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最后的大亨:米歇尔.大卫-威尔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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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法）米歇尔大卫-威尔（David-Weill,Michel，（法）巴特里夏布瓦耶德拉图尔（Boyer de Latour,Patricia）著；陈曦琳译
出 版 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 138000版次： 1页数： 166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392644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一个王朝可以延续数百年，生意场上一个世家如能延续一百五十年，就已经算是个奇迹了。对此，我一向是明白的。我相信，再多的成功都将止于最终的失败，但是，这并足以成为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
——百年银行拉扎德（Lazard）前CEOoy歇尔大卫-威尔
内容简介
米歇尔大卫一威尔并没有对法国横加责备。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的风光、城市、文学乃至当前法国的公路、铁路、医疗体系以及大型现代企业的发展力，其优越之处，他知道得最深，讲起来也格外头头是道。不过他也认为，过度的社会救济已对这个素有勤劳和精益求精传统的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加之不分左派右派，政府要员、知识分子和媒体方面均为意识形态所裹挟，在公众中散布了一股针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甚至针对各种形式的竞争和成功的根本性的敌意，这一敌意正是导致怀才之士纷纷移民，并滋生日暮途穷般阴沉的苦涩感的根源。普遍的固步自封竟然到了公开否认伏尔泰、拉瓦锡和弗拉戈纳的世纪所创造的辉煌成就的地步，后者原本可以依靠民族记忆和世人的推崇对当代精神的委靡不振加以批判或刺激其早日摆脱这种状态。爱之深，责之切。另一个更严重、更致命的后果是对丧心病狂的敌人加诸所有向往幸福和成功而非倒退和混乱之人的生命威胁的某种无视，这意味着懦弱。
作者指出，在美国，平等原则在生活中的表现不是对成功和财富的反感，而是一种吁请：促使人们奋斗以争取自身的成功，来行使《宪法》序言所载明的“幸福的权利”。他指出，法式融合也有好的方面，但美式融合和它很不一样，如何吸收曾长期遭受排斥的黑人群体和数量突然激增的拉丁美洲人群体，且不强求他们舍弃自身特性，这些看似无解的难题都在美式融合的框架下获得了解决。他进而指出，尽管美国政府在策略方面也会犯重大错误，美国的各项战略目标大体上与同样汲汲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欧洲是一致的。
作者简介
米歌尔大卫一威尔，世界上最杰出的财务咨询和资产管理机构——拉扎德银行最后一任由创始人的后代担任的CE0，在任近25年。1876年，米歇尔大卫一威尔的曾祖父在美国旧金山创立了拉扎德银行。一个多世纪以来，拉扎德旗下天才的投资银行家们为公司赢得了超乎想象的巨额利润、社会声望以及远远超乎其规模的影响力。华尔街很多著名的投资银行家都曾为这家公司效力。拉扎德善于融入影响深远的国家经济的核心，它是1924年挺身捍卫法郎的两大银行之一。作为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国际投资银行之一，拉扎德参与完成了众多可以写入华尔街历史的重大并购、收购案。然而，拉扎德又是低调和神秘的。曾有多少专著、多少报道描述这家银行和这位传奇的总裁，而米歇尔大卫一威尔却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媒体。
如今，古稀已过的米歇尔大卫一威尔终于提笔书写自己的人生。他在书中言谈由衷、毫无保留，涉及我们每个人都关注的主题，设置着一个又一个可能令读者诸君拍案而起的“挑衅”。他催人思索，他会让你思绪遄飞。你可以把他的这部自传看做是事业成功的指南，也可以从中读到一名男子对他的生活的反思。
目录
序：非常人
引言
幸福
艺术
犹太
教会
女人
法美
职场
老板
旅行
余暇
金钱
书摘插图
幸福
