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坡路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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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加）范德海格（Vanderhaegeh,G.）著；赵伐等译
出 版 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 203000版次： 1页数： 257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392671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走下坡的男人》是一部由12个短篇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把悲天悯人的目光投向一群走在人生道路的下坡路上的男人，他们大多在职场上失意，在家庭中落魄，被朋友视为怪物，被家人当成负担，但他们内心却自恃英勇，不甘沉沦，自豪然而却徒劳地试图改变每况愈下的痛苦人生。这12个故事相对独立而相互联系，描写加拿大现代社会中的男人面临羞辱、嘲讽、伤害、挫折、失败和死亡时的心态和情感。该书曾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英国费伯奖。
作者简介
盖伊范德海格（Guy Vanderhaeghe），加拿大作家，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就读于萨斯喀彻温大学里贾纳大学，深受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俄国作家的影响。处女作《走下坡路的男人》（1982年）当年便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其他获奖小说包括：《乡思》（1989年），获多伦多城市图书奖：“英国人的仆童》（1996年），获1996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另外，他还发表了长篇小说《我现在的年龄》（1984年）、《最后一次穿越》（2002年），短篇小说集《英雄的麻烦及其他》（1986年）、《事物真相》（1992年），剧本《我曾拥有自己喜爱的工作》（1992年）和《丹柯克的舞蹈》（1996年）。
目录
前言
看客
团聚
故事是如何结局的
我从恺撒那儿学到的
鼓手
笼子
去俄国
体验完美
离乡人的聚会
跳舞的熊
走下坡的男人
山姆、瑟伦与埃德
编后记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看客
我觉得是因为肺有问题，让我打小就爱观察、爱旁观。
“查理的肺跟我的一样，”妈妈总爱这么跟朋友说，“真是有问题。”她总要用力敲敲许愿骨，神情严肃地添上一句。
我觉得没错。四岁的时候，肺炎差点要了我的命，是家里的经验救了我。那次，整整一个星期天，我都神志不清，出的汗浸透了床单。卡拉雷大夫去水库划船，不在家，怎么也联系不上。妈妈为这个，始终耿耿于怀，没法原谅他。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心里有了仇怨，便不依不饶，念念不忘。打那以后，每次提起卡拉雷大夫，他就被冷冷地贬低成“一个辜负大伙信任的家伙”。
那次肺炎像魔咒一样笼罩着我。后来，我常常要犯支气管炎，常常要到四十英里外的福特恩镇去住院。看看身边的氧气瓶，还有插到我瘦骨嶙峋的身上的巨大针头，在家里走不成路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一边咳嗽抽搐，一边翻翻购物广告、看看漫画，看到脑子累实在不愿再看才作罢。吃什么东西由我随意定，热巧克力、全麦薄饼，配上黏黏的甜面包圈，一个一个不停地吃，直吃到再也塞不进去、肚子难受地上下翻动才停嘴。
病情有点好转的时候，妈妈把我抱到起居室的长沙发上，她和收音机一起给我做伴。电热水壶跟在身后，在屋子一角很快烧开了水，把蒸汽放在空中，让我的肺保持潮湿柔润。那时，病情既不好也不坏，算是病得最舒服的日子。即便一直待在家里，也没觉得特别无聊，没觉得无法忍受。呼吸的时候，胸膛不觉得特别难受。松松的吸痰袋吊在胸前，说明还不用担心要回学校。我挺享受雾气弥漫的赤道型天气，享受妈妈的溺爱，好像自己是一只罕见的热带鸵鸟。
