漉漉的手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让一个人不偏不离地走向一次并无大碍的不幸事件，例如鼻部手术。至于要失去一块鼻甲骨（听上去好像海军有可能在他们的小型巡洋舰上用得着），我根本没感到很遗憾。事实上，人到中年，对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部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交给有关当局。到了我这把年纪，拿掉什么东西正是求之不得。 长着中鼻甲骨过了半辈子，除了最斤斤计较的人，谁都会觉得够意思了。
我想医院在剑桥那边，但是又拿不准，因为我开车出去时，情绪很低落，每逢这种时候，我从来不会留意自己去了哪儿。不管怎么样，医院那里很不错，靠近一条水流和缓的小河（十有八九是查尔斯河），正好在我的窗户外面，有一棵漂亮的大橡树。病房很小，我也如此。床是可以摇起来的标准床，配齐了可以抽出来的床单、橡胶垫、呼叫钮等等。我原想着床头应该有一只天鹅，就像公园里的游船那样，不过就算没有天鹅，比起在波士顿临时去找时通常所预期的，这样的住处还要更理想一点。
好像没什么好理由马上就睡觉，我就只是手里拿了本《大西洋月刊》坐在一张踏脚凳上。过了一会儿，有位护士进来。
“我是马尔奎尼小姐。”她通知我说。
“我叫怀特，”我回答道，“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脉搏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除非我对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时，血压会急升。我来这儿做鼻甲骨切除术，”马尔奎尼小姐过来坐到我旁边，她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空白表格就冲我来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作家。”我想了想说。这位护士露出心知肚明的微笑，一位女士在没有因为男士和他们小小的自负而轻易上当时，就会那样微笑。接下来，她开始详细登记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关于我的衣物，她好像有点拿不准。“你裤子里面穿的是什么？”她问我，一边沉思着把铅笔在嘴里蘸。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穿衣服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今天早上好像是一百万年以前。”
“嗯，你肯定穿了什么。我该怎么写？”
“佩斯利围巾？”我这样提议。她想一想写下了“内衣”，然后把清单递给我让我签名。之后她为我量了体温、血压和脉搏。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我的脉搏是每分钟七十二次，我的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你还是睡觉吧。”她意味深长地说。马尔奎尼小姐就走了。
躺在床上，我感觉放松而惬意，跟我想像死后会感到的一样。我没躺多久，又来了位护士。 她身穿实习生制服，一脸高贵的样子，一个人在干了很多活却无分文报酬时，就会表现得那样——当然，她正是如此。她端详了我一番。
“你的卡片上写着你是个作家，”她开口了，“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你是专门来念叨我没能混出名吗？”我问。
“不是，我来是给你擦背的。”她关上门，我大度地允许她给我擦背。后来我拿到一份镇静药，浑浑沌沌地一口气睡将过去。
手术做得不错。从我的病房到手术室的那一趟，我走得很高兴，因为对于一个活动范围被严加限制的人来说，不管怎样出去一趟，都会感到开心。吗啡让我话多起来，我们在走廊上等手术医生赶来时，我和护工旁若无人地猛聊了一通渔具。那间医院里有几位身份很显赫的人做义工，这位护工看着面熟。我不能一口咬定就是，可是我想那是索顿斯托尔州长。这年头，就连在床上，你都永远说不准会碰到谁。几分钟后，看到主刀医生出现在楼里的另一边，有人叫州长继续往里推。他刚把我往通往手术室的门里推了一半，有位护士看到了，不满地咂嘴。“不，不，”她厌烦地说，“那间是做胆囊手术的。”
