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宗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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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唐库比特著；朱彩虹，王志成译
出 版 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15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805926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在本书中，库比特向我们呈现了一幅虚无主义的，但却无比光明的后现代世界图像。虚无是根；存一在如同喷泉一般倾泻而出；公共语言把存一在照亮，形成可以辨认的世界、我们和我；我们全部生活在交流之网中。他的基督教中的尘世与天国合一。这是后现代量身定做的宗教哲学。奇妙的是，这反而能使我们变得更加宗教化、更加快乐。何以如此？库比特建立的全新的宗教哲学是什么样的？你会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我试图描述未来的哲学与宗教。在第一部分，即“前言”中，我作了一些必要预备：关于迄今为止宗教哲学是什么，以及如今它为何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在第二部分，即“我们与我们的世界”中，我概述了我们的哲学形势现在看上去的样子，就像我以前做过的那样，只是用词稍有变化。以前，我把它称为“最后的哲学”，意味着它是我们“在历史的尽头”所抵达的，此时我们放弃了过去的哲学中所存在的那些幻想、教育虚构和意识形态之要素，此时我们放弃了此类信念，即认为这个世界服从于一个要么高高在上、要么尚未来临的更加伟大和美好的世界。如今，我们把这个世界视为“世界尽头的世界”，视为仅仅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也把这里描述的状况称为“语言自己的哲学”，意思是，作为人类的交流系统，语言必须试图将现实建构为：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一个网络，它被置于为人所占用的世界里，并被不停地倾泻出来和随后流逝的无尽的交往之流所安置、支撑和维持。这个由言谈建立起来的世界必须是一个激进的——人文主义的世界，一个由语言构成和支撑的世界。
作者简介
唐库比特（Don Cupitt 1934-），剑桥大学伊曼努学院前院长。他是英国杰出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至今已经出版著作40余部。代表作有：《信仰之海》、《告别上帝》、《上帝之后》、《空与光明》、《生活生活》、《人生大问》、《不可能的爱》、《后现代神秘主义》和《快乐之路》等。
目录
第一部分前言
第一章教义神学与宗教哲学
第二章全球化与宗教思想
第三章系统的“闭合”
第四章一切从头开始
第五章我们的处境
第二部分我们与我们的世界
第六章语言与实在的关系
第七章“推理观念论”与宗教思想
第八章否定自身是符号的符号
第九章存在
第十章交流之网
第十一章我们
第十二章我：第一人称单数
第十三章我们的世界
第十四章实在与想象
第三部分教导
第十五章散揪
第十六章自由自在
第十七章表现主义
第十八章生死合一
第十九章人道主义伦理学
第二十章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乡土色彩
人名英汉对照表
库比特主要作品目录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部分前言
第一章教义神学与宗教哲学
在其悠久的历史中，神学是许多不同的东西，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传授，这些地方包括寺庙、教堂、修道院、大学和神学院。然而，神学在某一方面一直没有改变，即它始终是一门极其实用的学科：它给出的关于神和超自然世界的描述相当直接地、强烈地影响人类理解自身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确立最高抱负的方式。没有人会期望，对于神及其行为的描述能够或者应该试图做到像一本自然历史著作那样客观，在道德上中立。相反，神学叙述总是“关于”人类和人类世界，至少不比“关于”精神存在和精神世界少。神学中所说的一切都承受上述两个领域之间至关重要的道德关联。
