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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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大江健三郎著，竺家荣译
出 版 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 131000版次： 1页数： 185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24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073712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康复的家庭》（1995）和其姐妹篇《宽松的纽带》（1996)是大江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长篇随笔集，作家用同样朴素的口语文体叙述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间的温情。透过这些与他的小说语言和文体截然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随着作家一同体验面对智障儿子光的苦恼，发现光的音乐天赋时的喜悦，进而从家庭内部和作家心灵深处来观看外部世界，观看大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观看形成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中所有的插图均为大江夫人由佳里所作。这些彩色画作与大江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绮丽的世界，吸引我们进人其中的美丽世界。透过这些充满挚爱之情的文字和画面，我们将为共生共存的这一家人而感动，而赞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温馨随笔，朴实文字叙述生活的极致。夫人由佳里女士手绘插图，素淡色彩描绘世界的原色。
如果说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有什么东西联结着的话，那它就像一条宽松的纽带，问题松弛地垂着，然而，必要的时候，一方就会轻轻一拽，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近对方。
——大江健三郎（《宽松的纽带》）
内容简介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是《康复的家庭》的姊妹篇。作者一改晦涩难懂的风格，以温暖的笔触，叙述了一家人与残疾孩子大江光的共同生活。
光患有智力障碍，但极具音乐天赋，是位优秀的音乐家，音符成为他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和存在的凭借。面对光，作者和家人有过苦恼。但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之后，一家人也和光一起完成了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解压。
作者以平实的语言，深邃的思想，淡淡的笔触，浓浓的温情，勾勒出一条无形的纽带，它维系着家庭的每个成员，使他们各自独立生活，又彼此支撑，不离不弃。
同时，残疾给光和家人带来的磨难，使作者对文学与人生的理解更为独特和犀利，并促使他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可以说，这些随笔是了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思想的一扇窗，从中可以窥见文学大师如何在巨大的声誉下保持简朴的生活，以幽默的个性写出风格沉郁的作品。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1935－ ），日本作家，生于四国爱媛县一个森林环绕的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以萨特为主要研究对象；1958年，小说《饲育》获得芥川文学奖；1994年，以小说《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作品有：《死者的奢华》、《冲绳札记》、《同时代的游戏》、《燃烧的绿树》、《被偷换的孩子》等，表现出对社会、历史、灵魂以及青少年成长的深刻思考与人文关怀。大江健三郎受鲁迅影响极深，曾先后五次访华，对中国和中国文学一直怀有深挚而友善的关注，深受中国读者喜爱。
目录
宽松的纽带
大师的眼泪
小柴狗“腊肉”
等待熊出来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感觉
后期风格
“道德”这个词
尼尔斯与《源氏物语》
你这是干什么！
国际艾美奖
黄昏的读书之一
黄昏的读书之二
黄昏的读书之三
黄昏的读书之四
关于《平静的生活》的两封信
我已经搏斗了！
Upstanding
温馨的进餐
并非“感情用事”
发愿发心
后记
书摘插图
宽松的纽带