州长又把我拉出来，我们去另外一间碰运气。我小心地用手捂着腰，想来胆囊在那个位置。好像一切正常。主刀医生很快来了，就开始工作。在我熟练的指引下，就我所知，该切除的他都切除了，不该切除的他都没切除。这次做得很完美，甚至在手术中间，我得知他的父亲和我太太的娘家人有亲戚关系——不是血缘上，而是在波士顿这里，神秘之线将其儿女愉快而且令人满意地缠结在一起。
因为是战时，医院里当然也不轻松。一个平民住进去，占用宝贵的空间，浪费护士、实习护士、护士帮手和灰衣女士的时间和力气仅此就让他感到难堪。不过我发现医院里也有种新的活力，就其本身而言，跟以前一样仁慈和决断，但在每一方面，都称得上离谱。病人入院时，会收到一本小册子，提醒他医院里人手不够，要求他别去没必要地麻烦护士。但凡他有一丝良知，就会不折不扣地照做，决心不去按呼叫钮，除非他就要血流尽而死，要么是房间里失火。他在惟形势紧急才算例外这方面走极端，以至于长远来说，跟他在较为放松的情况下相比，他造成的麻烦可能一样多。我下手术台后还不到两个钟头，吗啡的作用还很强，鼻子还在流血，我不知不觉下了床，拄了根撑窗户的杆，就去跟一扇气窗短兵相接了，我喜欢跟敌人交手时荒唐的兴奋感。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出这种力气远非我所能够，我勉强及时躺回被窝。她们发现我下过床时，走廊上下喧闹一时。
至于日常琐事，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的。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开始收拾房间，整理好，做了早上在病房里需要干的十几件事。我先是弯下身子爬到床底，捡起夜里积起来的浸血的纸巾，这些纸巾在垃圾篓周围掉了一圈，令人丧气，是我夜里未能投中目标的结果。然后我把夜里盖的毛毯漂亮地垫好，放进橱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我还把床摇起来，橡胶垫折痕压平，垫单掖紧，枕头拍成原状，《大西洋月刊》弄平整，还把菊花换到白天插的花瓶里。烟灰缸也要倒干净，脏毛巾换掉，把暖水瓶从它位于床脚的冷冷坟墓里拖出来。有天早上，就像时不时那样，我突然一心追求整洁而欲罢不能，花了有一个钟头时间趴在地上，把以前某位住客留下的发卡清理干净。这活干着有意思，可是跟所有家务活一样，也能累坏人。
尽管医院里似乎人手紧张，而且无疑也是如此，可是依我来看，有一个部门配员过多，那就是擦背部门。在擦背一事上，显然既无计划，亦无规律——只是在护士有心情而且能抽出几分钟时，往其日常工作中增加的一种服务而已。有天上午十到十二点之间，我的背部给擦了三次，分别由三位仁慈的天使所擦。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的背部那天上午不需要擦。我起床后像以前一样干了家务活，等到最后样样干好，在十点差一刻爬回到床上后，我的背部血液在奔流，需要的只是自个儿待一阵子。我一声没吭地接受了三次擦背，可是袭击的猛烈程度和频度让我的鼻子出血更厉害了。午饭端来时，我累得吃不下。刚过午饭时间，有位从来没见过的护士——一位大个头、热心肠的女孩——款步走进病房，开始把铺盖剥掉。
“怎么了，护士？”我问。
“我要给你擦背。”她回答道。
“你看，”我一边说，一边虚弱地把床单往里掖。“咱们就让这背呀什么的歇几分钟，你说好吗？”
然而大多数时间，时间一天天、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一个大活人也看不到。出于爱国的原因，我很少按铃，所以很少有人来看我。有次我洗了个澡，是手术后的第二天。有位护士一大早来了，她一句话没说，猛地把小衣柜门拉开，拿出一个盆子、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你能洗澡吗？”她说话干脆。
“近几年我一直能。”我回答道。
