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文学理论,
作者： 傅莹著
出 版 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160000版次： 1页数： 214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13397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理论状况，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演化的轨迹，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之所以把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圈定在“文学概论”上，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和转型，肇始于大学“文学概论”课程设置与“文学概论”教材的编纂；二是因为选择该题目做博士论文之前，林林总总的文艺学回顾与反思著作，鲜有从大学课程设置、“文学概论”教材编写和学术建制角度入手，对文学理论的发生史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的。 本书试图还原历史文化语境，探讨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与细微交错、古今文化的尖锐对峙与隐形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中，在新式教育兴起和翻译界活跃的支撑下，把握文学概论发生、发展的主要脉络，指出文学概论作为文艺学学科的基石，其鲜活的现代理论资源和走向未来的途径。
作者简介
傅莹，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化研究等。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多重视域中的文艺学》（副主编）。现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专业从事研究工作。
目录
《比较诗学丛书》总序
导言
第一章 乱世中的秩序
一 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
二 白话文运动的酝酿
三 新文化运动的滥觞
第二章 新式高等教育与文学理论的发轫
一 学制改革与学科萌芽
1 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初具学科意识
2 “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了文学理论学科范式
3 “壬戌学制”：促成了文学理论话语的现代转换
二 课程设置与学科建制
第三章 教材编纂与学科范型建立
一 教材编纂确立现代文学理论范畴
二 普通读物的出版对知识范型的普及
三 个案研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第四章 外来文学概论人传中国的路径及影响
一 各花入各眼：20世纪上半叶译介概况
二 经典人传路径
1 东洋桥梁：日本文论的译介
2 欧风美雨：欧美文论的译介
3 红色风暴：前苏联文论的译介
三 有意味的范式——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
1 第一扇窗
2 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入
3 经典模式范例
第五章 本土文学概论的生成与演化
一 长袍马褂模式
1 科学体系的尝试：马宗霍的《文学概论》
2 开放视野与兼顾传统：刘永济的《文学论》
二 西装革履模式
1 西式框架复制：潘梓年的《文学概论》
2 沈天葆的《文学概论》
三 “普罗列塔利亚”模式
1 顾凤城著《新兴文学概论》
2 革命文论雏形：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
第六章 百年惊梦：“纯文学”观念的隐现沉浮
一 西方学术资源
二 文学观念的蜕变
三 纯文学观念之反思
第七章 核心元素：文学“四要素”及其本质主义
一 浪漫主义之后
二 两种文学“四要素”说在中国
1 艾伯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
2 温彻斯特的“四要素”说
三 价值评判及其本质主义误区
第八章 邂逅范畴：“典型性格”的移植与误读
一 作为美学范畴的“典型理论”
1 19世纪以前西方关于“典型”理论的探讨
2 发展及突破
二 东渐与误读
1 接受的逻辑起点
2 从价值信仰到审美取向
3 从意识形态到文学话语
第九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演变
一 形上文学理论范式
二 主导意识形态理论范式
三 多元化的文学理论范式
第十章 反思与总结
一 碰撞中的迷思
二 断裂后的失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文学理论教材目录
附录二：译介到中国的代表性文学理论著作
附录三：代表性文学概论目录选辑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乱世中的秩序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清代中叶，除小说这一文体由于自身的继承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得到进一步发展外，整体而言已经日渐式微。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复杂的景象。19世纪中叶前后，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封建帝国出现了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刺激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在新的复杂的现实形势之下，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厌弃程朱理学和经史小学考据的空谈无用，转向实际有用的学问。在整个19世纪，经世之学、今文经学和佛学，成为三大学术思潮。“它们一开始就作为宋学、汉学的对立面出现，表现出一种反主流文化、反正统的倾向。随后的发展，又和传统文化的整合不完全同趋，部分逐渐变异，以不同方式与西学中的某些方面融通结合，最后消融在‘新学’的构建中。”而研究“经济”之学，只是为了改革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正是由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传统文学理论才出现了新的生长点。
一 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
出于改进社会的需要，各种改良的呼声在文学范围内蜂拥迭起。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是这个时期首开风气的人物。他的诗文表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对后来文学创作发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魏源和龚自珍齐名，思想也相近，他们都研究“今文派”经学和实际有用之学，是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前驱思想家。魏源的诗文作风平实朴素，影响相对较小。后来的冯桂芬、王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多，在文学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王韬是中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其散文撇开古文辞的表达方式，平易畅达，切合现实，使得文学走上社会化的道路。龚、魏等前驱或早期的改良主义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或文学思想有共同倾向：与现实政治社会联系紧密。
