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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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戈登著，李朝津译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45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704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卖点：
1. 全面性、实效性。本书涵盖层次甚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至思想无所不包，有类百科全书，且叙述日本历史直至2000年，要掌握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它是很好的参考及入门读本。
2. 可读性。本书的写法非常好读、生动，令读者可身临其境，感受日本人民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喜乐哀愁。
3. 权威性与突破性。作者为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权威，虽是教科书，作者却提出不少冲击力强劲的新观点，强烈否定流传甚广的“日本独特论”。
内容简介
本书为全面叙述东邻日本近两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通论著作，时间跨度从德川幕府直到2000年。作为哈佛大学日本史研究专家，作者在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历史发展提出若干新观点：独创“帝国民主主义”一词以概括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政治状况，指出效忠天皇思想压倒民主理念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病因；进一步发展“跨战争”概念，强调由1920年代到1950年代是一个连续的社会发展阶段，反对以二战结束和美军占领为历史断代界限。另外，迥异于其他通史书籍，作者将日本现代史放在世界近代化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指明现今所谓日本的种种独特性，多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为凸显民族性而进行的“传统的发明”，强烈否定广为流行的“日本独特论”。
本书内容涵盖层次甚广，有类百科全书，但并非刻板地叙述日本历史在政治、社会的结构变化，而是采取生活化写法，描摹日本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与喜悦，读者借此可对日本人民的实践及感情有切身感受，身临其境把握历史的温度。
作者简介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该校历史系教授、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专门研究日本企业史和社会史，曾编写及翻译多部著作，包括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合编，2000），The Wages of Affluence: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Postwar Japan（1998）， The Ashio Riot of 1907（合作编译，1997）等。
目录
译者序
中文简体版序
英文版序
绪论历史长河的绵延烙印
第一部分德川政权的危机
第一章德川体制
一统一天下
二德川幕府的政治设计
第二章德川幕府社会及经济的转变
一17世纪的昌盛繁荣
二停滞与活力并存之谜
第三章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
一德川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文化多元性及其矛盾
三改革、批判及异端思想
第四章德川幕府的覆亡
一西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
二德川统治势力的瓦解
三暗杀与协调的政治
四幕府复兴、萨长反叛及国内动荡
第二部分现代革命：由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
第五章武士革命
一 民族革命下的各种政策
二富国强兵之道
三开国进取
第六章明治初期的参与和抗争