那时，家里还没电视。一生病，我的兴趣和注意力便都集中在周围的事物上。我想把周围所有东西都研究个透。我比一般孩子早知道，要是你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别像其他孩子一样总想让人注意自己，大人便会觉得你跟家具一样，比如就像个靠垫，既不重要，也没头脑。跟妈妈一起，我得以见识成人世界中常见的困苦与流言。
六岁的时候，我还不懂“流产”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伊塔汤普森已经有过一次。现在，她家的下水道堵住了。透过蒸汽弥散的起居室窗户，我能看到老处女库茨纳斯卡在挂洗好的衣服。看到她，我便能证实说她不愿穿内裤的传言。她弯下腰，在洗衣篮里摸索，我能瞅见她硕大的白屁股，在春天孱弱的阳光下发着光。
我还知道（怎么知道的记不太清了），诺玛拉格斯和卖酒小店有染。每天早上十点五十分，她总会经过我家窗外。早上十一点，卖酒小店开门营业，她会站在门口。十一点十五分，她会摇摇晃晃地回家，一手拿着一品脱冰淇淋，一手拎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藏着掺了烈酒的红酒。她脸上原本有红色的色斑，此时，却带着一层羞愧的红晕。
“可怜的姑娘！”只要看到诺玛从窗前经过，看到她破旧的外套和脚下一双男人的大鞋子，妈妈便总要这么感慨。她们是高中同学，诺玛曾是班里的尖子生，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过言。她那时很用功，也很乖巧，现在也一样。酒不是她的，她只是爱吃冰淇淋，酒是她丈夫的。她丈夫是兽医，从战场上回来，跛得很厉害。
总是仔细观察大人让我挺早熟的，或者说，有时我会很明显地“与众不同”，要么就是“这孩子有点怪怪的”。1959年7月的时候，我搬去和奶奶住，她一眼便便看出来了。当然，她开始只说了些表面的事，比如说我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她还有点尖酸地说，我有个坏习惯，总是用眼睛盯着她，还说我是个长了一双大耳朵的“小茶壶”，她从没见过这么爱偷听大人话的孩子。
我之所以要住到奶奶家，是因为那年3月，妈妈的肺病加剧了。大伙都觉得挺意外。熟人都觉得她的病不会严重到哪儿去，其实并非如此。政府出资的X光体检发现，妈妈有肺结核。妈妈脸色灰白、神情忧郁地收拾好东西，准备住到外地的疗养院。
到学年快结束的将近一个月时间，爸爸一个人照看家，还有我。他身材瘦高，性格忧郁，像根耷拉着叶子的野草。爸爸结婚很晚，却很适应家庭生活。我不太喜欢他。
妈妈生病不在家，爸爸心怀抑郁。他拿根破铅笔给她写很长的信，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后来，我不在家了，他每周都去看妈妈。他心肠太软，多愁善感，谁摘下帽子，谁家的猫死了，他都会眼泪汪汪的。他跟他妈、就是我奶奶布拉德利不太一样，他没她那么果断，也没那么硬的心肠。
他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这个老太太挺坚决，没把携带责任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细胞遗传给笨拙的子女。她的孩子一个个生意失败、婚姻破裂，一次次经受失败与灾难，即便往好的说，也总是一次次的战略退却。我父亲算是例外，其他孩子的事业与生活都不稳定。
妈妈从他们身上，也没看到什么可资补救的希望。他们太爱喝酒，说话吵闹，养的孩子也没什么教养，像些堕落的魔鬼，毫无礼数。妈妈总有无数的例子教育我，怕我以后也成那样的人。“你吃东西像猪一样，”她会这么说，“跟那个表弟埃尔文一模一样，”或者跟爸爸说，“你没好好管教他，他会变得跟莫里的小儿子一样说话没礼貌。”
布拉德利奶奶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各种问题摊在她门口。我堂妹克丽丝达十六岁，肚子被人搞大，不知道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也没法指个罪犯逃逸的方向出来，让大伙声讨。她被送到奶奶家，生下了孩子。厄尔尼叔叔在奶奶家的农场戒了酒。埃德叔叔也跑到奶奶家躲了好几个月，为的是躲避几个买了他预制的、可以自行组装的农用飞机的人。
家庭传统让我一定也得被寄养在奶奶家。当爸爸再也承受不了家庭的责任，而我又大声抱怨晚饭总吃煎蛋三明治时，他甩下脏盘子里变硬的、卷得奇形怪状的煎肉，跨过灰尘团随风滚动的地板，当即开车把我送到一百五十英里外的农场。
一旦爸爸坐在方向盘后面，他便成了冒险人物。他对任何长途行程总要严阵以待，觉得公路如同丝带般狭窄，风险密布。在他眼中，旅途中的危险无处不在。他双手片刻不离方向盘，眼睛始终盯着公路，还让我这样一个长期受肺病折磨的人，给他不断点烟，小心地把烟放到他干燥的嘴唇之间。妈妈要是看到了，非杀了他。