她把洗澡用具放到架在床上方的粗糙桌子上，递给我一条毛巾。“脱掉上衣，从上往下洗。然后把裤子卷起来，从下往上洗。”她厉声说道，“别把床弄湿了！”
等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我悄悄下床把盆子端走，把水倒掉，进了我和另一个人共角的浴缸，放了一浴缸水，美美地洗了个澡。护士们可真是形式主义者啊。
关于这个特别愉快而且有益于健康的周末，记忆中最经常想起来的，是某个夜班护士奇怪的查房一事。听说她午夜时来上班，七点钟下班。她习惯于早上五点前几分钟进我的病房，当时我尚在安眠药控制之下，她啪的一声打开灯就给我量体温。她进来时，我会艰难万分地坐起身子，在灯光下傻乎乎地眨着眼，张开嘴让又细又直的体温计放到我又厚又卷的舌头下面。这位护士——她的名字以“A”打头，以某种有刺灌木的名字结尾——极为恬静地站在一旁，在量体温所需的漫长的三分钟里，一直安详地俯视着我。她嘴角流露出微微笑意，兼有嘲笑和纵容。新的一天过早开始，就在这个万般难受的时辰，她忠实地履行着她可笑的职责。灯光下，她纹丝不动，沉着冷静，显得既疯狂，又美丽。她似乎——当然不可能——完美无瑕。我在药效控制下的意识徒劳地想把她的相貌归类时，温度计抵着我的舌头，水银柱开始缓慢而费时甚久地向着正常标度爬升。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她长得高还是矮，头发是黑色的还是金黄色的，姿色平平还是漂亮，可是在她平静而不合理地关心我的体温这件事上，在那个不合理的时辰，她就是美丽和荒谬的化身，生活便是如此微妙地混合着。我住院的最后一天早晨，我打破了神秘的沉默，以前我们这种仪式一直为沉默所包围。
“大姐，”我总算能咕咕哝哝地说出话来，让温度计无情地跟我的门牙磕碰。“干吗天不亮就把我弄醒，来上演这一出不痛不痒的哑剧？”
她的表情一直没变，不过我字字清晰地听到了她嘴里说的话：“现在正在打仗，老兄。”她说，“我下班前要量二十六个体温，我从你开始量，也没什么鬼理由。”
我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举起右手做了个“V”字手势，就像我在照片上看到丘吉尔所做的。然后药效又控制了我，醒来时，她已经走了。第二天，我也走了。
说起平衡物
我注意到贵刊二月四日那期刊登了理查德洛克里奇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他充当平衡物的生涯。既然你们在贵刊的前几页为这种可疑的文字开绿灯，我就准备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我也有过一个平衡物，如果我能在两千字内想起来的话，就算是给你们省事了。
跟洛克里奇不一样，我没有扮演过平衡物的角色——我获派的角色是在杠杆的另一头。此事发生在很多年前，在西雅图，那是一处边疆的定居点，三十万人生活在雷尼尔山的阴影下。在我所待的那段时间里，这座山从未投下任何阴影，然而随时准备好这样，它想要的，只是不亏不赚而已。我当时也根本没有投下任何阴影，不过我在一家报纸——《时报》——找了份工作，朋友给我介绍的，他肯定是把我吹上了天，因为城市版编辑约翰斯二话没说就要了我，还因为刚开始每星期给我开四十元而道歉。我从未做过称得上为报纸做报道的任何事情，也不相信《时报》会打算一星期给我四十元——想着那是我的朋友和约翰斯联手开的玩笑，然而不是开玩笑，那就是处于狂欢节情绪下的西北部濒太平洋地区的做事风格。
结果证明，我作为记者是百无一用，干了十一个月就被炒掉了，不过是在我跟平衡物有了一次缘分之后的事。
约翰斯很快就意识到用我时，有种独特的麻烦。尽管我时间观念强，又讲条理，但是我不知道“控告”这个词，电话上什么也听不明白。如果那些“特派记者”——他们是这样叫的——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说话，我完全可以听明白，可是他们全都紧张兮兮的，非要按照“波士顿里的b”、“芝加哥里的c”那种方式，什么都这样拼，拼的时候，我一个单词也听不明白——我得听到这个词本身才行，我想我也有权听到。在电话上听一篇报道时，我会听糊涂，把“波士顿”或者“芝加哥”写下来，慢慢就听不明白了。