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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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田毅，赵旭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360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257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
——温家宝总理（于2008年3月1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管不住政府的线，怎能管好政府手中的权？
千年来，财税影响甚至左右着每个人乃至每个国家的命运。改革开入的三十年间，中国的财政留下了怎样的轨迹？一个北方小镇，这些年发生的波澜诡谲的变革，又如何折射着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洞察历史，以把握未来，踏上中国的财政民法治之路。
我特别赞赏田毅和赵旭的《他乡之税》。这本书立足现实问题，描述现实生活，通过改革演进过程的考察来透视基层政府的生计活动，研究资料丰富，刻画手法细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乡镇政府三十年生活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树凯
书稿感觉好极了！现在学界和政界都需要《他乡之税》这样的好东西，而不是无病呻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从一定意义上说，小乡镇即大中国，乡镇财政是理解中国农村政权运行状况的核心。作者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和扎实的实地调查，以客观、生动的笔法展示了一个乡镇的起起伏伏，农民和干部的命运、基层政权的定位探询、政权间财政和行政的复杂关系。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方面让我们有“接地气”的痛快感，另一方面又引发我们对农村发展的忧思。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基层真实运行的不可多得的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
在过去的几年里，田毅数十次跑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想要揭开一个秘密，那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北方乡村经济运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他的书稿一拖再拖，可能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好作者”，不过，我喜欢这样的作者。
——“蓝狮子”出版人、财经作家吴晓波
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非常有启发性的书。作者通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实地探访和私人日记，力图给我们描绘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基层政治生活变化的轨迹以及背后的逻辑。我想，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许会更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基层政治，特别是基层官员的生存逻辑。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
内容简介
政府财税关乎国计民生，更与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休戚相关。国家财政的“阳光化”和“公共化”，是政府体制改革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必由之路。
一个普通的北方小镇，三十年间，围绕着政府的钱和老百姓的钱，上演了若干故事，揭示了中国财政的“隐秘性”。
本书将带你走进这座小镇，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揭开鲜为外界所知的隐秘的税收流动真相。作者历时8年，访问上百人，取得众多第一手账本、档案、私人日记等未公开材料，通过乡镇这个小小的窗口，描绘出一幅国家三十年财政史的宏大画卷。
