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2008.10 总第三二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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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岩 主编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160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7100298600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文史知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无代的妾和婢，至于顿丘，韩国的中秋节，金鱼的故事，漫谈新学丛书的文献价值，大刀王五与源顺镖局，儒家思想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上），“红莲故事”中的苏轼前身“五戒禅师”。
内容简介
谁也不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无论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也无论是学者、粗具知识者还是文盲，清醒过来之后的一大突出感觉，就是知识饥渴。于是乎，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遍地开花，各种类型的书刊报章破土而出，一个赏心悦目的求知热潮，正在祖国大地上排山倒海行进。
当年宋太宗赵炅说道：“开卷有益。”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格言，只要不是不加分析地理解和运用，对于我们的成长，从而对于我们的事业，都有好处。所谓分析，在这里首先就是要看开的什么“卷”，或者说要看吸收的是什么“知识”；它们的“益”处和“力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以近三四年国内出版的知识性读物而论，既有旨在引人入胜的各学科的普及性著述和报刊，也有辅导业馀生活的日用常识性书刊和文章，以及足以增广见识的奇闻轶事、风土人情的记述和发掘。这些都是知识，都值得为之开卷，也都可以化为力量。我觉得，比较而言。目前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扶持以引发人们兴趣的，应该是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因为它是通向科学之宫的阶梯，是打开宇宙和社会奥秘的钥匙，是培养青年成才的津梁，还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利器。可惜，在我们现有的出版物中，这一品类偏偏太少太少了。其中，文史性的普及读物，由于种种原因，尤其为少；以至于，使人产生它同我们祖国的明天、今天和昨天都不相称之感。
目录
《文史知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我说《文史知识》
《文史知识》：我的良师益友
亦师亦友三十年——我与《文史知识》
《文史知识》是真正的良师益友
文史百题
元代的妾和婢
朱元璋与洪武文坛生态
人文游踪
至于顿丘
海南岛上觅坡翁
诗文欣赏
倾诉失意英雄胸怀的一曲壮歌——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赏析
青山妩媚，稼轩妩媚——读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文学形象
真实的“假人”：宋江之人生选择
交流与比较
韩国的中秋节
绵绵新学叠讥议，奇正得失任评说——漫谈新学丛书的文献价值
交流与比较
金鱼的故事
“三仁”之后，续阙礼仪——宋国
连载：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
对中西建筑文化的比较认识（三）
人物春秋
贤德与才情兼善——西泠名媛顾若璞
人间自有清华种——清代女诗人孙云凤
非凡的知识女性——单士厘
东坡在岭南之五：“细和渊明诗”
学林漫话
沐风侍砚数十载——怀念赵俪生教授
国学大师话国学（下）——《文学与神明》代序
北京文化史谈丛
北京西什库教堂
大刀王五与源顺镖局
随笔札记
苏轼的“寄生”故乡观
“红莲故事”中的苏轼前身“五戒禅师”
讲堂实录
儒家思想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上）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五）
书摘插图
《文史知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文史知识》如禾苗破土而出。尊重人材，尊重知识；知我中华，爱我中华——这盛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理念，是《文史知识》迅速发展的动力，而《文史知识》在这个大潮中也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光和热。这里我们特别邀请老中青作者和读者对《文史知识》的二十八年历程发表回顾感言，同时摘录了一些创刊之初的报刊文章，使读者重温或者了解那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光，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编者
我说《文史知识》卞孝萱
八十五岁的我，每月收到《文史知识》后，都是戴了老花眼镜，泡一杯绿茶。坐在冬青书屋的沙发上，惬意地把她读完。不要低估这个小小薄薄的册子，她可是我老年生活中最喜爱的刊物之一。
《文史知识》这个刊物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贡献，自有公论，用不着我说，这里只谈谈自己的几点感触。
