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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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大江健三郎著；竺家荣译
出 版 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 100000版次： 1页数： 128印刷时间： 2008/10/01开本： 大24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073710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自传性随笔集。收文章16篇，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是作者在“漫长的作家生涯中”，第一次为孩子们写的书。
年幼时奇特的生命经历，母亲关于再生的讲述，祖母口中“自己的树”的故事，对战争创伤的亲身体验与深刻反省，在树上的小屋中再等待一段时间的信念，森林中的小海豹，一百年的孩子，连接过去和未来……孩子为什么要上学？树为什么会笔直地向上生长？从森林环绕的山村走出来的文学巨匠，以他特有的笔触，为年轻人展现自己的成长道路与生活体验，宽容中的犀利，温厚中的锋芒，一切，都在提醒读者正视自己，正视人类自身。
作者说：当他渐入老境，总期望能在“自己的树”下与过去的自己相逢。相信翻开本书，你也会在这里与一位智者、一位朋友相逢，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 （1935-），日本作家，生于四国爱媛县一个森林环绕的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以萨特为主要研究对象；1958年，小说《饲育》获得芥川文学奖；1994年，以小说《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作品有：《死者的奢华》、《冲绳札记》、《同时代的游戏》、《燃烧的绿树》、《被偷换的孩子》等，表现出对社会、历史、生命以及青少年成长的深刻思考与人文关怀。大江健三郎曾先后五次访华，受鲁迅影响极深，对中国和中国文学一直怀有深挚而善意的关心，深受中国读者喜爱。
目录
孩子为什么要上学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小海豹的故事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爱抄写书的孩子
孩子的战斗方式
新加坡的皮球
在某中学讲课
我的学习方法
被洪流冲下来的人
坦克太郎的“脑袋”
树上的读书小屋
抵制流言的力量
一百年的孩子
孩子永远来得及
请等待一段时间
书摘插图
孩子为什么要上学
1
在我以往的人生中，曾就这个问题思考过两次。对于重要的问题，再费脑筋也得好好去思考，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使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但是花时间认真去思考本身，会使你今后想起这个问题时，觉得是很值得的。
幸运的是，我每次思考这个问题时，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获得的无数答案中最好的答案。
我最开始对“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的问题产生强烈的疑问——还不是思考，是在我十岁那年的秋天。那年夏天，我国在太平战争中被打败了（日本是在和美国、英国、荷兰、中国等国打仗）。也是在这次战争中，原子弹第一次被投在了人类居住的城市里。
由于战败，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到战败之前，我们这些孩子，包括大人，一直被灌输的是：要相信我们日本最强有力的天皇是一位“神”。可是，战败后我们明白了，天皇也是人。
交战国中，美国是我们最惧怕、最憎恨的敌对国家，而现在，这个国家是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的日本最为依赖的国家。
我小小年纪也觉得这种转变是对的。我懂得了，比起“神”主宰的社会，还是人人享有平等权利、携手共进的民主主义要好。我还切身感到，从此不必再去当炮灰，不必再以杀敌为名去别的国家杀人——也可能被人家杀死，是多么巨大的变化。
可是，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我就不想去上学了。
这是因为曾经一直跟我们说天皇是“神”，要我们向天皇的照片顶礼膜拜，说美国人是“恶魔”、“禽兽”的老师，从战败那天起，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若无其事地说起相反的话来，而且也没有跟我们解释一下以前的看法、教育方法是错误的，
应该反省等等。总之，老师极其自然地开始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这样的话了。
美国兵开着几辆吉普车，进驻了森林峡谷中的小村子——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学生们摇晃着自己做的星条旗，夹道欢迎他们到来，还朝他们喊着：“Hello！”只有我从学校悄悄溜出来，跑进森林中去了。