我对幸福很在行。依我看，使自己幸福的能力并不怎么受外在环境的制约……这是天生的。幸福是天赐的礼物，与其说要看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不如说幸福是个气质问题。假如一个人健康无忧，也用不着为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提心吊胆，那么幸福同时是个选择。我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些人，明明应有尽有，却偏偏过得不幸福。而另一些人，尽管有严峻的考验降临到身上，却凭着一种非常特殊的风度，让生活充满了喜庆的色彩。我认为，一天中要是没有感到幸福，片刻之间都没有，那这一天就是白白地浪费了。在拉扎德，我有时候会被思虑困扰，如今全都放下了，倒有点念念不忘起来：在做出决定的一刹那，一股热血涌上头顶，肾上腺素飙升，如同一种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的兴奋剂。这滋味我是尝不到了……不过像现在这样，能自由行动，去有意思的地方，和那么多有趣的人在一起，不用争分夺秒赶时间，随时穿插自己的安排、阅读、更安稳的睡眠，享受这一切是惬意的。要是这样都还不知足，那可就太愣头青了，我也确实为自己的幸运而心怀感激。细细品尝这些乐趣，每天我都会掂量掂量，能够称心如意地拥有它们是多么了不起的福分，多么值得珍惜。另外，我在欧拉泽这家专门以杠杆收购方式进行企业收购的上市公司担任了监事会主席。这份新工作，加上我在艺术品收藏领域以个人名义或作为博物馆顾问从事的活动，我参与的慈善事业，还有家庭事务（我不久前才发现，迄今为止我对“家务”的疏忽达到了何种程度），方方面面都让我兴致盎然……远不会觉得乏味。前不久一个女儿还对我说：“你挺占便宜的，有这么多的事能让你开心！”
对幸福的偏好是个基础，它比其他任何基础都来得坚固，而且我相信，有这种偏好的人其实不多。大部分人对不幸并不那么反感……不幸让他们心安理得，也许因为不幸的感觉是家常便饭，久而久之竟难以割舍了。有人甚至以为，只要把自身的不幸反映出来，就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赢得足够的同情。而我呢，我从小就发现，我对不幸厌烦得要命。也许是因为自私吧。反正一沾上不幸的感觉我就烦躁难耐。我会争取用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摆脱那种状态，因为从这里面我体会不到任何好处。
而追求幸福也不完全是自私行为，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德行：在愉悦的状态下，你对他人的帮助更大。心情开朗，许多问题就会自动化解，如同阳光穿透迷雾，不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工作中，各方面都会变得顺利起来。虽说我不相信什么彼岸世界，但我的幸福感也没因此而打折扣。我是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身边常有一群严肃、悲伤的人，他们却是乐观主义者！
年轻时我就很肯定，只要真正想做，一定可以成功。所做的事情能有多大意义，这一点我倒不抱什么奢望，反正就是相信，只要我放手去干，那么除了成功还是成功。得干点什么，效益大不大不是问题，只要干得漂亮！不过我又打心眼里相信，认准自己的方向，那才是最理想的。人们往往以为，影响长远的选择是不能推倒重来的。我可不这么想。人生源于一系列偶然：出生地，家庭，学业，遭遇，等等。你从政或经商，或经营农场，或成了金融专家，或引导游客参观古堡……可能只是身不由己而已。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该找到一项可以自由发展的事业。苦其心志，则生于忧患。如果说一切都是徒劳，那为什么不干点什么呢？大部分人会说，如果一切都是徒劳，那就啥也别干了。我还真不知道凭什么偏偏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切都是徒劳，那就放手去干嘛，因为人在奋斗的时候，日子过得更充实，大致也过得更有意思。另外，我认为，人再怎么一帆风顺，再怎么从一个成功迈向下一个成功，最终也免不了栽跟头。职业生涯没有不在遗憾中收场的。
很早以前，我就感到了孤独。并不伴随着恐惧，只是一个事实：我独自一人，我意识到了我是独自一人。战争时代的童年经历大概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了解什么是地下交易，更改了姓名，没办法结交朋友，起码交不到长久的朋友，远离条件优裕的生活圈子——1932年在巴黎出生的我原本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孤零零的，还得小心说出口的每一句话……1940年8月，母亲带着我和我妹妹、小我两岁的艾丽阿娜离开法国去西班牙。当时我父亲被征入伍，爷爷奶奶，还有他们最小的孩子、我姑姑安朵奈特，来为我们送行。
穿过边境线进入西班牙的过程给我的印象极深。眼睁睁看着祖国如同一条遇难的大船正在沉没……那场可怕的失败狠狠地刺激了我们每一个人，至今我回想起来，仍然像是想起自己身上的伤口。不久后，我父亲总算获准复员，我们回到法国与他团聚。他的合伙人安德尔梅耶已经于1940年5月去了美国，我父亲只得到维希去同当权者，主要是负责将法国企业“雅利安化”的犹太事务委员会，讨论他经营下的拉扎德的黯淡前途。
拉扎德迁往里昂重新开张，1940年我们在里昂住了一个冬天，接着又搬到戛纳。我骑自行车去上高中，学校在一条通往勒卡奈的马路上。在那儿我念了两遍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我都没上，因为1939年和1940年的冬季学期我一直没去上课，等于是跳了两级。接着，我又把六年级和五年级给跳过去了。我的课业履历是有点儿奇怪。