《文史知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于1981年创刊的。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为办刊宗旨。前一阶段她给我的印象是：在极“左”的年代里，人们已经看厌了连篇累牍的大话空话，一旦接触到《文史知识》，所发表的都是不空洞的、不虚张声势的、平实可读的、以知识性为主的文章，感到耳目一新，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越办越充实，逐渐形成了“内容涵盖古代文化各个方面”的特色。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不免使人急功近利，躁动不安。怎样使人生美满？祖国悠久的文明，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高思维”之源。历史知识和意识，古典文学修养，是人们值得汲取的养分。在现阶段《文史知识》给我的印象是：她与时俱进，日新又新，努力实现“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同行”的目标。
我是《文史知识》的热诚读者，因为她荟萃了老、中、青三代文史专家学者的作品。初期，我从这个刊物上读前辈的文章（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已逝世了），如同亲受一次教诲。现在，我从这个刊物上读朋友的文章，如同见一次面，进行学术交流；读新秀的文章，使我开阔视野。总之，开卷有益。
我又是《文史知识》的忠实作者。范文澜师曾说，如果写的文章只有几个人看，那又何必呢！所以我愿意把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稿子，投给《文史知识》，因为她的读者多，影响大。这里举几个例：（一）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关于刘师培、柳诒徵、吕思勉等五篇小文，其内容都吸收到拙著《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2008年发表的《“魁儒”陈汉章》小文，则是准备补充《学记》之作。（二）1985年发表《自居易与新乐府运动》小文，提出新乐府运动是裴垍集团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元和“中兴”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被《文史知识》的广大读者评选为十篇最爱读的文章之一。（三）1994年发表小文，从韩愈诗文中未提过母亲这一现象切入，考论韩愈是庶出，其生母身份低，父死后改嫁，或以乳母名义留在韩家。1997年发表小文，从宋人认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这一现象出发，揭示此《铭》内容与刘禹锡之生平、文风不符合。以上这些都是我多年研究的一得之见，我向《文史知识》投稿，以文会友，态度是认真的。我愿与编辑部同仁一起耕耘这块园地。
编辑部在《文史知识》刊物之外，还编辑了《文史知识文库》，已出版《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等七十馀种，“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编辑部同仁“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同仁们表示：“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豪情壮志，有爱国心肠的人读之，无不振奋。我更要警惕自己年虽老而不能落伍，也要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文史知识》办刊方式灵活多样，包括与地方联合办刊等等。例如：2003年与南通市委宣传部共同编辑“张謇与南通专号”，对南通文化与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定位。2008年与南阳市人民政府共同编辑“南阳文化专号”，以展现南阳的历史风貌。近期又在《文史知识》刊物内设联合办刊的专栏，如与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北京学研究所合办“北京文化史谈丛”专栏，分期发表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措施，对繁荣地域文化研究，培养地方文史研究人才，有积极作用；对地区凝聚力和竞争力的提高，也是有利的。
《文史知识》不故步自封，在固定的篇幅之中，不断拓展内容，“信息与资料”就是一扇新窗口，一道风景线。诸如研究动态、论文摘要、图书推荐、出版通讯、学术会议的召开等等，五光十色，引人瞩目。及时提出“密切关注国学热”、“关注‘电脑时代应该如何治学”’等学术热点问题，发人睿思。可见这个刊物所追求的是更大的覆盖，更多的惠及，真是难能可贵！
《文史知识》从新芽破土、新苗茁壮、枝叶舒展，到新花怒放、硕果累累。这棵大树的成长，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在主编的领导下，责任编辑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默默奉献。责任编辑少时二三人，多时七八人，从组稿、审稿、选图、划版、发排到出版、寄样书、汇稿费，工作量不小。每当我收到一期刊物，敬佩之心油然而起。
趁此机会，祝愿《文史知识》越办越好，越办越有自己的特色，越受读者欢迎，越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再立新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史知识》：我的良师益友宁宗一
1981年1月《文史知识》创刊，32开本，128个页码，装帧古朴大方，第一眼就有亲切感，开本虽不大，但让人感到大气。一年以后，由于社会的需要，学术文化的发展，《文史知识》从双月刊改成了月刊。历经二十八个春秋，现在可以整齐地排满两层书架，已经显得很气派很壮观了。我的十二岁小儿子酷爱文史，“屡禁不止”，偏科现象严重，令人担忧。后来我只能处之泰然，由他去吧！现在他是“有问”必找《文史知识》，每期杂志送到户，他是第一读者。看了这景象，倒也让我暗自高兴：他懂得了追寻高品位的书刊了。