最初，神学是关于诸神的一种描述。就其本身而论，它可能包含一个神谱，即关于一个系统中诸神之间的宗谱关系的一种描述，以及诸神之间的纷争，即关于诸神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一种描述。这两个主题在基督教神学中都是明显存在的：基督教神学中有上帝内部的父一子关系，有被忠诚方镇压了的天堂中的叛乱。此外，古代神学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分派给各个神，因而万神殿就像人类社会那样，包括统治者、立法者、士兵和农民，还包括那些管理火和金属制造、管理大城市和各种令人向往的品质与美德的神。天上与地上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一致性意味着，当一位神学家或诗人将大量神话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时，他便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天国世界这个相似物——一个理想的、首创的、合法的复本。也许这种建立对应物的方式最著名的例子是下列事实：随着巴比伦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扩大，它的神马杜克（Marduk）的地位在众神之中上升。显然，祭司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圣殿里朗诵的神话正传达着关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大量相当详细的信息，这些信息需要与时俱进。
在早期基督教中，“神学”这个词的使用变得更为具体，与人类宗教实践关系更为密切。神学是教会关于上帝的教导；它是对上帝的命名，对（有人可能会说）神圣头衔的规范称呼。它是对上帝的赞美，是涉及上帝的神秘知识。神学因此是话语与实践的一种复合物，通过它，基督徒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他／她与自身的最终结局的关系，或生活目标。大约公元500年之后，在隐修制度和比如托名狄奥尼修斯（the pseud0—Dionysius，约公元500年）等人的影响下，神学越来越变成实际上仅仅指神秘神学，或者就如我们今天所称的——灵性。为了理解上帝的逻辑，理解关于上帝的语言的情况，一个人需要参与宗教生活，尤其是实践沉思性祈祷。标准的“否定神学”告诫我们，关于上帝的陈述之作用不在于给予我们关于上帝的事实信息，而在于引导人类灵性生活朝向其目标。
这里的论点如此重要，值得我们参照“伦理学”这个词再次加以说明。最初，伦理学（ethica）的意思仅仅是惯例、习俗。然而，随着哲学传统的发展，伦理学开始涉及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在柏拉图哲学中，伦理学成了某种类似于哲学家版的宗教的东西，它以最高的善（the Summum Bonum）为目的。在伦理话语与实践中，一个人能够表达与善的关系，善是生活的首要目的或目标。因而，在西方文化的全盛期，可以说伦理学是善的灵性：它表明通向善的道路。相应的，神学是基督教的灵性，因为它描述了通向上帝的道路，这里的上帝在宗教上代表作为生活目标的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督教伦理学”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发展，而且也无需发展；为什么17世纪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一本哲学灵性著作；为什么托马斯特拉赫恩（Tomas Traherne）1675年的《基督教伦理学》（第一本使用这个书名的著作）是一本灵性著作，以“通往幸福之路”作为副标题。
我在说的是，神学在其全盛期与哲学和伦理学关系都很密切。这三门学科都是神学化的：它们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表明，一个如何能够找到并遵循通往终极的或“永恒”的快乐的道路。神学认为这种快乐要在上帝的显现中找到，伦理学认为这种快乐要在最高的善中找到，哲学则认为这种快乐要在理性沉思的生活中找到。然而，在12世纪，随着罗马力量的增强和要求的增加，出现了某种宗教丧失，神学变成新兴大学里的一门学术学科。在罗马本国，博洛尼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标准律师成了王导；教皇成了一个法律上的人物，而非宗教上的人物——他是教会和最高上诉法庭的最高绝对统治者，同时又是一名仲裁者，决定什么是基督徒应该相信的合法的东西。神学成了教会法的一个分支。而在巴黎大学，这个“经院哲学家们，，得以写成庞大的神学体系的地方，神学成了类似于一座巨大的哥特式教堂的东西。它规定了基督教世界的整个理想文化，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由相互关联的符号组成的体系。神学是一个充分发展的宗教文明的自我肯定，该文明继续追求更清楚地规定自身、扩张自身势力。从那以后，旧的比较神秘的传统主要作为一种反对的传统幸存下来。它作为“异端”而存在。