1942年我父亲只身前往纽约，几个月后美国宣布参战，在敌对关系解除以前，我们无法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了。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他，可我母亲想再等等，等到心爱的儿子让出国以后再说。让设法跑到西班牙去加入“自由法国”，却于1942年秋天被当局逮捕。我们等啊等，盼他归来，却落了空。他在多哈集中营里待了几年——V1、V2就是那地方造出来的，战争接近尾声时死于斑疹伤寒。我母亲的哀痛始终无法平复……
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岁的大哥让如同一位希腊运动场上的青年神祗。他是个非常开朗的小伙，热情、俊美、高大，爱好运动，天文学和数学这两项的天赋尤其高。他从中央高等制造学院毕业，会开飞机，酷爱摩托车，潜水和滑雪也玩得神乎其神，对我再好也没有了。我有个感觉，他和我非常地不一样。我笨手笨脚，跑个步都跑不好，他却样样精通。不过说真的，我能知道什么……那时我才七岁，我们之间相差十三岁，在那个年纪上，十三岁意味着非常大的距离。我印象中就是这样。
到我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同意出发的时候，我们却拿不到能让我们立即离开法国的通行证。谁都不愿意帮忙。我手头还有我母亲写给德布里侬先生的亲笔信的副本。此人在维希政府担任外交部长，1947年被枪决。我母亲在那封信中恳请他过问一下我们的事，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形式的交代。战前他主持过拉扎德银行旗下的《信息报》，是我父母的朋友。
这样我们就留在了戛纳，直到1943年春季我外祖母得知自己被列在押赴集中营人员名单上的那一天。外祖母是比利时人，德国人开进自由区域后，外国人的处境相当危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成了蒙特福乐里旅馆老板娘的牌搭子，她们经常一起玩牌，那家旅馆当时住满了盖世太保。老板娘一见我外祖母名列黑榜赶忙打电话通知她。于是全家一起上路……我们一直隐瞒着身份。假证件上我的出生地是亚眠。那段时期有很多事情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遗忘反过来说明了一个事实：我当时就没觉得这些有什么不寻常的。说这种话可能有点离经叛道吧，但是哪怕到了现在，我的想法依然没变。其后的年代反而不见得那么寻常。
这段经历至少让我明白了，现代人苦苦追求的，一个巩固、稳定、井井有条、循序渐进的世界，根本只是镜花水月。我不信这个，一丁点都没信过。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倒下，按照通行的说法，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我个人而言，分明有一种重返故里的感觉。我印象中，肯下功夫而且足够自信的人总能给自己挣来不少好运气；但谁也不可能把所有好运都占齐了，一切努力也可能因为小小的意外而付诸东流，真正能拍胸脯打包票的事情世上恐怕一件都没有。
我并没被绝望压倒，倒是很自然地找到了额外的乐趣，因为，假如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谁说坏事就一定不会变成好事呢。小时候我根本想象不出和平有一天会重新降临。虽说也读了历史书，在道理上算是搞通了，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出现，大战过后必然迎来和平，但我横竖就是不信。打仗，那是正常的，和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它对我来说是 个无法把握的东西。某种程度上，现在仍是如此。
逃出戛纳，我们到了阿韦龙省罗德兹附近的蒙托榭城堡，收留我们的是比耶夫人，我非常喜欢这位夫人。之前她对我母亲说过，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尽可以来找她帮忙。她父亲专好购置各种城堡，我们就租下了洛特省贝杜艾的一座城堡。
那处建筑远离尘嚣，四面风景环绕。从1943年9月到1945年3月，我们一直避居于此。说是避居，其实无人不晓。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盖世太保和抵抗组织都有可能找上门，每次望到汽车远远驶来，我们的心中只有茫然。一次一个当地的农民问我：“你父亲在哪儿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随口应了一句：“他死了。”回家后问我母亲这么说合不合适，她回答我：“嗯，这么说很好。”不管听起来有多奇怪，我还是要说，尽管我们随时有可能被德国人一网打尽，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住在一起的还有我外祖母，我妹妹，好几位一路跟过来的随从：看着我出生的厨娘，管家和侍妇夫妻俩（同样是看着我出生的人），我的家庭女教师……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看家本领。