乡土之税，将是我们重新踏上这三十年当代中国道路的一份独特通行证……
作者简介
田毅，现供职于《第一财经日报》，并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在财政机关、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等单位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转型社会公共政策和乡村变迁。曾获美国东西方中心奖学金赴美、韩访问。
目录
导言：在流动的迷雾中穿行
引子：卷入
那一夜
脑子坏了
公堂上下
镇长
第一篇大开合（1976-1988）
第一章挤出来的革命
“外流”者
平城镇
“双层”交易
作业组突围：“娶过的媳妇说不得”
第二章蜜月
李二柱的选择
庙会重开张
口袋、小财政与“意外”的承包费
第三章自筹号角
“突来”的旱情
关键之年
半边天
第四章动员新天地
初尝市场
收购忙、粮仓内与国库中
承转起合乡企路
消失的纳税人与强化的“挂钩奖励”
第二篇入口（1989-1995）
第五章“推手”
葵花、布料与假羊毛
自家“灶台”
从绍兴到石家庄
别了，供销社
第六章起风波
谁的砖窑（上）
谁的砖窑（下）
“长肉的事儿”
第七章猛进中
北村内外（上）
北村内外（下）
税费及三个羊圈
“达小康”
第八章源起
何楠被免
“优、良、平”
零散税的诱惑
县乡“自给”接力赛
第九章上下间
1993年
成就与变奏
乡干起伏
第三篇迷宫（1996-1999）
第十章追逐
“鸟窝窝”新市场
加速
黯然神伤
第十一章玄机
暗战
三次尴尬的买卖
“一个政府，两个税收任务”
部门间的“合作”
第十二章微言、掮客与“开支”
“拿钱买税”
三掮客
审计平城：何以垫支？
第十三章重重复叠叠
三天三夜调地会
农情五断章
范春的世界
乡企命运
第十四章娃娃与老师
三娃娃之死
意想不到的官司
28张请假条
第十五章大转折
一巴掌减免8万元税？
尾欠！尾欠！
垫税
“掰手腕”
第十六章紧急通知与新网络
紧急通知
点化
边缘与中心
“半边户”
第四篇原委（20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
第十七章流动的利润
“卖方”主力
“晋车外挂”拉税战
建安难题
发票大案背后的买家与严格治理
第十八章公开资料中的“盆地”
买税三例
一位副镇长的年终总结
90个公开案例
“流动”与“盆地”
扩大的“断裂”
第五篇行行且行行（2000-2006年）
第十九章 “二次革命”
税费之变
“航测”、“大亩”与难停的尾欠
“老手”与“新手”
“磨不推自转”
第二十章发力
奶牛梦想
工业兴县、项目为王
“三板斧”
第二十一章免税前后
真假公章
直补新形象
无税之村
门市萎缩？
不同的钱、不同的人
第二十二章专业化
专职、兼职和“一肩挑”
“安南那儿有税可买吗？”
“冒出”债务700万
“超买”
第二十三章治理
团结起来！
招商“回归”，引税渐逝
遗失的责任
新书记与大力治理
第二十四章交织
集体资产流失风云
乡镇部门化？
县城诸“衙门”
非税收入“迷信”
尾声待续的历史
保卫中学
希望
结语以万变应万变？
致谢
附录1资料来源
附录2参考文献
附录3公开资料中的部分引税、买税情况
注释
媒体评论
我特别赞赏田毅和赵旭的《他乡之税》。这本书立足现实问题，描述现实生活，通过改革演进过程的考察来透视基层政府的生计活动，研究资料丰富，刻画手法细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乡镇政府三十年生活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树凯
书稿感觉好极了！现在学界和政界都需要《他乡之税》这样的好东西，而不是无病呻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从一定意义上说，小乡镇即大中国，乡镇财政是理解中国农村政权运行状况的核心。作者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和扎实的实地调查，以客观、生动的笔法展示了一个乡镇的起起伏伏，农民和干部的命运、基层政权的定位探询、政权间财政和行政的复杂关系。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方面让我们有“接地气”的痛快感，另一方面又引发我们对农村发展的忧思。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基层真实运行不可多得的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守英