从山上俯瞰山谷，汽车模型似的吉普车沿着河边开进了村庄，虽然看不清楚只有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表情，可是，他们喊的“Hell0”却听得一清二楚。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2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学校，就从学校后门出去，进了森林，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一直待到太阳落山。我带了一本厚厚的植物图鉴，照着图鉴，一一比对着每一棵树的名称和特性，把它们都记在脑子里。
我们家从事的工作与森林管理有关，所以我把各种树木的名称和特性记下来，将来也派得上用场。森林里的树种多得数不清，甚至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名称和特性，这让我着了迷，实在太有趣了。至今我还记得的一些树木的拉丁文名称，就是那段时间在森林里实地学到的。
我不打算去上学了。自己一个人在森林里对照着植物图鉴，把各种树木的名称和特性记下来的话，长大以后靠这些知识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再者说，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对树情有独钟，而学校里没有人能和我一起谈论它们，无论老师还是同学。既
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学校，学那些和将来的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呢？
仲秋的一天，我照常冒着瓢泼大雨进了森林。雨越下越大，森林中四处水流成河，连道路也被泥沙阻断了。直到天黑，我也没能从森林里出来，并且还发起了烧。第三天，村里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昏倒在一棵高大的七叶树的树洞里的我，才把我救了出来。
回家以后高烧也没有退。从附近的镇子上请来的医生对妈妈说：“这孩子救不活了，我无能为力了。”——我恍惚在梦里听见有人这么说。医生说完就走了。但是妈妈始终没有放弃我，一直悉心看护着我。一天深夜，我还发着烧，也很虚弱，却从昏昏沉沉中睁开了眼睛，脑子十分清醒。
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下只铺了一床褥子。这是日本人家的传统做法，如今，农村里都很少见得到这种做法了。妈妈正坐在我的枕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我和妈妈说的是方言，为了让年轻人能看懂，我把这段对话译成普通话。
“妈妈，我会死吗？”
“你不会死的，有妈妈为你祈祷啊。”
“我都听见了，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救不活了，我无能为力了’吗？我以为我快要死了。”
妈妈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要是死了，我就再生你一次啊，你放心吧。”
“……可是，那个孩子，和死去的我是不一样的孩子吧？”
“不，是一样的。我会把你从出生到现在所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全都讲给新生下来的你听的。这样，新的你就会像你一样说话了。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呀。”
听妈妈这么说，我虽然似懂非懂，心情却平静下来，安心地睡着了。第二天，我开始好起来，尽管好得很慢。而且一入冬，我自己想要去上学了。
3
我在教室里上课，或在操场上打棒球时——这是战争结束后开始流行的体育运动，会不自觉地独自发呆，胡思乱想起来。现在的我，会不会是那个发了高烧死去后，又被妈妈重新生出来的孩子呢？原以为是属于自己的那些记忆，会不会是妈妈把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和听到的事、读过的书、做过的事都讲给我听才会有的呢？还有，我会不会是接替了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语言，在想事、说话呢？
在这个教室里和操场上的孩子们，难道都是听了大人讲的那些没长成大人就死了的孩子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成了他们的替身的吗？其证据就是，我们都在使用同样的词语讲话。
我们不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成为自己的东西才来上学的吗？因为不仅语文、自然和算术课，就连体操也是为了继承死去的孩子所需要的！自己一个人去森林，照着植物图鉴辨认树木，是不能替代死去的孩子，不能成为和那个孩子一样的新孩子的。所以我们才到学校来，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讲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因为我感到，现在成了大人的我，回想起被记忆封存已久的小时候的事情时，以为那个初冬，大病初愈后，怀着平静的喜悦到学校去时，自己已经很明白的事，其实并不太明白。
而你们这些孩子——新的孩子或许能够理解这一切。此时此刻，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才讲了上面那些从来没有写进小说里去的回忆。
4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成人之后。我的头一个孩子叫做光，他出生的时候脑部异常，后脑上带了个大瘤子，就像脑袋后边又长了个小脑袋似的。医生把它切掉了，缝合伤口时尽量地不影响到大脑。