之后，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康有为正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派”经学的思想传统，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不断上书清王朝，请求变法，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积极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在戊戌变法以前写的许多诗文都与改良运动相配合，其风格显然受龚自珍的影响。
梁启超、谭嗣同等，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虽然这时所谓“新诗”只是“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现实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人旧风格”的主张，要求诗歌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这是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一个概括和理想。梁启超所推尊的黄遵宪，从理论到创作，实际已为“诗界革命”作了准备。他早年即提出“我手写我口”、反对模拟古人的主张，随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提倡，创作实践对其的逐步印证和日益成熟，整个文学界与理论界的精神风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近代商业都市的兴起，新闻事业和文学期刊的兴盛，促进了小说的繁荣。“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观念流行，小说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这时著名的小说作家和作品。梁启超在小说的创作和理论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创办《小说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在《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的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都来探讨小说理论，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改变以往鄙视小说的传统态度，因而产生了古典小说研究的新评价和新风气。
同样由于改良运动的宣传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思潮流派与观念形态不断涌人本土学界。严复、林纾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1854—1921）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的《天演论》，1898年出版。该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促使国人猛醒，变法自强。《天演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翻译过来的西学思想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一时竞谈“天择”“适存”，成为影响最大的一本。稍后的革命党人也承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各种救亡的社会风潮不断，“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可以说此书为近代中国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林纾1899年翻译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部译介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由于林译小说的出现及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条件和生成发展
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就是说，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逐渐地却又是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一百年之后又一个世纪末的今天来看这一演进的过程，仍将发现当今的中国文学依然处在这一过程之中，并且，其中的有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化了”。《天演论》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巴黎茶花女遗事》则对传统文学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它们给焦躁的先驱者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思考方式，以及完全不同的文学模式。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明显不足，传统诗文的余波并未平息。以诗坛为证，在“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发展。其他还有王恺运等不同的拟古诗派。“常州派”此时还在发展着，谭献、王鹏运是它的早期作家，后来朱孝臧、况周颐被称为大家。词学的整理研究也颇为盛行，许多词人都是词的整理研究者，其中以朱孝臧的成绩为最大、最知名。“桐城派”古文虽为改良派所唾弃，但也出现了黎庶昌、吴汝纶等新的作家，且严复、林纾的译书及贡献很大。以文言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他们的译著形式是“旧瓶子”，内容却是全新观念。因此形成了有趣的悖论现象：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在古文译著形式里，寻求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渴求变革的文化先驱者，则在他们的译著中，采撷所需要的鲜活理论资源。
二 白话文运动的酝酿
在戊戌变法前后，陈荣衮、裘廷梁等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的主张。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文字改革的要求，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有很大促进作用。