《文史知识》之于我，属于一见倾心，念兹在兹，有一种缘分，这一点在《文史知识》二百期生日时我有短文说明。但是至今在我连接历史记忆时，还是念念不忘宋振庭先生在《文史知识》上的那篇“代发刊词”。这篇文章如用“文化焦虑”还不足以说明作者内心对文化流失和断裂的忧患，其实他更看重的是“文史知识是通向各种知识的桥梁”。这个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道理，在当时却让我感到温暖，每当我面对学生讲课时总不由得引用这句话。一晃过去了二十八个年头，我从五十岁的壮年，一下成了望八的老汉，可是《文史知识》一直伴我前行，而且一路走来，却一天比一天深切地感到她给予我的滋养不是点点滴滴，而是汇成一条知识长河，总是调动我对知识的不断渴求。是的，她真的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枕边书。
《文史知识》的“保留节目”是“治学之道”、“文学史百题”、“历史百题”、“怎样读”、“诗文欣赏”等等，这都是编委会策划得很周全、很有学术分量的栏目。说她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也不为过分。关键是这些栏目总有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章，其中不乏文史大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就把读者迅速带入学术前沿。在世纪之交和跨进21世纪以后，在文化进一步开放、价值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史知识》又与时俱进，以文化和文史两个轴心。设置了“特别关注”、“讲堂实录”、“学林漫话”和“随笔札记”诸栏目，于是我们又从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富有深度的学术成果中吸纳各种精神文化营养。
《文史知识》早有定评的是她的内容充实、学术气息浓郁而又富可读性，绝无物质主义大潮裹挟的商业味，于是她也就更加贴近广大读者渴望追求文史知识的心，并品尝到阅读的愉悦。
在各种报刊中，《文史知识》得以拥有这样一块精神绿洲，是和她有一个以重塑民族精神文化为己任并想认真做些事的团队有关。虽然我也看到编辑队伍一茬换一茬，但是他们的优良的编辑传统却未变，他们做事的效率和质量让人折服。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文史知识》有一个相对稳定且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坐镇。他们几乎都不是挂名编委，他们参与策划，也参与部分稿件的审阅，而且还经常亲自操刀写出很多有分量的好文章，这也是这本杂志越办越好看的原因。
《文史知识》似乎只有四位专职编辑，作为月刊，可以想见其紧张和忙碌的程度。然而几位年轻编辑还是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这其中就包括他们和作者与读者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小厚（我在电话中总是尊称她为厚老师）经常热情地向我约稿，我也总会愉快地答应下来，准时交稿，后来发展到我自认为写的有些味道的文章，绝不投到别的刊物去，而首先想到的是《文史知识》，并径直寄给他们去审夺。
在此我要提及一件令我感动的事。2007年10月初，我在北京参加了《面向世界：昆曲和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我提交了一篇小文，会后我就转给了小厚。小厚在11月份即采用发表。可是，由于我治学不严谨，失于检索，竟然把俞平老的卒年弄错。很快，我就在《文汇读书报》上看到了吴东昆先生的批评文字。当时不仅内心惭愧，而且很紧张，因为我认为我不应该在《文史知识》这样的刊物上犯这样的错误，影响它在读者中的声誉。我立即给小厚打了电话，并写了更正致歉函寄给《文史知识》。在2008年1月号上，《文史知识》刊登了编辑部署名的《更正》。然而这则《更正》改成了对于我“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而“感动”。我看到这则《更正》，真正“感动”的恰恰是我，同时也愈加不安。本来是我犯的错误，可是编辑部却为我承担了一大半责任，他们没有包庇我的错误，又尽可能地承担了责任并保护了作者。在这里我确实看到了编辑部的朋友们，真的把读者、作者和编者的心沟通了起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
学习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的《文史知识》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刊物，值得向所有热爱知识的人推荐。
文史方面的知识很重要。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道德问题，一是知识问题，现在很多人知识实在太贫乏。很多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都同愚昧无知有关。有的青年走上犯罪道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文化水平太低，缺乏辨别是非美丑能力的结果。通过拨乱反正，讲道德、讲文明、爱知识、学知识已蔚然成风。但在文史方面闹的笑话还是不少，把唐诗安到了宋朝人身上，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确应该努一把力，把文史方面的知识普及一下，推广一下。这很重要，我们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因为知识与道德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知识广了，文化修养提高了，道德品质也就可以提高一些。当然文化水平并非思想觉悟高低的决定因素，但却是提高思想觉悟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光辉的历史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条件，因而普及文史知识十分重要。
——唐弢，《光明日报》1984年1月11日
亦师亦友三十年——我与《文史知识》王志民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人走过的学术道路，若问哪个刊物对我影响最大、我与之感情最深？我会毫不犹豫地首推《文史知识》。甚至可以说，三十年人生之路，《文史知识》伴我一起走过。
