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清末新政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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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刚 著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字数：版次： 1页数： 28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170738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掠夺，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惨境；但是，西方势力的介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再一次更新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危机之中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清帝国最后十年，清廷提出新政方案，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国家准议会机构和地方准议会机构，筹建责任内阁，等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名词在今人看来是那么的熟悉，但相信这些诉求发生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内容简介
晚清七十年，在清廷之外，既有底层贫穷民揭竿而起，试图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社会；又有革命志士高呼打同行体制，试图用火与犁再造美好中华。无论其理念是狭隘还是崇高，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改变中国现状，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在清廷内部，皇室家族和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也在寻求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年（1910-1911年）的新政改革，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其变革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戊戍变法……本书试图客观冷静地、立体地、多角度地展现清末新政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作者简介
李刚，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师从著名世界经济史专家杨栋梁、中日关系学者宋志勇。出版《犁与刀——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发表《“琉球交涉”期间中日外交策略考》、《清末宪政改革中的日本因素》、《中日传统复仇文化比较》等多篇专业论文；长期受聘为《大生》杂志特约研究员，独立承担了《日本农业政策与农村现代化》的课题研究。
目录
第一章 1901顽固派退出政权核心
从玛噶尔尼到《辛丑条约》
义和团运动的失控
第二章 黄沙渐没中堂墓：一个时代在结束
最后的出场
李鸿章其人
“洋务运动”的历史性终结
第三章 “新政”上谕：“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
命脉”
她比康有为走出更远
慈禧太后的“政见”
第四章 张之洞：手握经卷的坚定改革家
张之洞的崛起历程
“会奏三折”足使他名垂千秋
第五章 袁世凯：从朝鲜监国到政坛巨子
豫中豪门走出来的北洋大臣
新政初期的变法举措
他萌生了立宪的愿望
第六章 1906五大臣出洋考察终成行
政治考察前的国内外大背景
出洋考察对宪政改革的推动作用
第七章 立宪上谕在争论中出笼
激烈的廷辩
哪些人在推动改革？
立宪上谕引发新一轮纷争
第八章 党争纷扰中的官制改革
“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
没有最终的赢家
第九章 聚焦北京：立宪应否预备？
“九年预备立宪”：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
九年里都需要做什么？
第十章 1908皇族少壮派与地方权臣在角逐
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
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
第十一章 议员们在行动
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
立宪派缘何更激进？
第十二章 爆发“新政综合症”
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
民情是把双刃剑
第十三章 “铁路国有”引发全面危机
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
“新政”没过“保路”关
第十四章辛亥年还发生了什么？
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
大厦瞬间倾塌
书摘插图
第一章1901顽固派退出政权核心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从玛噶尔尼到《辛丑条约》
公元1792年，英国外交官玛噶尔尼勋爵携带英王亲笔信绕过大半个地球出使中国。次年9月，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中国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被清政府驳回。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玛噶尔尼是一个极富标志性的人物。
当时的中国正逢盛世，皇帝年号曰“乾隆”。
当中国人为这些大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必须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较劲时，玛噶尔尼已经洞察到了古老中国的衰败之势。那时距离鸦片战争还有40多年，但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整个历史画卷似乎已经展现在了他的面前。乾隆皇帝非常慷慨地批准给英国使团每天招待费用为白银5000两，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但是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所克扣，玛噶尔尼虽然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他还是断言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48年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也就此揭开。
历史的时针再往后拨60年，20世纪的第一年，公元1900年，中国旧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以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各国公使馆为名，打进了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
1900年8月16曰，中国军队在京城各处与八国联军展开巷战，死伤惨重，经过殊死战斗，联军渐渐地将剩余的中国军队驱逐到了城市的西北两方，战至晚间，整座北京城陷落。
10月22日，联军统帅瓦德西将军从北京给德皇发了一份报告，内文中写道：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
在英国方面，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马仁法行动。
其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会落尾人启。
就宫內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数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另据《庚辛纪事》记载，浩劫中“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十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未及逃亡的皇室贵族崇绮，“其眷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诸天坛，数十人轮奸之”。王侯将相尚且遭此惨剧，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北京城的破坏并不是这次世纪悲剧的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最高统治者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令他们留在北京与联军讲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来到了保定，而另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以死殉国了。第二道上谕发给了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
两道上谕发出之后的第二天，在北京城西北方向一百公里处的一个小县城，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诏》。可以认为这份《罪己诏》就是慈禧太后的国策“检讨书”。
不久，两宫的銮驾逃到了西安，住进了陕西巡抚的衙门。
9月中旬，慈禧太后和她信任的大臣们拟就了人体的议和框架，李鸿章和奕劻两位议和大臣照会各国，提出了五条议和纲领，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
1.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
3.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
4.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
5.先行停战。
对中国人提出的议和条件，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蒋廷黻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那样的尴尬和悲凉。
瓦德西继而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之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列强咬住除慈禧之外其他“祸首”的名字死死不放，不得已，李鸿章给慈禧发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相关人员。
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列强在“两宫何时回銮”问题上态度也一度强硬，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
正当李鸿章、奕劻两位议和大臣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长期占领中国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曰、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如果清政府一直陷于逃亡境地，就无力对俄国进行真正有效的谈判和抵制，列强也没有理由去“维护”一个已经没有政府的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暂时维持东北亚局势稳定，符合美国的一贯国际政策，也为日本此后的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中国东北被俄国一国占领，整个东北亚地区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国际力量重组。这就使得八国的统一意见出现了松动，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而是集中精力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以期攫取最大限度的战后利益。
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大列强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拟好的《议和大纲》交给了奕劻，并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
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项主要条款，是后来《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
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五年；
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8.削平大沽炮台；
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电文传到西安后，舆论大哗。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
八国联军最初要求定12名朝廷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等。经反复谈判，最后的结果是：赐庄王自裁；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徐桐和董福祥被革职；刚毅、徐桐已死，均追夺原官位。除朝廷外，全国各省还有119名官员被处死或被严厉处罚。
惩办“祸首”的风波平息后，赔款的数额问题便成了议和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清政府的议和官员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确定的结果为：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一一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人均一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
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年平定太平天国有功于清政府，后半生为
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殚精竭虑，听闻条约签订，仰天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叹息曰：“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这项赔款以及条约中对中国利权的侵害，使中国政府的财政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此后十年清政府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成效。
第二年的1月7日，从保定坐上火车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城里。
至此，在中国庚子年爆发的那场动荡终于结束，无论对于这个国家的贩夫走卒，还是最高统治者，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世纪噩梦，那些被处决的“祸首”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义和团运动的失控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这首颂扬“义和团”的歌谣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唱遍中国北方大地。义和团诞生在中西方矛盾最为聚焦的北方地区，是从“反洋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势力。
如果我们能够首先跳出给义和团“定性”的窠臼，先看它的形成原因，事情就会明朗。
近代中国在与西方抗衡中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次，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文明方面。但是，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中华文明的保守性也不仅表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