“你会喜欢待在奶奶家的。”他不断地说，却没什么说服力。“农场里的夏天，你会真正觉得自己像个男孩了。体力活能让你结实，也有好玩的。现在你还不知道，会有你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让我当个孩子，我都愿意。你会喜欢那儿的，那儿有鸡，啥都有。”
他的话也不全是假的，那儿的确有鸡。但爸爸的那个“啥都有”——就像他话中极力想表达的那么包罗万象、那么引人人胜、那么乐趣无限——其实啥都没有。没有我心中的小马驹、小狗什么的。那儿只有鸡。
奶奶一辈子都在农场过活，最后也死在农场，却并不怎么在意农场，起码对多养点家畜家禽没有兴趣。她养鸡是为了取蛋。她还承认，秋天要杀鸡的时候，她总是情绪很高。
她养的鸡唧唧喳喳、骨瘦如柴，整天在院子前面的泥地里打滚，不是把鸡蛋藏起来，就是像躲豹子一样飞跑，傻不啦叽的脑袋上，长着光亮无神的眼睛，抓到逃命的壁虎以后，便一脚踩住、几下子啄死。这些鸡里面，只有一只名叫斯坦利的公鸡，我还觉得有点可怜。它浑身脏兮兮的，腿上绑了带子，身后拽着绳子，不能到处跑。斯坦利囚徒一样可怜巴巴的叫声，让人心碎。母鸡在垃圾堆里翻吃的东西，斯坦利会贪婪地盯着，鸡冠绝望地倒向一边。奶奶把它绑起来，不许它跟母鸡交配，蛋黄里便不会有血块。我对吃的东西很讲究，所以赞成她的做法，但也会对斯坦利感到有点内疚。
布拉德利家的农庄，也是爸爸嘴里那个什么都有的地方，实在不怎么样。两层的房子，虽然硕大坚固，也该重新粉刷、加固房顶了。厨房顶上的油毡有道裂痕，直通地板。纱门上也有一道口子，缝补过，用打过蜡的线封实了。院子里野草丛生，有大腿高，母鸡会躲在下面乘凉。屋子北面，防风用的云杉得跟蓟草抢水，都快干死了。常青树都不常青了，手随便一碰，干枯的针叶便会从枝上掉下来。
院子后面是座废弃的谷仓，旁边是小山一样的两座粪堆。我还记得，每场温暖的透雨过后，那儿便爬满了小蘑菇。院子里满是垃圾，旧汽车、烂轮胎、坍塌的棚屋，只有粪堆还算有用。谷仓业已破败，雨水、冰雹、干燥和热风把木板上的油漆剥落下来，屋顶也坍陷了，像一匹疲惫老马的背。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夏天的谷仓危机四伏。空气呆滞，黑乎乎的，燥热湿重。一有脚步声，空食槽里面的老鼠便吱吱尖叫，四处乱窜；在房梁上拉屎、把房梁都染白了的麻雀，也惊飞起来，啾瞅的叫声像鬼哭一般。
1959年的时候，奶奶六十九岁，她应该生于“快活的十年”，可活的时代却没在她的性格发展上留下印记。她身材健硕，差不多六英高，能背起一百八十磅的重物，不用猜她肯定是反对女人束腰的。她弯下腰，手掌能毫不费力地触到地面，还能把一袋八十磅重鸡饲料扛上肩头。她不把当地观念放在眼里，头发染成了红褐色。不戴顶帽子、不把浑身上下甚至牙齿收拾利落，她是不会去镇上玩纸牌的。奶奶喜欢各种不同的纸牌玩法。她觉得不喜欢玩牌的人，肯定是智力发育有问题。
奶奶嘴里总叼根点着的纸烟。她一天能抽六十根。为省钱，奶奶把烟卷得很细，像织毛衣的针一样。夹在她肿胀的手指间，这些纤细精致的烟卷好像没有似的。
除此之外，她说话也简洁直率。爸爸的栗色轿车刚从院子开出，我们还在院前台阶上向他挥手道别，她便让我知道了。
“我们先把事情说在前面，”她跟我说，眼睛没离开正驶上公路的
车子，“话我从不说两遍。要是你跟这儿的人一样，就会像个他妈的印第安人一样野。我的孙子孙女都不听话。你要长点脑子。我从不聊天扯淡，不听别人吹牛，也不瞎吹。你爸爸不乖的时候，我拿皮带抽他。我也肯定会抽你，明白吗？”
“明白。”我心里一沉。爸爸的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左右摇摆，消失在路的尽头。
“这些可恶的蚊子要把我活活吃了。”她拍着胳膊，“我进屋了。”
我跟在她身后。她穿双破球鞋，鞋带都没了。房里昏暗，半明半暗的光在每个房间都会改变形状。客厅拉着百叶窗，散发出酒窖般的潮气。幽暗的空中，有苍蝇在翻筋斗。还有些苍蝇拿自己子弹模样的身体啪啪啪地撞向窗格。
奶奶走到厨房，把壶放到炉子上，烧水喝茶。她点了一根火柴棒粗细的烟卷，透过蓝色的烟雾，问我饿不饿。
“我身边的人一般都不抽烟。”我跟她说，“我的肺不好。爸爸为这个，从不在家里抽烟。”
“这样啊？”她温和地说。她嘬着烟卷，脸颊深陷。我脑子里有个意象，似乎看到了她以后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你不太会喜欢这里，”她说，“我整天都抽。”
我咳嗽几下，没什么效果，没人在乎。她不像妈妈那样重视我的咳嗽。
“我妈妈的肺也不太好。”我说，“她现在在一家肺结核疗养院。”
“听说了。”奶奶说道，起身去拿响起哨声的水壶。“噢，稍微休息一阵，她很快就能好的。肺结核不像过去那么厉害，有了那么多新药。”她想了想，“不过，你爸守着她这个病恹恹的，还会没完没了。在这种事上，梅波尔是个没用的笨蛋。”