在过去的几年里，田毅数十次跑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想要揭开一个秘密：那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北方乡村经济运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他的书稿一拖再拖，可能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好作者”,不过，我喜欢这样的作者。
——“蓝狮子”出版人、财经作家 吴晓波
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非常有启发性的书。作者通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实地探访以及通过私人日记，力图给我们描绘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基层政治生活变化的轨迹以及背后的逻辑。我想，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许会更理性地看待中国基层政治，特别是基层官员的生存逻辑。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杨雪冬
书摘插图
第一章挤出来的革命
“外流者”
1976年夏的一天，平城公社马蹄营大队宋润宝下定决心赶赴延安。凌晨5点，健壮的他背上一长卷行李溜出村，第二天黄昏来到延安，远望宝塔山，野花一片。不过这个地主子女不是来参观革命圣地或访亲探友，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肩头那一大卷东西卖出去，换成钱回家买粮食。
马蹄营距平城公社中心10里地，盐碱严重，细心人估算这个大队此时“至少有70％的劳动力偷偷‘外流’，小队、大队、公社干部不管，春耕垮了”。他们甚至把生意做到北京，人们说来往的火车上时常可见他们队的农民互相打着招呼。遇到紧俏时，“外流”一趟甚至挣回过700元，那可是公社几个领导一年的工资呢。
他们卖出的物件是炕布——北方人家的好东西。以往农家炕上多铺苇席，扎人，相比之下这红红绿绿、布满牡丹凤凰的炕布当然惹人喜欢，娶媳妇更少不了。一块炕布用一斤漆，10元钱成本，卖价至少20元。
70年代末那几年，每当黑夜，马蹄营家家户户几乎都在办“美术展”：男女老幼齐上阵，先裁自洋布，再挂上墙，之后涂底子，最后女人和孩子们拿着沾满油漆的棉花团，几扭几转，一朵朵鲜艳的牡丹花就出来了。
但画、卖炕布绝对是“地下活动”，必须反锁家门，油漆再呛也不开窗，卖布归来也非等到半夜才敢进村。
宋润宝从延安回来不久就遭遇了干部的突然袭击。一天黑夜，四五个人突然翻过他家院墙，一举缴获7块炕布。大队书记就此给公社写了份汇报。
公社（党委）：
在全国群众“学大寨运动”猛烈向前发展，各地先进单位不断涌现时，我们大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资本主义泛滥。有多人画炕布，搞投机倒把，多次教育不听，反而更严重。有的不参加劳动，在家画。对有些好贫下中农有很不好的影响。后来大队没收11块炕布，经研究，（已）处理，款付本人。其他的没收，请批示。
马蹄营大队
1976-7-23
宋润宝哪里服气，他这样的地主子女被“袭击”了多次，而贫下中农画炕布则没人管，自己每次“外流”还得交上三五块管理费。虽然上级要求手工匠人必须持生产队证明外出做活，并向队里交钱，记工分，但贫下中农怎么没人管呢？
私下的“外流”在平城暗暗增长着。一个村“最近‘外流’六七个人，（都是）地主子女王义存弄出去的”。另外一村的贾连志“村里人支持他‘外流”’（其实是因家庭不和）。村干部还发现了一个“不‘外流’也不参加劳动的梁言中”。
1978年秋天，一辆小货车悄悄开进平城大队三小队，农民们提着篮子聚拢过来，你家几个他家几个地卖给来人30斤鸡蛋，随后从车上卸下废铝片。车上来人叫郝二娃，他在市一机厂上班，平城大队人，这次来是想给职工买点紧俏的鸡蛋，而村里亲戚也让他从铝厂捎回些废铝片来加工。
只是有人告密了！公社干部来清点了满地的废铝片，决定以非法生产名义向郝二娃“获利”的4000元收取3％的管理费，并征税。其实这些夜晚，平城不少人都骑车偷偷去百里外的市里拉回废铝料，再加工成水瓢卖出。各个村似乎都有点自己“私下的副业”，除了做炕布和打铝瓢，还有赵家沟的柳条筐、三保庄的墙篱笆，不过全都是暗中进行。人们似乎越来越“对付”公田里的活儿，而把心思用在“私活”和那点自留地里。
多数时候，劳力不足但人口众多的家庭必须拿现钱购买工分以分得粮食，但现金太缺乏了，而城乡物资难以流通，农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各类小买卖，“外流”交易应运而生。正是这些不多的现钱，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他们勉强度日。