在生活中我常常感到，自己对于家人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我记得小时候住在森林环绕的峡谷村庄里时，天黑以后决不剪指甲。据祖母和母亲说，按照这个村里流传下来的习俗，晚上剪指甲，将来会与家人离散，孤零零地死去。我从高中毕业到刚上大学这段时间，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与家人的关系虽说并没特别疏远，自己却常常故意在夜里剪指甲。这也许是想要表明自己从此以后要自食其力地生活这一幼稚的决心。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记得四十岁时去墨西哥大学讲学，有时正剪着指甲，会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停下手，抬头望着窗外的一片漆黑发呆。因为妻子打来国际长途电话，说长子的癫痫病发作了，可是我必须工作到任期结束才能回国，所以那段时期心情格外焦躁。
近十年来，有时看见儿女们在晚上剪指甲，我也不打算把四国山村古老的习俗讲给他们听。这是因为在我的内心，对子女们（长子大江光除外）离开家独立生活以后自己的死亡，抱着某种宽容的心态。
我的两个身体健康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了。也就是说，他们正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看着这一变化过程，有时我眼前会出现一种充满真实感的影像，仿佛在我与儿子、妻子与女儿、女儿与儿子之间有一条宽松的纽带，把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相互联结在一起。尤其是已经长大成人的次子，即将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司职员，假如联结我和他之间的纽带绷得太紧，他肯定无法忍受，我也会疲惫不堪的。
因此，如果说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有什么东西联结着的话，那它就像一条宽松的纽带，总是松弛地垂着，然而，必要的时候，一方就会轻轻一拽，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近对方。即使不依靠这条纽带的引导，也能用眼睛确认对方所在的位置。这样的联结方式就更不会产生束缚感了。而且在生活的进程中，当遇到犹如立于万丈悬崖般的危急关头，万一一方即将滑落下去，另一方则可以从容地站稳自己的脚跟，用力拽住对方……
我现在把这个用宽松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想象得非常美好。只是长子大江光有残疾，今后也不能独立生活，我们夫妻只能和他共同生活下去。其实我们觉得这倒是件幸运的事，尽管知道这种感情出于自己的私心。可以说联结着我和光以及妻子之间的纽带虽然不总是紧绷着，但也没有松弛得垂到地上。
至少从我的角度上一直喜欢这么想。不过，我现在重新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仔细审视我与光之间的关系了。
有一次，为了硕士论文实验总结报告的阶段发表，次子去了秩父，要在那儿住一个晚上。他从小就不爱抱怨什么，有气也憋在心里，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满。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让他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所以这天早晨，我只得放下一早就开始的工作，送光去福利院。
下了电车，走在新建的高层公寓旁的人行道上时，光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根据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判断，属于中度发病。我把他扶到人行道边的新长椅上躺下。等着他恢复平静的工夫，我抬头去看身边的枫树和比它更高的榉树上开始变黄的树叶。
光中度发病时比较麻烦的是，恢复平静后会大小便失禁。这回也是如此。发作过去后，我们继续朝着福利院走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想打出租车回家，可是光满身臭味，也不方便，无奈只好继续朝职业培训福利院走。
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照直往前走着。见他还走不稳当，我想要搀扶他，被他拒绝了。但我还想支撑他的肩膀，光坚决地扭了一下后背，摆脱了我的臂膀。就这样，一直到残疾人福利院，我也没能扶他一下。
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早晨，夸张一点说，就好像是战场。尤其是老师们，个个精神头十足，紧张地忙碌着。我跟一位熟悉的男教师说明了光的情况，请他拿来更换的内裤，然后，我带着光去了厕所。其实即便我没有发现光大小便失禁，那位男教师也会代替我这么处理的，因为以前这种事发生绝对不止一次了，可见残疾入职业培训福利院的老师们多么辛苦。
对于光来说，也受了番折腾。我一着急，就把他领进了蹲式厕所。他从小没有上过这种厕所，不会蹲，姿势很别扭地排便。我在一旁清理他的脏内裤时，想起了女儿还是高中生时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次，光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车站的厕所里解手，一地的污水，女儿从光身后使劲搀扶住他的身体。进来解手的男人们从敞着的门里看到这个感人的场面，都露出了敬佩的神情。顺便说说女儿的性格，她平时性情很温和，可一旦决定做某件事，就会变得很勇敢。