一政治论述及其争论
二 自由民权运动
三武士叛乱、农民起义及新宗教
四妇女的参与
五条约改正与国内政局
六明治宪法
第七章 明治初期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变迁
一地主与佃农
二产业革命
三工人队伍及工作环境
四平民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发展
五文化与宗教
六强化日本人的认同及一体命运感
第八章帝国与国内秩序
一帝国的进程
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脉络
三国会政治的纷扰
四 民众抗争的年代
五操控民族主义
第三部分日本帝国的兴衰
第九章一战后的经济与社会
一战时景气及战后衰退
二地主、佃农及农村生活
三城市生活：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
四社会变动中的文化回响
第十章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帝国与民主
一政党内阁的出现
二议会政府的结构
三意识形态的挑战
四帝国民主主义的各种统治策略
五日本、亚洲与西方列强
第十一章经济大恐慌及其回应
一经济及社会危机
二打破瓶颈：国外新出路
三走向新社会及新经济的体制
四走向新的政治体制
第十二章战时日本
一中日战争的扩大
二往珍珠港之路
三太平洋战争
四总体战的动员
五战争阴影下的生活
六战争的结束
七战争的责任及遗产
第十三章 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
一忍其难忍
二美中的布局：非军事化及民主化
三日本人的回响
四逆转的过程
五走向复苏及独立：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第四部分战后与当代的日本，1952-2000
第十四章战后经济及社会的转变
一战后的“经济奇迹”
二 “跨战争”模式的社区邻里、家庭、学校及职场
三战后的共同体验及一体化生活方式
四分歧的持续与重组
五维持社会的稳定及其变迁
六社会安定及变迁下的各种意象与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高度成长时代的政治斗争及其调解
一政治斗争
二调和政治
三 全球关联性：石油危机与高度成长的终结
第十六章两极化世界中的全球大国：1980年代的日本
一世界新角色及新冲突
二经济：石油危机底下的繁荣
三政治：保守派的风光日子
四 1980年代富裕中的社会与文化
第十七章超越战后时代
一 昭和时代的终结与天皇象征性的转变
二 自民党霸权的终结
三经济泡沫的爆破
四世纪末的日本病？
五未来的议题
注释
附录一1885年至2001年日本历届总理人臣
附录二 1945年至2000年众议院选举各党当选议席及得票数
参考书
媒体评论
近观日本两百年兴衰浮沉，描画现代化过程的欢喜哀愁，破解“日本独特论”神话。
戈登这部《日本的起起落落》的题材所描述的是近代性所带来的希望与悲痛，其中包括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的多样化以及全球的联系。这些处于不同层次的挣扎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及产生的成果，在日本社会锐变中显露无遗，本书都撮要地描绘了出来。
—— 约翰道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教授、《拥抱战败》作者）
书摘插图
第一章德川体制
近代日本是一个变动急激的时代，不过在近代出现前200年间，日本却是史无前例的安定，史称德川时代。德川武家一族由1600年至1868年统治日本，但后世给予它的评价却因时而异。德川的统治基础是建立于苛酷的法律之上，目的是严格限制社会不同阶层及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据说统治官员遵奉之座右铭为：“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与此同时，德川统治时代是个太平盛世，农村生产发达，商业繁盛，城市生气勃勃。一个观察入微的欧洲人在1690年前后写道：“日本各藩交通要道每天熙来攘往，在每年某些时日里，其拥挤程度直如欧洲稠密城市之街道一般。”
在整个德川时代，其法律多如牛毛，处处规范；另一方面，其治下人民虽间或粗鲁不文，但却积极进取，日本在这时期因此产生极大变化。这些变化虽然重要，但无助德川体制顺利过渡至近代，因此到19世纪，幕府要处理许多严峻难题：无所事事的武士发生身份认同危机，固有制度及思想无法处理内外交迫之压力。面对社会日益紧张的气氛，抗争活动不断，统治者则坚决维护既有秩序，最后终于崩溃。德川垮倒于日本近代化起步之际，要了解当时所面对无法预估之困难，则必须回顾德川社会体制的源起及各种问题出现的过程。
一统一天下
