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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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古塔、弗格森编著；骆建建，袁司凯，郭立新等译
出 版 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8-1字数：版次： 1页数： 26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03776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在它自认为对于田野概念的恰当的分解和聚合过程中，它是成功的、引人入胜的，在社会科学中间长时期的民族志标准中……它对我们关于目前和将来人类学的方法和文化战略的发展形成挑战。对于任何一个真诚关心民族学和它的继承者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
——约翰•柯莫诺夫，芝加哥大学
对人类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批评是直接的、尖锐的，这本书的调子仍然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或者说是破坏建设性的。
——约翰•维森特，巴纳德大学
通过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的深刻的和有刺激性审查，这本书的贡献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和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努力的方向。我们通常将在争论下一步应该如何的时候参考《人类学定位》这本书。
——乌尔夫•汉纳兹，跨国关系研究写作者
古塔和弗格林这本及时而重要的编著应该被广泛阅读和鉴赏。
——切利•奥特纳，哥伦比亚大学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源于一次名为“人类学与田野：学科构成的界限、范围与基础”的学术会议，这一会议于1994年2月19至20日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召开。这次的会议主要由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文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主办，但同时还受到了斯坦福大学艺术和科学院、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以及社会科学学院的资助。我们衷心感谢这些支持，并特别感谢人类学系主任George Collier先生、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Anne peck。
这是一本成功的，引人入胜的关于人类学的著作。 本书通过田野概念的恰当分解和聚合，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有刺激性的研究和探讨，指出了人类学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成长中的学科要努力的方向。全书内容尽管有着直接的、尖锐的批评，但仍不失为是建设性，故此它是真诚关心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必读的一本书。
目录
第一章 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
一、引言
二、“田野科学”之谱系
三、原型的含义
四、非正统与霸权：“田野”和“田野调查”的选择性传统
五、重新解读“田野”：方法论与地点
第二章 伊丝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库克利克
第三章 定位过去
一、有关人类学的历史
二、田野的概貌
三、置换人类学
第四章 新闻与文化：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马尔基
第五章 美国协会的非洲研究阿莫瑞
第六章 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与衰落克利尔
第七章 人类学和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从城堡到木偶人马丁
第八章 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柏萨洛
第九章 虚拟人类学家维斯顿
第十章 广泛的实践：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克里弗德
参考文献
撰搞者介绍
书摘插图
第一章 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
一、引言
就知识体系和专业实践而言，田野工作及与其相关的民族志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人类学学科的核心内容。从学科上看，把民族志视为“简单的描述”，即为自然人类行为科学提供原始资料的手段的时期早已成为历史。不论是学科文体上的转变（从“深描”到“写文化”）还是学科的历史转变（从政治经济转向区域社会历史），在美国和英国大学的著名系部里，主流社会—文化人类学都把民族志描述视为学科本身发展的一个有价值、富有生命力的部分。事实上，20世纪中期主导人类学界的归纳和比较理论大师，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怀特（Leslie White）、默多克（George Murdock）等，似乎正在人类学家族的谱系上逐渐地被人们忘却，而人们心目中那些著名的田野工作者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博厄斯（Boas）、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林哈德（Leenhardt）等则越来越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人物。
从专业社会化和训练来看，民族志田野工作也居于核心地位，斯托金（Stocking）将其称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价值”（method—ological values），即“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1992a：282）。所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都知道，是田野训练造就了“真正的人类学家”，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人类学知识均源自于田野调查。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重要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
尽管“田野”的概念对我们的学科和专业十分重要，但是“田野”在当代人类学中仍然是一个没有探讨的概念。近些年来，文化的概念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中心（如Wagner，1981；Clifford，1988；Rosald0，1989a；Fox，1991等）；作为文本形式的民族志成为分析的内容（如Clifford and Marcus，1986；Geertz，1988）；构成田野调查经历的对话境遇成为探讨的对象（如Crapanzano，1980；Rabinow，1977；Dumont，1978；Tedlock，1983）；甚至作为特殊文本形式的田野笔记也成为反思和分析的内容（如Sanjek，1990）。但是，“田野”本身以及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别具特色的“田野调查”地点，即“他者”的文化或社会所在的场所，是否有待于人类学家的观察和描写呢?这个神秘场所——不是人类学要研究“什么”，而是人类学该在“哪里”从事研究——虽然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