光健康地长大了，可是到了四五岁时还不会说话。不过，他对音调和音色格外敏感。他最先学会的是辨别各种野鸟的叫声，而不是人的语言。只要一听到野鸟的鸣叫声，他就能说出那种鸟的名字来——这是他听唱片知道的。光就是这样开始说话的。
光七岁的时候，比正常的孩子晚一年上了学，进了“特殊班”。这个班里的孩子都是残疾儿童。有的孩子老是不停地大声叫唤；有的孩子坐不住，总爱转来转去，不是撞到桌子上，就是弄翻椅子。我每次从窗户往里看时，都看见光用手堵着耳朵，身子僵直地坐着。
于是，我又一次向自己问起了那个问题：光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学呢？这孩子只能听懂野鸟的叫声，还喜欢把鸟的名字告诉给父母。既然这样，假设我们回到村子里去，在林中高地上的房子生活又如何呢？我比照植物图鉴辨认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光一边听野鸟鸣唱，一边念叨各种野鸟的名字；妻子给我们父子俩写写生，做做饭。这样不是也挺好吗？
谁知给我这个大人解开这一难题的，竟是光本人。光上“特殊班”后，遇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讨厌噪声的小朋友。从此，他们两个人总是躲在教室角落里，握着彼此的手，一起忍受教室里的噪声。
渐渐地，光还帮助起那个比自己活动能力弱的小朋友去上厕所了。能为小朋友做点儿什么，使在家里一切依赖妈妈的光，感受到了新的喜悦。后来，他们俩就把椅子搬到离其他孩子远一点的地方，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一年过后，光渐渐意识到，比起鸟的叫声，人类创作的音乐已经成为更能使自己理解的语言了。他甚至能把两人一起听音乐时，那个小朋友喜欢的曲子写在纸上带回家，并从家里的光盘中找出来。就连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不爱讲话的孩子的对话中，出现了巴赫、莫扎特的名字。
5
光和那个孩子从“特殊班”一直上到了残疾儿童学校。在日本，读完高中，智障孩子的学校教育就算完成了。我以家长的身份去学校参加了光的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上，老师要告诉即将毕业的光和同学们，明天他们不用再来学校了。
在毕业典礼的宴会上，当听到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说“从明天开始不用来学校了”时，光很感慨地说：
“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个小朋友也充满感情地跟着光说：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惊讶而又恬静的微笑。
从小受到母亲音乐启蒙的光，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我根据他和小朋友的这段对话写了一首诗，光谱了曲，这个曲子就是后来的《毕业变奏曲》，在各种音乐会上演奏。
如今，对于光来说，音乐是他用来确认蕴藏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丰富情感，并与他人沟通，使自己与社会联结起来的最有效的语言。虽然这语言萌生于家庭，却是通过上学结出果实的。对于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语文课，自然、算术、体操、音乐课等，也都是使孩子能够真正了解自己、与他人沟通的语言。还有外语也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孩子们为了学习这些，都是要去上学的。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1
这应该是我七八岁时的事，因为在关于祖母的许多回忆中是比较靠后的。那还是在战争中，祖母给我讲了她的名字为什么叫“毛笔” （日语发音是Fudei）的秘密。祖母说，她是为了把森林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而出生的，就如同这名字。我心想，假如祖母把她知道的故事记在了本子上的话——过去叫做记账本，我倒是很想看一看的。
我犹豫了一番，终于拐弯抹角地问祖母记录过没有，祖母答道：“我记得挺清楚的呢！不用记呀。”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等我岁数再大一点，记性不行了，再记也不迟。到时候还得你给帮忙哟。”
我真希望自己能帮这个忙呢。就算不是为了帮忙，我也特别爱听祖母讲故事。祖母能把自己脑子里的故事讲得特别生动风趣。每次讲故事，她总喜欢兜个大圈子，从我熟识的地方、人家、人名，讲到盛开着山茶花的地方，以及某某人祖辈以前名叫左卫门等等。讲得来了兴致时，祖母会声音悠扬地不停讲下去。
祖母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山村里呀，每个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树’，这些树生长在森林里的高坡上。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树根出来，下降到山谷村庄里，进入刚出生的婴儿身体里去。人死的时候，光是身体没有了，灵魂呢，就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棵树的根里去了……”
我问祖母：
“我那棵‘自己的树’在哪儿呢？”