终德川一代，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兵甲不兴，与前面的战国时代大相径庭。战国时代可追溯至公元1467年至1477年京都应仁之乱，京都建于公元794年，为历代天皇居所，是一个寺院及豪宅密布的美丽城市，却毁于应仁战火中。其后百年间战祸频仍，号为大名的地方武人，招揽数以千计武士争霸，互相争夺土地及人民，控制商旅。
战争虽然为此一时代的主轴，但不能说此百年问完全乏善可陈。商业仍然兴盛，国际性商港相继出现，而且是高度自治管理。一些佛教信徒亦组成一向宗，不受大名管辖。
在1570年代至1600年间，相继出现3个卓越但不留情面的统治者，建立一个垂教后世的政治秩序，使日本人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能享有250余年的太平日子。在此新制度中，部分大名与武士中之顶尖分子，仍可以保留其政治统治地位，但其性质则大幅度改变，经济及文化生活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号称开统一日本先河者是织阳信长（1534-1582）。他出身尾张藩，是一个位于名古屋地区附近的大名，原来力量并不大。1555年他开始以残暴手段扩张其势力，首先对付境内的佛教力量，断绝各佛寺的粮食，屠杀数以千计之僧人，焚毁许多图书馆及寺庙。1574年，他征服支持一向宗的村落。1582年，当织田信长被其下属谋杀时，日本土地已有2/3为其所统一。
南于时人对织田信长又敬又畏，故向来史家对信长的评价颇为负面，称其“冷酷无情”，是“一个残忍及麻木不仁之禽兽”，甚至称之为“日本阿提拉”。但织田信长并非只是屠夫，他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均为后继者模仿使用，为德川时期之和平盛世奠下良好基础。对于地方村落，只要能付税，信长都容许他们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他建立税收官僚体制，其下属武士便不能直接向村落征税。收税官员把所收税项，部分分配给武士，部分则上缴回信长。与此同时，织田信长亦将中下级武士与其领田分隔，其意即收回各武士的田地“所有权”，不过信长会按照各中下级武十原有领地大小及产量，实际发给俸禄。借此种人地分离政策，信长才能够建立调动臣属的权力。
为推动人地分离政策，统治者必须掌握田地的面积、产量以至所有权。信长率先全面丈量农地，为德川时代的政治体制奠下基础。信长亦没收各村落的武器，强化武士与农民的社会阶级差异。
信长去世前夕，他手下一名将领即沿袭其做法，因而雄踞一方，此人便是丰臣秀吉（1536-1598）。秀吉貌不出众，出身寒微，原来只属步兵中的“足轻”，同时代的人甚至讥笑他为“猴子”，传说他的妻子亦以“秃鼠”称之。假如不以貌取人，秀吉其实是一个卓越的谋略家。信长的作风是恩怨分明，对敌人赶尽杀绝，对下属则恩赐土地。秀吉则不一样，他采取盟好策略，虽然对反对者绝不客气，但只要愿意投入其阵营，宣誓效忠，他都会大度收容，故秀吉扩张甚快，到1591年便掌控整个日本。
秀吉一面继承信长所遗留的制度，一面亦增添新意，将其体系化。为保证各路大名无异心，他建立人质制度。为彻底解除农民武装，1588年他在治下领地中发出“刀狩令”，命令农民交出武器。他亦先后在1592年及1597年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朝鲜，损伤无数，并扬言要征服中国。耶稣会教士在1550年前后到日本传教，徒众日多，秀吉亦同时排斥其在日本活动。到1598年，秀吉之权力达至巅峰，势力遍及全日本，成为全国大名共主。秀吉殁后，将政事委托于一群可靠的将领，称为“摄政”，他们都誓言扶持秀吉后人，待其年长后，即当交回政权。但秀吉的计划最后落空了，在他死后不久，权力斗争马上在各摄政间爆发。
二德川幕府的政治设计
数十年以来不断的政治变动，最后导致德川家族或者说德川幕府的崛兴。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是德川家康（1541-1616）。英国学者萨德勒（A.L.Sadler）在1937年出版了一本德川家康传记，作者的政治立场是同情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故对家康的残暴一面亦采恕宥态度，认为“以一般老百姓或资产者的道德标准，是无法衡量一个军事独裁者的”。
家康是一个苛酷的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个有耐性的谋略家，懂得如何妥协。他是丰臣秀吉其中的一个盟友，亦是其最厉害的政治对手。不过家康愿意放下身段，不挑战那位“秃鼠”。家康首先巩同他在关东平原的地盘，再观形势以待时机。以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为榜样，家康在1580年代及1590年代先在藩内建立有力统治。秀吉去世时，命家康出任摄政之职，但家康却马上联朋结党，在1600年发动关原战役，击败另一群忠心于秀吉子嗣的摄政，奠定德川200多年霸业的基础。1603年，天皇赐封他为征夷大将军。