那之后，我就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一个人乘电车回家。在电车上，我想起刚才光不让我搀扶的事，这种情况以前也常有，也许是发病后心情不好的关系吧。不过，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的病因是父亲所致，所以并非对我表示敌意，只是发病后不舒服，使他忘记了自己对父亲一向的关照。实际上，平时他走在人群中或者上台阶的时候，总是宽容地让我搀着他的胳膊或者扶住他的肩膀——我被赋予这样的特权。到了下车的时候，我似乎J晤到了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和我同时在仙川站下车的两个女大学生，故意在站台上大声说：“那个老头，浑身臭味儿，你闻到没有？！怪老头？！”
今年初，我曾到她们的大学讲演过，是和光的音乐演奏一起进行的，当时幸亏没有人叫我“怪老头”……
这件事终于使我意识到，正是由于光平时忍耐着没有表现出来，自己就一直在伤害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独立性。当然，对自己的这种性格我并不是一直都毫无反省，我想起曾经有过各种机会能使我思考上面这个问题。
在一次关于残疾儿童的研究会上，其实是我发表完有关与儿子共同生活的演讲之后，与参加者举行的交流会，一位在国立大学教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批评我说，你这样过分呵护儿子，对他的自立很不利。你甚至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儿子将如何生存下去，这是在教育残疾儿童上的大忌，这样的父母是无法培养孩子自立的。即使你们夫妻不在了，你们的儿子照样会好好地生存下去。你的小说里还有这样的情节，女儿表示自己出嫁的话，一定要带着残疾的哥哥。这不就等于是女儿决心一辈子不结婚吗？你们夫妇的这种态度，也把女儿带入了不幸啊！
看来，这位年轻的学者无法容忍我过分注重家庭的态度。他还批评我说：“你把家庭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每一个个体都包裹在家庭里，使他们从属于双亲，这是双重的反动。”他的批评完全是当年“全共斗”式的语气。
对于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省。当自己以康复的家庭的形式进行思考的时候，较为注重的是借此来支撑自我。如果有人反问我：“你说家庭是自己的据点，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也觉得自己目前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还收到过一位立志当作家的人的来信，他说：“文学不正是起始于对家庭的否定吗？你应该好好想想太宰治的名言：‘父母比子女更重要！’”我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摆脱孩子气。
我每天都和光在同一个房间里干着各自的事情，听着同样的音乐；在急急忙忙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回来的路上，还要为了弥补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不停地和他聊天。这样日复一日，我竟不知不觉地暗自认定了光需要我，没有我他就无法正常地生活，尽管我没有说出口。我到现在才发觉，光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在忍耐、包容着我。
回顾我六十年来的人生历程，除去幼儿时期，对于我来说，与宽松的纽带相吻合的人际关系最使我感觉舒适，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常常以自由人的身份参加某个党派或几个党派联合举行的集会游行。然而那些党派都没有要求我加入过，而我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申请。有时我想，用政治术语定义的话，自己也许最接近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派。
我经常宣称祈祷对于自己具有重要的意义，却不信仰任何宗教，对此，有人会好心地，更多是批判性地问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给出的最真实的回答是：“我不愿意信教，受其束缚，但我也坚持认为，信仰不受束缚的信教，意义又何在呢？”
而且，和我上面特别强调的内容直接相关的是，我喜欢阅读宗教家的传记，尤其是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和罗耀拉圣依纳爵最终决心接受宗教最严格的教规约束前后的故事非常吸引我。
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小说，一直到今天，因此没有正式就业的经历。即使在学生时代，我也没有参加过学校任何兴趣小组的活动——上高中的时候，我虽然做过文艺部杂志的编辑工作，但那只是一年工作两次左右，每次集中工作一周的活。因为没有参加过文艺部的活动，所以现在我根本想不起来一起编辑文艺部杂志的同学是什么模样。反而像伊丹十三这样随意交往的同学，成了自己的终身挚友。上大学的时候，虽然自己是个穷学生，却不去住学生宿舍。我本来是打算住宿舍的，可一听学生科说，宿舍是旧制一高时代的老房子，还要几个人同住，就吓得赶紧跑掉了……
我还意识到，也许正是这些经历才使我一直没能积累成为真正的大人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在四十岁至五十五岁左右这段时期，我很担心这一性格缺陷会导致自己文学创作上的缺陷。尽管我现在感到，人的缺陷本身，也会成为自己的文学整体中的一种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我想写一些以宽松的纽带这个具体意象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间的关联也比较松弛。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展示自己以康复的家庭为出发点，对我自身和我与光的关系，以及我的家庭的整体思考。