大致说来，20世纪80年代，在《文史知识》创刊初期，它以活泼、通俗、深邃的魅力，成为文史青年乃至整个年轻一代热读的刊物，也是我踏入学术园地的导航者和解疑释惑的业师；90年代前后，我在该刊编辑部的支持帮助下合办地方文化专号，获取学术信息，发表研究成果，是我不可多得的挚友；进入新世纪，我自己年龄渐长，工作渐忙，诸事繁多，关系渐淡，但它仍是我床头案几的常备必读之物，是我须臾不曾分离的文友。师也，友也，三十年间，执子之手，与子偕行，一路与我走来，成为我的深爱。
我与《文史知识》初识于其创刊初期，那时的文史界正经历着走出“文革”十年重创、逐渐恢复元气的疗伤期。文史知识的匮乏，使我们这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像一个大病初愈突感饥饿的病人一样，渴求着文史知识的营养。此时，《文史知识》应运而生。这无疑反映了中华书局对历史与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需求的睿智回应。“文史知识”四字，看似平淡实奇崛，既吸引了中等以上文化的广大读者，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记得1982年春天，我尚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经朋友推荐，购得一本《文史知识》，便一见钟情，爱不释手。随后我采用邮购方式，将1981年创刊号及试刊的几期悉数买来。从此以后，我成为《文史知识》的长期订户。每年12期，每期都精心保存。近三十年来，虽然个人购书不断增多，又几度迁居搬家，无数的刊物都忍痛割爱，不再保留，惟有《文史知识》仍然作为书藏珍品与我形影不离。如今在我的二十馀架书中，《文史知识》洋洋洒洒竟占了两大书架，成为我家书房的一大景观。
回顾早期《文史知识》对我的影响，首先我觉得她是一位“导师”。我们这些遭遇“文革”的“老三届”，上山下乡十馀年，错过了读书求学的黄金时期。1977年高考改革，虽然圆了大学梦，但人生已过“而立”之年，知识积累、学术导航、解疑释惑，都需要良师在侧，随时指教。
《文史知识》就起到了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者写通俗文章，学术权威讲文史知识，这一办刊特色，对当时的文史青年就独具吸引力。我当时感到最惬意的，就是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学到了知识，体悟到学者的治学门径，使我在学术上看到了希望，鼓起了风帆。特别是那些学者谈治学的文章，几年之内汇聚了国内诸多名家学者现身说法，谈做学问，眼界高阔，深入浅出，指导性强。令人大有一刊在手，良师俱在之获。
就小问题写大文章，这也是文史知识的魅力之一。题目不大，但开掘殊深。于人启发尤大。这类文章往往非学养深厚的大家不能为之。读这样的文章，见其学术深度，亦领悟良多。1993年，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洛阳纸贵”的文章，我即受这类文章的启发，认真对待我这次写小题目的实践。既从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过程及其本身的内在艺术价值进行分析，又重点透过“纸贵”探求洛阳当时的文坛盛况、社会场景和文人风气，写出了较开阔的文学气象和产生文坛轰动的社会动因，得到较好的学术反响。在我长期与《文史知识》及其历任编者的学术交往中，深感其对文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人助益之大，是一个可依靠和信赖的“朋友”。《文史知识》既能遵从学科的发展规律，推动学术发展；又能紧密结合当代实际，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使我与《文史知识》走得更近、获益更多。
我自80年代初，即在教授古典文学的过程中关注着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将齐鲁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科研方向。在我原工作的淄博师专创立了“齐文化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80年代中期，《文史知识》举办了数期分省专号。1987年的“山东专号”上即刊载了我的《元杂剧活动中心——东平府》一文。80年代末，刊物又将注意力聚焦到地方文化专号上来，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和舞台。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经过我与编辑部同志的多次策划与协商，编辑部与淄博师专齐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合办出版了1989年第3期“齐文化专号”。这是《文史知识》的第一个地方文化专号。而齐文化研究所也成为第一个参与合办地方文化专号的科研机构。这次专号的刊出，不仅引起国内学术界对齐文化的热切关注，也充分唤起地方政府对当地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而正是这几个方面的结合，此后不久，由我主持的大型齐文化研究系列集成——《齐文化丛书》正式启动。该项工程分四大部类，出书44种，共计1200万字，于1997年全部出齐。积极推动了齐文化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七年以后的2004年，我又循《文史知识》学术性、通俗性，大专家写小文章，选题小、开掘深等特色，在山东省委领导的支持和国内诸多学者的参与下，主编了《齐鲁历史文化丛书））100种，共1000馀万字，为山东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多年的学术实践，使我与《文史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使我在阅读学习和研究合作的过程得到巨大的教益。说《文史知识》是挚友，此言是确。
《文史知识》近三十年的办刊，培养支持了一代代、一批批文史爱好者和学术新人。近些年来，我高兴地看到该刊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生机和活力。其活跃的思想和创新的锐气、扎实的功力和优秀的传统，不仅反映着她不凡的过去，也昭示着她灿烂的未来。我热切期盼与《文史知识》一路走下去，直到人生的终点……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