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帝正说/高阳作品集（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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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阳 著
出 版 社： 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11-1字数： 938000版次： 1页数： 908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16开印次： 2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30948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内容简介
高阳先生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对历代王朝兴废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研究。《大清皇帝正说》描绘出清朝诸帝个人事迹，又揭示出大清王朝得以绵延数百年的秘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盛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作者简介
高阳（1926-1992），台湾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曾在台湾空军服役。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一度出任台湾《中央日报》特约主笔。
大陆读者所熟悉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90余部，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人们以“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1992年，他走完人生最后历程……则挽联“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高度概括了高阳非凡的成就。
目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01 皇帝的种种
02 爱新觉罗的祖先
03 太祖、太宗
04 世祖
05 圣祖
06 世宗
07 高宗
08 仁宗
09 宣宗
10 文宗
11 穆宗
12 德宗
后记
附录一：高阳大事丰表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书摘插图
01 皇帝的种种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从而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的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封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中选取。
孩子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体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宗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宗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宗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接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为无名，未收入玉牒叙排行，在康熙年问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对清皇帝的深入了解。皇子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机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睐。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文宗行四，悖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讶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繁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日，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时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君王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带、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人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御史，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部尚书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禀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逾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义军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坤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塄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翮需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塄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义军起义，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攻打义军。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_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查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他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致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浣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钱程”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裎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功夫。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常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溢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定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皇帝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