大师的眼泪
初秋时节，我去信州松本作了一次演讲。松本市位于盆地中心，那两天正巧一直阴天，看不见四周的群山，甚为遗憾，好在有老友相伴，成为一次难忘的旅行。
饭店大厅靠里边的地方特别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挂着纪念斋藤管弦乐演奏会的日程表。这说明，旋律优美的音乐会将在这里举行。由此推知，乐队指挥小泽征尔先生也应该住在这家饭店里。在这种时候，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我也不会从自己的房间给他打电话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托服务台转交，这样我就满足了。
那天晚上，为了使会场的气氛轻松起来，我在演讲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有关小泽征尔的幽默小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先从随后寄给我的录音带讲起。
我相信，在松本，提起我的同龄人中最受尊敬的，恐怕非小泽征尔先生莫属了。我们全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尤其我那个作曲的残疾长子光，都对他十分尊敬。而且小泽先生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走路用不了五分钟。
由于小泽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知名人物，而我只是在家里读书写文章，过着社交贫乏的生活，所以既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有请他到我家里来过。偶尔在街上遇见这位大指挥家，短短交谈几句，已然是大喜过望了。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荞麦面馆，听说小泽先生只要在东京，几乎每天都要光顾这家面馆。我不忍心在先生难得悠闲的时候去打扰他，所以没去过那家面馆，而妻子和儿子有时会去面馆，希望能有机会见上先生一面。
终于有一天，小泽先生果然出现在面馆。妻子还和小泽先生说了话。回家后，异常兴奋的妻子就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激动得两眼发亮，我们结婚快三十年了，还很少见到她这样。
妻子非常激动地告诉我，刚才他们在荞麦面馆见到了小泽先生。小泽先生说起今年元旦他担纲制作的那个大型电视节目，其中有一个通过卫星转播的对谈节目，出场嘉宾有小泽先生和你，还有一位好像是在圣彼得堡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他喜欢你的小说，但更喜欢光的音乐。节目结束以后，小泽先生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又谈起过此事，当时那位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说想请光创作一首新曲。今年九月一日是小泽先生的六十岁生日。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如果光能写一首祝贺生日的曲子，他就和钢琴家朋友马尔塔阿尔格里奇一起演奏，来庆贺小泽先生生目……
难怪妻子会这么兴奋，我听了以后也很高兴。但是，站在旁边的儿子却有所顾虑地说：“这样好吗？”妻子说：“这有什么不好呀。”我也鼓励他说：“既然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说了要演奏，你愉快地作曲就是了。”儿子答道：“好的。”过一会儿，他又说道：“这样好吗？”
不过，还有人比我们更着急。妻子他们回来后不大工夫，刚才那家荞麦面馆的老板（也许是老板的儿子）骑着自行车追到我家来了。女儿去开了门，那个人说：“我找夫人有事。”事情是这样的。“夫人和光要了两份炸虾荞麦面，可是和小泽先生说完话后，没有付钱就走了。”虽说小泽先生是面馆的老主顾，“但是大师没有替夫人结账”。那是当然的了……（笑）
果然，在九月一日举行的祝贺小泽先生六十寿辰的音乐会上，罗斯特罗波维奇先生演奏了一首我儿子创作的新曲《讲述》。
此前不久，小泽先生在波±顿的报纸上还讲过光的事情。他说，自己一直有个习惯，每次音乐会结束后回到家里，就一个人听音乐，一般总是听巴赫的《主呀，人类企盼的福音》——是迈拉赫斯编曲，迪努利帕蒂演奏的唱片，但最近听起了《大江光的音乐》CD。虽然美国人不太知道这位年轻音乐家的名字，但他的音乐给我以安慰和鼓励。其实，多年以来我也一直是小泽先生的崇拜者。记得小泽先生在欧洲的贝桑松（法国地名）指挥大奖赛上获得了第一名。日本的指挥家在这样大型的国际比赛中获此奖项还是第一次。
小泽先生回国的时候，等待采访他的首批记者中就有我。那次我是要为一家画报社撰写一篇报道。当时报纸上还不像现在这样专门开辟报道音乐的版面，因而有关报道很少。我还是从法国报纸的获奖报道中得知“SEIJI OZAWA（小泽征尔）”这个名字的。听说先生回国，便马上要求去采访他。
那次采访时，小泽先生教给我一个词汇“作乐”。德语里有一个从“音乐”派生出来的动词，一般译为“演奏”。先生用日语的“作乐”来表现这个词。他说：“人的生存、创作音乐、让别人欣赏音乐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我想称之为‘作乐’。”我在归纳这次对谈内容时，特别强调了这个词。过后不久，“作乐”这个词流行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