与伊斯兰教一样，由于基督教世界从智性上继承了来自古代哲学的大量输入，基督教中很多内容出自这一假设的事实：存在一套宗教真理，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源泉分别抵达我们。这套真理被称为“自然神学”。它可以为“人类理性自身，，所理解，这意味着它能够全部被哲学论证证明；同时，它也已经被重新颁布为神圣启示的一部分。因而，自然神学的真理被认识了两次。这些真理确立了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上帝的创造与对世界的神圣统治，以及人类理性灵魂的存在，这个灵魂拥有认识自然道德规律的固有能力，以及自由和不朽。自然神学是哲学在神学内部的桥头堡。然而，对此你必须谨慎，以免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你认为它在宗教上可以自给自足。事实上它却做不到。
在跟罗马闹翻之后，宗教改革者们广泛拒绝传统的权威和自然神学的权威。通过把神学的范围限制在圣经启示之内，并把圣经的本土语言译本送到平信徒手中，改革者们使圣经神学变成了某种十分类似于我们今天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它的任务是，把个体训练成新的新教民族国家的一位公民。在天特大公会议之后的拉丁教会中，神学成了某种更类似于教会意识形态的东西，某种作为神职人员专业构成的一部分而灌输给他们的东西。到19世纪，神学迅速缩小，其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重要性也越来越小。神学仅仅变成一门学科，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以及新教中受训成为神职人员和教师的人不得不通过这门课的考试。就其本身而论，它的内容迅速变成主要是描述性的和有关历史的。它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可说。在创造性方面，它的功能被新颖的乌托邦政治理论这样的新类型所接管。
作为在新教与天主教文化中占据着一个主导地位的一门现行学科，神学陷入了危机，并且已经在1780一1845年间崩溃。与此有关的那些伟大作家全是德国人：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叔本华（Schopenhauer）、黑格尔（Hegel）、“青年黑格尔派”、D．F．施特劳斯（D．F．Strauss）、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以及马克思（Karl Marx）。与此有关的那些伟大事件则主要发生在英国和法国：旧的社会制度的终结，在当时出现的自由民主国家可以见到的新的工商业文化那巨大的、汹涌的力量。在这一新的背景之下，人们无法像过去那样教条地持有和不假思索地相信旧的神学信念，甚至不再理所当然地理解它们。它们首先并迫切需要的不是阐述，而是解释。
于是，在18世纪，随着旧的基督教文化与教义神学的衰落，一门几乎全新的学科逐渐出现，用来取代前者，这门学科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书名中是在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最著名的早期文本是康德的《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年）和黑格尔于1821、1824、1827和1831年在柏林开设的《宗教哲学讲演录》这门课程。然而，这门新学科的起点可以再向前追溯至少一个世纪，追溯到巴特勒（Joseph Butler）、洛克（Locke），甚至帕斯卡尔（Pascal），因为我们这里处理的是一种深层文化转变。在旧的等级制命令与控制类型的文化中，所有权力都是绝对的，所有事件都是预定的，宗教真理是确定的；然而在新的商业文化中，从你的船只是否会返航到你可以活几岁，一切都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被视为人的各种可能性。在市场社会中，正如巴特勒所言，“可能性是生活的向导”；你的长期安康不再依赖于你对绝对安全的追寻有多真诚，而是依赖于你预测偶然事件的技术，和相应投资你的资本的准备。
作为店主的儿子，巴特勒很清楚，在“大量琳琅满目的娱乐书籍和报纸中……在每天难以言喻地接踵而至”的伦敦咖啡馆中，那些旧的宗教思想方式如今几乎不起作用。它们甚至被嘲弄为：
不知为何，许多人开始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并不那么是一门探索性学科；它今天终于被发现是虚构的。相应的，他们把这一点看成如今这个时代所有具备洞察力的人一致同意的观点；除了将它确立为一门揶揄和作乐的首席学科，就什么都不剩了。似乎这是一种报复，因为它已经如此长久地阻碍了各种此世欢乐。
就巴特勒作为一名护教论者这一身份而言，这段话没有人要听，然而他以直奔可能性话题开始他的巨著。他的整个复杂论证的目的是要说服他的读者，我们无法确定基督教为假，存在某种有限的可能性使它事实上为真。这足以证明我们应该相当严肃地谈论它的宣称。