不管怎么样，约翰斯看出来最保险的，是让我远离电话机和法庭，让我写点专题文章，这样的话，除了打字机上的空格键位置，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在西雅图，专题文章根本没有素材匮乏之忧。另外，《时报》习惯刊登关于自己的专题文章，只要有机会，而机会则是每天都有。我从来没见过哪家报纸对自身如此津津乐道——它就像一位中年作家一样，本身就有不少趣闻逸事。在我任职期间，《时报》‘找到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关于报纸本身的专题文章，我觉得真是创意无限。只不过是报纸出版人C．B．布莱森上校向市里捐了一座大型钢制红绿灯，将其竖立在《时报》大楼的前面，挡着每个开车人的路。每天，这座红绿灯都会被一辆小汽车或者卡车撞倒，一位记者（通常是我）就会冲下去，就这次事故写篇专题文章，并提及这座红绿灯是由《时报》的出版人所捐赠。开车人很少受伤，所以允许记者用开玩笑的轻松口吻。
写了这么多，还没让大家读到平衡物，但是对那些想催促一位白发老人的读者，我可根本尊敬不起来。有一天，约翰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说他想派我上楼顶，写一篇关于上面的新铁路的小文章。
“怎么回事，约翰斯先生？”我有礼貌地问。
他就跟我解释《时报》楼顶有一段铁路，看门人在上面坐车。
我干笑两声，以此表示我明白他在耍我，后来却发现完全是真的。关于西雅图《时报》的一切全是真的，这才是不可思议呢。《时报》楼顶的确有一小段铁路，看门人的确在上面坐车。
“你自己去坐一次，”约翰斯说，“然后写篇故事，弄篇不错的专题小文章。”
当年，我对一切都感到害怕，现在还是。身处西部，离雷尼尔山这么近，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它，这让我感到害怕。为一家报纸工作，咋咋呼呼地专注于这座城市丑恶的一面，这让我感到害怕。我在市里的非露天地方看到的脸孔，无人接听的电话响了又响，另外我也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往上爬，这些都让我害怕。事实上，那位城市版编辑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和气、说话最温婉的人之一，他帮过我一次，至今仍让我感念。有一天，我写一篇文章时卡了壳，最后就像一个年轻人走投无路时那样，我把问题拿给他，尽管去麻烦他好像有点厚脸皮。有一件事，我该怎样表达？（我忘了是什么，不过我无疑是想把一桩二级重罪的错综复杂情节写进一篇不朽的文章。）我请教他这个难题怎么解决。
他考虑了一分钟，然后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这是个精到的建议，我现在还在努力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要命，今天上午我就写了多么大的一堆啊！真是奇怪了，一个平衡物就能让我写到如此之长。
嗯，关于那段铁路……
约翰斯跟我说过，《时报》是美国惟一一家楼顶有铁路的报纸，可是那没什么，因为你可以提到关于《时报》的几乎任何事，在美国都会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位摄影记者，他高速驾驶一辆三排座旅行车到处去，一边向怀了孩子的女士说些鼓励的话，我肯定别的不会有哪家报纸会聘请这样的摄影记者，可是《时报》就有。此人有趣之极。他到哪儿都人称马蒂——可是他不叫这个名字——很多圈子的人都知道他。我经常坐马蒂的车去采访《时报》的摄影记者配车，他们除了为记者提供道义及图片上的支持，还提供交通服务）。马蒂的富兰克林车是他的至爱，开车时，总是又嚷又叫、跳高跳低。除非他自己弄出很大动静，否则他不会觉得在赶路。他是个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说话带了点伯特拉尔式的粗声粗气的味道，还有点伦敦土音。他会把车往一群行人那边开，吓得他们四散奔跑，他还嘴里不干不净的，然后转过身狂笑半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