“人快要死的时候啊，要是能睁开灵魂之眼，就会知道‘自己的树’在哪儿了呀！”祖母回答。“你这么小，急着想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啊！据说啊，聪明的灵魂呢，当它降生的时候，会记住自己是打哪棵树根儿来的，只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喽。还有啊，进了森林，偶然到了‘自己的树’下的话，有时会碰见上了岁数的自己呢。可是这种时候，小孩子面对那个人多半会惊慌失措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靠近‘自己的树’啊。”
祖母这么叮嘱我说。
说心里话，我小时候常常为自己的灵魂不够聪明，以至于连“自己的树”都记不住而感到遗憾。有一次，我独自一人走进了森林深处，在一棵相当高大的树下站住等起来，期望见到老年的自己。要是能幸运地见到“那个人”，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已经做好了用学校里学的普通话提问的准备。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我所说的“怎么”这个词包含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和“为什么”这样两层意思。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似乎是想把这两层意思合在一起提问的。按说一般人是先确定下来要问哪一个，然后再提问。可我当时就想两个问题一起来问，总觉得那个人会把两个问题很好地糅在一起作出解答的。
转瞬之间近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真的成了老年人。当我回到故乡的森林里，从那棵大树下走过时——尽管不知道它是什么树，我不禁想象起来，说不定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小时候的自己，会在那里等着我，提出这个问题吧。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我常常想，自己不是一直在用写小说，而不是用口头哕哕唆唆地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吗？我这个想法是反复地阅读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得出来的。顺便插一句，当你感觉某本书确实是本好书时，那你就隔上一段时间后再重新读一遍。如果每次阅读时，都能用彩色铅笔在重要句子下面画线条，或写写眉批，会对你有所裨益的。
现在回到《心》这部小说来。小说中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位被称作“先生”的人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
“请你记住，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句话给我一种感觉，原来漱石一生都仿佛是在“自己的树”下，讲述长长的故事般在写小说的。
《心》里面还有一句话使我不能忘怀。
“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之际，倘若能在你的胸中孕育新的生命，我当无憾。”
我一边写文章一边也在幻想着，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能化为新的生命继续存活在年轻人的心中，是我最大的心愿。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换句话说，我没有为年轻人，尤其是为小孩子们写书的勇气。我想，这正是我已经写作了四十年，却仍未完成的课题吧。
2
尽管这样，在我内心里，就像在“自己的树”下和他们聊天那样，为年轻人，尤其是为小孩子们写书的愿望越发强烈了。从1999年秋末到今年开春，我在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与学生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在柏林工作的日本人很多，有的是一家人都在那里，也有的家庭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们的孩子，有的去德语授课的学校上学，也有的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学习。
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们掌握日语，自己筹集办学资金，借用公立学校休息日的校舍，办起了一个柏林日语补习学校。我和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父母们认识。由于我一个人生活，经常得到其中一位母亲细致入微的帮助，这位母亲曾邀请我去那所学校给孩子们讲一讲。
其实四年前，我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时候，我就琢磨出了一个给孩子们演讲的“方法”。因为对于听讲的孩子们来说，某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大人来给他们演讲，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对于去演讲的人来说，站在一群不认识的孩子面前，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
因此，我就让来听我演讲的孩子们提前做一篇作文。我用红笔修改一些不确切的表述，以及虽然没错但不够通顺的句子；调整文章的顺序，使其最想说的内容一目了然。日语过去管这种改法叫做“添削”，自己对自己写的诗或文章进行修改时，则叫做“推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