我母亲的朋友玛戈诺布勒麦尔夫人也愿意为她排忧解难。她丈夫经营着软卧公司。有一天她来告诉我母亲，她知道一个专门将犹太儿童转移到瑞士去的渠道。母亲问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我可不想去，我怕生，宁可守着熟悉的环境，换作今天我还是会选择留下。都以为进入安全区怎么都比留在危险的地方强，实际上偷越边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冒极大的风险……
反正我们差不多安顿下来了，各方面都还过得去，又何必去冒这种险呢？没错，我们是坐在火山口上，但这座火山起码我还认得。法国国土相对辽阔，我们待的地方，虽然时不时有德国人经过，毕竟是偏僻的乡下，基本上谁也管不着我们。而且，对于我这样的孩子，当时的感觉就像赶上了一场热闹一样。爱凑热闹的性子我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按部就班的生活突然间改头换面，这样的氛围我实在喜欢。一听说哪儿出了点什么乱子，我就急着赶去观摩！在巴黎政治学院念书时，我最热衷的消遣之一就是上街看游行。在那个人人豪情万丈的年代，在政治观点上，我已经成了绝对的温和派，这使我显得格外孤立。校里校外多的是戴高乐派、进步派、保皇派，等等等等。但组织游行的只有极右派和极左派，每隔一次我就去参与一下，哪一派的都不拉下。谢天谢地，两派的人都没把我列为疑似奸细。我对勒庞印象深刻，我去过的极右派游行时他的表现非常抢眼。我也记得有斩钉截铁的共产主义者声情并茂地念出：“党啊，我的母亲。”不用说了，我这人既不相信崭新的秩序也不相信灿烂的明天，但骚乱的空气中有一种极富刺激性的欢乐很对我的胃口，兴奋的感觉让人浑身是劲儿。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终归是个局外人，事不关己，所以闹得再厉害都能无忧无虑，兴高采烈。而戴高乐派1948年在巴黎的第一次大集结却让我惊骇了。1968年5月我想加入戴高乐派从协和广场到星形广场的游行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没法站到他们中间去，只能在人行道上跟着队伍。法国的民族主义激情里总是掺着点法西斯主义的异味，让我很不自在。能不能把法西斯分子的大帽扣到戴高乐的头上去只有上帝知道，可是，有一种叫我无法忍受的气息附庸在他的光环底下，人山人海之中，那东西就变得清晰可见了。
小时候经历过的孤独和我身上的羞涩可谓相辅相成。话说回来，毫不羞涩的人我是一个也没见过，不论男女老少贫富智愚，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羞涩的，这是全世界分布最平均的体验。而当羞涩与某种由环境迫成的孤独混合在一起，跟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就会成为你的处世哲学。由此你会更加执著于保持个人的独立，哪怕与生俱来的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在所不惜。这种姿态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它的益处之一是能发展你独立判断的能力。妥协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无须妥协时，对于周遭发生的情况，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进行思考，而且不将思考进行到底绝不会满足，一定要得出自己的观点不可。我记得1941到1942年，我父亲同我们一起住在戛纳的时候，他和母亲还在家里举行招待会。我那时候就惊讶得不行，一些来客的高谈阔论中怎么只有愚蠢和平庸呢。这些能人，所谓聪明绝顶的人中之杰，我亲耳听到，他们除了“英国人赢不了”或“英国人能赢”这样的话，再没有半句站得住脚的道理可谈，肤浅得简直令人厥倒。
那几年我没怎么去学校上学，大部分时间自己窝在小花园里读书，从书房翻到什么就读什么，但丁，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莫泊桑……甚至还读了一本夏尔纪德讲经济学的书。真开心啊！我母亲自己迷恋文学，加之当时战雾弥漫，我也被她培养成了一名忠实的读者，把她推崇的拉辛、拉封丹和科莱特看了个滚瓜烂熟。说来也怪，我没碰过什么少儿读物，比如儒勒凡尔纳的书我就一本也没看过，一直到后来我到南部的“听风居”度假时才补上了这一课。我发现了令我心醉神迷的《一千零一夜》——德拉鲁马尔德鲁的翻译：“魔幻花园的天井里宝石和蜜饯挂满了枝头……”同样的蜜饯，逃离宗教裁判所魔爪的西班牙犹太人将它们带到了蔚蓝海岸，我永远都吃不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