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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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志武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 229000版次： 1页数： 219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861314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并不是『先决条件』。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解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同时，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了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候的收入。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怎样让每个人从增加的人力资本中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体制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内容简介
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对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
作者简介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株洲茶陵县，1983年获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1998年创办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
目前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他还是2006年《华尔街电讯》评出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
目录
自序
历史与财富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数”说“改革开放”年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制度与财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农业发展的极限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产权与财富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开放与财富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企业如何跨国投资？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致谢
书摘插图
历史与财富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就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内地大型企业到香港上市，使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香港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奇迹这么多？是什么、是谁创造了这些奇迹？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时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浸在闭关自守中。即使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那他面对的“奇迹”机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也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是乾隆还是其他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多廉价，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经济总量5年翻番、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都没门。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开放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还要15年后才成立。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了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以及相关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发明并正在成熟，但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也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很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非股票；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在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只有少数几只工业公司股票，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还不可能制造出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很容易地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连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在那种发展机遇面前，中国没能及时抓住，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回到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前不仅没有为工业革命做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球化秩序做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都不重要，使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成为“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做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之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 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 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 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 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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