1976年元旦，在公社订的《市报》头版上，人们看到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诗，还有他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握手的照片。这年春节，县里放映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和《珍珠》。但平城并不平静，不安分的不仅有“外流者”，平城公社阶级斗争的另一重点是抓赌博汉、小偷和神婆。
3月3日，一大队发现四十余人赌博，居然女人不少。这里过去是把赌博汉戴高帽游村，甚至判刑，现在一般只罚款或罚劳动。一些女人赌博时还抽烟，干部强令她们戒掉了。保义村大队还抓住两个本队的神婆，她们辩解说在行医，二。第二天，平城阶级斗争动态会就在这里“现场”召开了。大队干部们埋怨偷盗频繁，有的说知青晾了十多件衣服，一下全被偷去；有的说有人在粮店买白面，转眼就丢了一袋；还有一天中午，物资代销店竟被盗了两次！
地主富农子女的不满确实在增加。一日，田二发不想翻粪，在一帝闲扯，“队长让他干，他反口大骂，队长哭了一天多”。不知什么人还在一大队干部的树上钉了颗大钉子。
大队干部对“外流”都严加防范、屡次查抄，还追着收“外流管理费”，甚至虽迫其进学习班。这当然既是上边的政治任务，也是担心村里没劳力干活儿。
不过对付农民“外流”越来越倚靠收税了。70年代中后期，人们总能看见工商员顾占祥、税务员杜志如和公安特派员张大平三人在街道和乡村转悠，私人的买卖让他们看见必然是要拉住，重的没收罚款，轻的交税费。
1976年至1979年，这里实行的是“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定额分成，一定一年”的财政体制，属于统收统支。社队企业利润、管理费、农业税收和上级拨款是主要收入，而工商业税则很少，这个阶段，平城公社的财政收入甚至比前几年下降了很多，1975年为14万元，而1976年、1980年分别为12万元和9万元。
公社工商员顾占祥就说：非法经营的工商税收肯定是要交的，税收对个人买卖管得紧，集体企业则时交时断。当然此时“管理”比“税收”更重要。
慢慢地，大队干部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公社也时紧时松，其实哪绑得住人家的腿呢！而到了队干部们也画起炕布或跑起小买卖时，干脆就没人管“外流”了。
如果说地主富农子女的不满是因为分配给他们的农活脏累且没有像贫下中农子女那样招工进城的机会，知青被偷是妒忌人家的出身和返城命运，那么赌博汉最初玩起来多是不想刨“那个不知道是为谁刨的地球”，但绝大多数还在“刨地球”的“老实人”和“外流”的小买卖人完全是因为饥饿。
早上糊糊粥，中午酸菜土豆汤，晚上还是糊糊粥，家境好的汤里能多飘几滴油花。大家没见过几回白面，小麦与玉米磨成的面粉还掺着壳。玉米高梁面压成的“钢丝面”，又硬又于涩，孩子吃了拉不下屎。
公社干部虽有工资，但一样饿得慌。一天黑夜，公社书记李锁才偷偷去邻县一村买粮，路过马蹄营支书高静门口，李小声对高说，“我家的锅和锅盖长在一起了”，高说那赶快从我家拿点粮食吧，李说他怕嘴杂，继续向邻县奔去。
平城镇
平城镇属兴远县，位于黄土高原边缘。1741年，乾隆登基第六年，这片土地上有了最初的居民。40年后，一位地方官和居民集资建起奶奶庙，加上已有的龙王庙，庙会商贩云集，热闹非凡，舞龙、划旱船、踩高跷来往于街巷，跪香求儿女的妇女把奶奶庙三个庙门挤得满满的。渐渐地，平城成为百里内的商贸中心。
清代“移民实边”政策让大家相聚于此。最早来的姓高，他家住的地方就叫高家台。大户们一到总是先购置耕地，然后为了加工产出的粮食就组织起各类作坊，集中交易随之开始。民国时，几个大户几乎垄断了这里的米面、油加工和布匹生意。
兴远县海拔千米，平原为多，兴远河蜿蜒其间，平城镇就在这块土地的东北角。这里冬天漫长寒冷，夏季雨水集中、“十有九旱”的春天让人们吃尽苦头。两百多年来，有记载的大旱37次，水灾29次。1929年，一个外国人来此看到毛骨悚然的干旱景象，“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像被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
1937年日军占领平城，筑起4米高的城墙，并把原来全县近200个乡镇改编为16个大乡，平城为其中之一。后来国民党实行了保甲制度，直至1949年。
1969年，已成为人民公社的平城包括13个大队，70个小队，25个自然村。1979年12月31日，公社干部陈牧青在一个不足巴掌大的本子上记下了平城的现状，转述如下：
总面积7万亩的耕地中集体占地6.5万亩，其上种植着1万亩麋子、8000亩谷子、6500亩土豆和5000亩小麦，经济作物主要是甜菜和茴香。这些作物供应着本地和城市，但平城117个小队中缺粮的超过六成。这里的牛、马、驴、骡子等大牲畜几乎都圈在集体的圈内，绵羊、猪、鸡等小家禽别分养在300多户人家，不过多由供销社分派任务收购。