很难充分强调这与旧的思想方式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差别。在基督教文化中，信仰与对偶然事件的预测完全无关。对于一个需要确定的拯救胜过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的人而言，信仰是对绝对权力的无条件服从。神圣启示和教义神学的命题之真实性与意义是确凿无疑的。像胡克（Richard Hooker）这样的相对自由主义者可能对此稍加限定，说信仰的确定性是道德的确定性，而非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然而，他离巴特勒还很远，后者以启蒙运动的精神欣然承认人的世界和人的观点之优先权。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启蒙运动之前会有任何人冷静地、像个局外人似的把启示宗教看成一个思想方案，并形成关于启示宗教之真理的可能性与可信度的看法。在洛克的时代以前，世界不是那样的，人们不是以那样的词汇思考的。
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经表明上述观点。他说，在康德之前，人类知识被置于世界内部，在康德之后，世界被置于人类知识内部。但是我们需要以更为一般的词汇表明这个观点，把这种转变向前推到洛克，即再早一个世纪。情况是：在启蒙运动之前，教义神学的范围与整个文化的范围相同。个体赤裸裸地生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神圣宇宙中，一下子面对所有终极事物。上帝和关于罪与拯救的整个叙事都已经是外在的、压倒性的巨大事实。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化”这个词当时并不存在。那时，人们没有文化，人们有上帝。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来临，一切开始从人的观点来看。整个文化表达——宗教、艺术、道德、科学等等——逐渐被视为一种人类产物，并根据对人类主体的影响来对其作评估。
艺术是个很好的例子。启蒙运动之前，确实存在伟大的艺术，但是不存在我们如今所理解的艺术评论或美学理论。直到鲍姆加通（Baumgarten），人们才感觉到，不仅需要一种理论来描述艺术作品如何影响我们，而且需要一种基本理论来判断艺术品的价值。因此，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我们见证了一整套“X哲学（Philosophies—of）”的发展。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感知与知识哲学，然后是关于文化生活的所有重要领域的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我们需要一个大范围的、雄心勃勃的哲学体系来定义和描述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然后在整个文化图景中将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按照等级来排列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被整体化的，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然而这一点必定是明确的：在新的时代，神学的地位已经彻底地、永远地改变了。教义神学曾经规定了整个文明的“绝对预设”。她曾经的确是科学的女王。然而如今，整个世界被视为处于人类知识内部，并且正在被逐渐视为一种人类建构。宗教已经变成仅仅是人类关怀中的一种，人类文化生活中的一种。简言之，宗教开始被视为仅仅是属人的：属人地形成，并且存在于人类知识之中、人类文化传统之中、某些机构和某几套人类文化实践之中。用你的眼睛看看你眼前的可见视野，已经历史地形成了的主要不是外在的、看似独立于你的这一切，而是通过你的感知用来区分并解释这一切的方式。哲学是关于我们如何形成我们的知识世界的学问。
正是在此新背景之下，旧的宏大类型的教义神学逐渐被一门新的学科所取代——宗教哲学。它把宗教视为一种重要的，然而通常相当使入迷惑的人类文化行为。它试图理解宗教是什么，并试图把它与特别是政治、伦理和艺术放在一起。它追问宗教经验是什么，可能具备什么见证价值或认知价值。到19世纪40年代，尤其是在德国哲学家之中，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宗教哲学看起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它将提供哪些选择。施莱尔马赫（Scheiermacher）、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这些名字呈现在我们脑海之中。同样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新形势得到旧的天主教和新教主流教会的理解——应该说开始理解，现代宗教团体内部的根本分裂开始了。它是自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前者大致接受新形势，并想要在新形势中工作，后者渴望找到某种途径，从而重新肯定神圣启示真理旧的无条件的权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