大众要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信息，当然不能用仅仅供文人士大夫把玩的书面化文言文字。平易的口语化可以使大众有接受文化信息的前提。越过语言的障碍，才有可能求得大众的觉醒和文化的新生。当传统的文化挽救不了国运颓败之势，而大量的外来小说翻译过来，各种理论也引人介绍，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比较和思考有关问题：既要研究学习“制造”、“格致”之学；也要进行政体的革新；更有甚者，文化乃至文学，都应该进行一场革命，首先从文字改革着手，通过文学启蒙民众，唤醒人们的革新意识，提高民众素质，使政治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新文学的最首要任务是实行白话文。于是，一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运动，不可遏制地发生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和推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刊发了许多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等。与此同时，大量译介国外重要学说和文艺作品。1918年1月第四卷起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编辑，大量刊登白话文，并使用新式标点。1919年，文言基本让位于白话文，同年，全国出现四百种以上的白话文报。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政府正式提倡白话文。1920年3月，教育部要求小学各年级一律废除文言教科书。1921年，白话文正式称为“国语”。
国语运动也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民国元年教育部召开了一个读音统一会议，议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民国五年二月，教育部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两年后正式颁布注音字母。民国八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小学采用国语，同年出版《国音字典》。后来，高级小学、中学、初中、初级师范和高等师范，都陆续兼授国语，大学入学考试，大都准用国语作文。白话文此时取得了“国语文学”的尊称。白话文运动在舆论界的倡导下，得到政府支持，教育界推广，进展神速，文学革命之势如火如茶。
文学革命运动突飞猛进之时，古文家林纾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写小说痛骂北京大学新派人物，乃至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反对白话和新学。蔡元培主张：首先，大学循“自由思想”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其次，教员以学问造诣为主，在校讲学以无悖于上述主张为界限。他们之间的辩论成为新旧两派最有代表性的论战，北京上海各新闻报刊都登载评论，学术界舆论界颇为关注。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也曾和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过激烈交锋。结果文学革命以强劲之势，发展得更为迅猛．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许多爱国青年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也形成了一股留学热潮。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某些要求，如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样，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界、后来的欧美留学生界及国内新式学堂，就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革命派宣传革命、准备起义斗争的重要据点。加上许多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彼此互相配合，共同为启蒙和改良乃至革命服务。
不久，五四运动的浪潮，唤醒了更多青年对于时代思潮的觉醒，政治上的爱国运动很快燎原为新文化运动。
三 新文化运动的滥觞
1915年9月15日，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并致函教育部，建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天后教育总长派令下达，《青年杂志》随陈独秀迁京，进驻北京大学。因和北大文科联合办刊，《青年杂志》也易名为《新青年》。《新青年》顿时成为思想的新锐、视野的开阔的先锋杂志。
“文学革命”纲领性的主张还是由胡适与陈独秀完成。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写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言之有物，不刻意模仿古人，不套用过时的陈词滥调，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俚语。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他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文，并开始使用新式标点。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在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文学的历史，考察了本国的历史与现状后指出：“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新文学的实绩在文学的各领域得到表现。新诗中，胡适创作了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刘半农、刘大白则创作了众多流行歌曲。鲁迅随之加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大量白话小说的创作与发表，代表着新文学的最高成就，也确立了他的大师级地位。欧阳予倩、宋春舫与胡适一道开创了现代戏剧，散文的成就非常高。总之，无论是诗文小说或词曲，在白话文方面的尝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形成文学的主要态势。他自己在1922年3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这是指以周人、朱自清等为代表的“小品散文”。1921—1925年，全国有近百个文学社团和杂志及大批作家涌现出来，其中重要文学社团和杂志有文学研究会及其《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创造社及其《创造季刊》等、未名社及其《莽原》、《未名》等、新月社和湖畔诗社。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有沈雁冰、叶绍钧、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朱湘、汪静之等人。
西学的引进，古代文学理论向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变，除了大的文化环境和趋势外，与当时的教育制度也密切相关：在19世纪末期，清政府因“甲午战争”败北，开始陆续派人去日本学习；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更因为庚子赔款问题，鼓励留学，派大量的学生去日本和欧美学习；加上中国本身开始办新式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接受现代思想，培养新学理，追求民族与个人新生，出现了一批回国的启蒙思想家学者，才有了后来五四的辉煌。新式教育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实际操作的练习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