平需现在有拖拉机20台，电动机59台，柴油机43台，机引犁8部推土铲4台，机引播种机4部，脱粒机3部，粉碎机7台，喷雾顺138架，水泵60台，小胶车144台等。它们主要负责机耕2.6万亩，灌溉面积4.2万亩。这里1/4的农作物可以施上肥，几乎都是氮肥，氨肥只有很少量。
此刻，平城农民就在公社、大小队干部的管理下，与文中这些土地、机械、电力、牲口和化肥等等顽强协作。不过，比对付“外流”更难的还有两大问题：产品交易和土地作业方式。
“双层”交易
在农民“外流”做买卖之外，社队企业和供销社扮演着乡村交易的主角，由此形成私下与公开“双层”交易网络。
“赔钱也要为人民服务！”1976年平城公社党委会议上干部为了打击“投机倒把”这样说。不久，社队企业办起了裁缝铺、照相馆和修车铺。
现在的平城，机械厂、机耕队、蜜蜂厂、兽医站、预制厂和良种场等能提供些基本生产资料，生活需要则由照相馆、缝纫社、制盐厂、酱油酒副食坊和卫生院解决，煤窑则服务于生产生活两方面。
平城社队企业大多成立于70年代初，按照“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原则，形成了围绕本地生产生活提供基本产品的内部体系。虽然分工不细，生产时断时续，但它们无疑是这里的支柱之一，是公社依靠的财政收入大户。有的公社甚至还办起化肥厂、水泥厂和炸药厂。
围绕着社队企业的生产、用人、效益等分配问题，平城公社领导每年都讨论几次，行政调配是它们运行的基础，1980年成立的社企管理委员会，管理着这些企业的70名职工，1981年，公社书记岳忠提出多建几个供销社门市，原则成了“缺什么卖什么”。
供销社则是贯通城乡商品的主渠道，是平城公社的“后勤部”。除了“自下而上”收购农副产品外，还“自上而下”运来轻工品和生活品。
就这样，70年代中期，平城供销社和其下12个代购代销点承担着一万多人的生产与生活供给，农民通常要走几里路买点东西，商品也少得可怜。几年后商品种类增长迅速，有个供销社，1979年时只有烟酒火柴等10多种商品，一年后增长到140多种。
物资流通不易，国营商店负责工业品在县以上城市销售，而县以下由供销社负责。基层供销社无力经营或不愿经营工业品，国营商业又不能下乡，商品层层克留、积压。而在人来利往中，供销社体系的价格和利润率都必须固定不变。这时平城虽已有人看上了14寸黑白电视机，但只能由供销社经营。有的农民为了买农具或水缸跑了十几个供销社，还有的买到了农药却买不到量杯。释放的需求与分割的市场把供需缺口扯得似乎更大了，最明显的是鸡蛋。
此刻，平城一些农民想尽办法在村里收鸡蛋，把这些蛋卖给供销社才能换来珍贵的自行车购买票。公社要求每4亩地缴售鲜蛋1斤，这样的挂钩制度与“贫下中农市场管理组”打击黑市一样，都是为了足额向城市供应。那几年本市居民吃鸡蛋和猪肉的多了。
不过鸡蛋越来越难收了，更多鸡蛋被农民驮上自行车穿行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鸡蛋换玉米面，鸡蛋换玉米面！”吆喝声不断。有的供销社不得不自己建起养鸡厂。国家卖给城市居民的销售价低于从农民那里的粮食收购价，这种扭曲的价格让一些种田的农民不得不拿着鸡蛋去城里换粮食。
1979年，平城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物资交流会，放开了部分农副产品价格，一些小商贩现身了。这年春天，全国不但没有省市向中央要粮，很多被禁止多年的集市重开，有的省份恢复到1965年的水平。国家已陆续提高粮食、油料、生猪和鲜蛋等18种产品价格。价格回归从根本上激发了产品和人在城乡间的流动，新时代的这盘棋活了起来。
1979年，中央表示，社队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得批判和取消，省里也明确“完成国家收购后多余的农副产品可以自由上市”。平城被屡次批判查抄的画炕布、编柳条筐、种枸杞等“暗地”里的副业渐渐光明正大，但乡村“双层交易”的局面仍然存在。
公社虽然表示可以“开展砖窑、豆腐房等副业”，但心里想的是解决大猪饲料和打击私人经营，种子自然也不能用外人的。农民家里渐渐有了主、副业之6分，田里挣工分、家里养禽畜，“几路进财”。现在，驮运农副产品的流通业成为改革先导，但障碍也不小，因政策不允许私人购买机动车从事贩运，大路上被拦截的车辆不少。
1980年，平城镇登记的个体户仅12家，本市也才1000户，而4年后增加到近万户。1983年比1982年集贸市场交易额增长40％。肉禽蛋普遍涨价，工业品更高，涨了一倍多。
但买卖并不好做。集市上摆摊位要经工商审批，至少要盖9个公章，纳税管理费还有大队销售证明也都是必需的。全市集市上1／3商贩有“证”，“证”的主要用处在于纳税，有证的免征工商税，无证的则按8％。外地商贩如无外销商品管理证明和税务登记，就得到本地纳税，旅馆时常要求他们登记携带货物的明细。物价部门严格管理，冰棍涨价1分钱被处罚的事不少，国营肉让几须搭配出售，即买一块肉必须搭着买一根棒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