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从没想过自己活到这么一天，有人会当面骂我妈妈是个没用的笨蛋。
“来点茶？”奶奶把热水倒进一只棕色茶壶。
我摇摇头。
“你几岁了？”她问道。
“十一。”
“也够年龄了，”她从架子上取下一只茶杯，“茶可以活动肾脏，把血管里的毒物带走。中国人就是因为喝茶才活得那么久，都能活到一百岁。”
“我不知道妈妈会不会让我喝茶。”
“你这小孩子担心得太多了，是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问题我从没想过。我想说点别的，把话题岔开。
“小孩子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我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问道。
“嗯，我们可以玩纸牌。”
“我不知道纸牌怎么玩。”
她真的有点惊讶。“什么！你都十一岁了啊！”她叫起来，“你爸爸五岁就会玩了，我每个孩子都教过！”
“我从来没学过。我们家连扑克牌都没有。爸爸讨厌扑克牌，他说小时候玩得太多了。”
听到这些，奶奶扬了扬眉毛，“真的吗？哼！”
“我不会玩牌，我能干什么呢，能玩点什么？”我故意做作地继续
问道，以为这样才算有礼貌。
“自己找乐子吧。我从不觉得玩是难事。发挥一下想象力。拿把扫帚扮宁录，也行。”
“宁录是谁？”我问道。
“猪一样蠢。”她嘟哝了一句，然后声音提高了些，冲着我说，“别问我问题，我也不会骗你。喝你的茶吧。”
那时候，也就这样了。
说自己找乐子挺容易，但到底该怎么乐却是个问题。有段时间，我是个很无趣的小孩。没人和我玩，没有马骑，没有枪打金花鼠，也没有狗陪伴左右。除了《乡村杂志》和《西部商家》，也没什么东西看。既没好看的事儿，也没有趣的人。我翻遍了奶奶的抽屉，结果和爸爸妈妈的抽屉一样，没什么让我惊奇的物件。
那些日子很热，热得我的玩心都从身体里蒸发出去了。我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在房子里兜圈子，毫无生气，骨头散架一样，就像得软骨病的孩子，连自己都撑不起来。
心情好点的时候，我想和那只名叫斯坦利的公鸡交朋友，但也很少能成功。我一接近它，它便痛苦地战栗起来，在绳子一头拼命拖拽，把没被绑缚的那条腿从身下伸出，摔倒在尘土中。胸口处红色羽毛的下面，它的心急速跳动，黑色的眼睛闪着光，拉出一大堆的屎。最终，承受着鸡类所能承受的最大恐惧，它才让我摸摸黄色的喙，拨弄拨弄它的冠子。
我对斯坦利做了囚徒感到挺内疚，好几次都想领它散散步，见见世面，扩大它受到限制的视野，但这种想法让它过于紧张。它总是扇动翅膀，尖声抗议，跌坐地上，我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把它放回自己的囚禁之处。
这样，乐趣就像短缺商品一般，挨到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才有了件有趣的事情。星期一早上，天气晴朗。奶奶拿着锄头，在玉米地里挖水渠，我在门廊前把豆子剥到筛子里。一辆黑色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路上开进院子，离房子还挺远、差不多二十多码的地方停下来，好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主人的欢迎。过了一会儿，车门打开，钻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来。
那女的穿件蓝绿色的自行车服，宽大的黑色高翻领毛线衣，一道猩红色唇膏划过白皙生动的脸。她是我爸爸最小的妹妹，伊芙琳姨妈。
她穿着高跟鞋，身边的男人小心地扶着她的胳膊肘，帮她保持平衡，防止因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或是一只旧轮胎而崴了脚。
这男人的胡子立刻让我注意起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大胡子。1959年的时候，还不怎么流行留胡子，起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还不流行。他的胡子乱蓬蓬，四处翘起，像山羊一样，还好长在他脸上，要是在别人脸上，会看起来很邪恶。他个子很高，太高了，显得和身体宽度不成比例，像是既违背自己意志又违背自然规律而被人拉长的。他生气勃勃，边走边说，空着的手在伊芙琳面前摆动、挥舞、翻转、跳跃，像蝴蝶逗引孩童，又像要先把她催眠，然后才穿过这片对于城里来的脚来说危险密布的院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