1605年，关原战役仅5年后，当时家康精力充沛，春秋仍盛，却急流勇退，把将军一职传给其子秀忠，目的是要保证德川家族不会步丰臣秀吉后尘，令后人能顺利接班。事实上，家康在1616年去世以前，仍然在幕后操纵政局，秀忠由亲政到其1623年去世为止，掌权日子只有7年。
家康之孙德川家光是第三代将军，但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家康不相伯仲。1623年到1651年他在位期间，德川政权威望达到顶峰。在家康及家光两人手中，德川体制才得以确立，一直维持到西方列强在1850年前后入侵日本为止。
家康及家光建立的体制，实得力于信长及秀吉所作的各色各样政治安排，本书称之为“设计”。这些政治组合五花八门，但它们确保德川家族维持在政治权力顶端不堕，亦能化解各方面的反抗。反抗根源上自大名及天皇朝廷，下至武士、农民、商人及僧侣，都有可能发生。上述政治组合亦消除数十年来以至数百年来的各种矛盾，带给日本史无前例的政治安定。当然，创造或支撑上述政治体制的历史动力不会停滞不动，1600年代出现的政治设计事实上产生不少矛盾，并最后导致德川政权覆灭，但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徐徐展开于日后200余年之中，当时是无法感觉出来的。
1．大名
德川实施的各种政策，大部分在秀吉及信长的统治期间都有先例可援，家康及其后继者只不过把它们变得更有系统而已。有关大名的设计最为重要，家康规定每一名藩只能有一座城堡，各大名亦要向他宣誓效忠。家康严禁诸藩间互结盟好，并派出大员巡视，以确保各大名能遵守此规则。为加强监控，家康规定各大名联姻，要事先征得幕府同意。
家康不时要大名捐助幕府各种宫室营造工程，江户城是其中一个重点建设，日后成为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不过德川幕府并未向各大名征税，最类似税收的便是这种不定期的强迫性“捐助”。各藩在财政上自主性很高，成为德川幕府权力最严重的限制。原因是家康模仿秀吉做法，幕府统治是建基于各大名政治联合之上，故家康容许约180名大名在藩内有自主权力，并世袭藩位，前提是该大名必须效忠德川幕府，奉行将军命令。
家康之孙家光，进一步扩大幕府权力。家光建立将军没收大名领地的权力，并将之分配给其认为可靠的领主。他亦运用这项权力，调换各大名领地，目的当然是削弱力量太强的大名。家光有时亦没收大名部分领地，转赠给直属他管辖的旗本武士，这些土地统称为德川幕府的家地。凡忠于德川幕府的大名称为“谱代大名”。家光很多时候没收有敌意大名的土地，转赠给各谱代大名，通过此政策，家光才能确保德川家族的霸业。
上述各个政策的结果是，家光重新分配了500万石之土地，约为日本1/5的可耕地。在土地重分过程中，家光对“外样大名”特别苛刻，所谓“外样大名”，是指关原战役中与德川家康为敌的大名。家光即位将军后，为保卫权力中心的江户城，以此为圆心，将周围划为德川家地，稍远则封赠同一阵营的谱代大名及有亲族关系的“亲藩大名”，曾一度为敌的外样大名，则被分配至日本三岛最边远的地区。
家光另一个重要改革则为参考德川以前的做法，建立“参觐交代”制度。参觐交代制能切实掌控其过去的敌人，代表德川霸业的完成。它根源于1300年前后镰仓幕府的政策，当时的将军为监视各藩，规定各大名必须到首都“参拜”，不能居住在藩地。到16世纪后期，秀吉亦好几次要求有力大名参拜，以维持双方紧密的关系，但秀吉并未将此转化成常规，或要求所有大名服从，一直到家光出任将军，在1635年到1642年之间才成为定制。
家光要求所有大名在江户及藩地均建造居所，在江户参拜将军，住满一年后，即回藩内，藩内居住满一年又要回江户。当大名回藩时，其亲属则要留住江户。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政治控制手段，在江户的各个藩邸其实是一个人质集中营（当然，各个“人质”若不打算离开江户，其生活环境是十分优裕的）。在实行参觐交代制下，江户城关卡贴上下面的标语：“不容妇女出城、火枪入城。”换言之，妇女出城，代表大名离心；枪炮进城，代表乱事将兴：两者均表示德川幕府的权力出现问题。不过在德川200多年的统治中，始终未见有真正挑战德川权威的大名。
参觐交代制的作用不只是监控，也能严重削弱各大名的实力。首先为了维持江户及藩内的藩邸——江户藩邸有时不止一个——大名不得不增加开支。其次是往来江户与藩城间时，大名按仪制必须有庞大队伍陪同，所费不菲。其三是江户藩邸编制人员所需支出，通常占大名每年2/3收入。总而言之，参觐交代制在政治上疏远大名与其藩领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有一半时间在外。同时不少大名由身在江户的母亲或臣属抚养，直到长大后才有机会踏足本藩，对本藩的认同感也很薄弱。
2．天皇制度
第二个关键性的政治设计是天皇，它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征，亦是幕府控制政局的一个重要手段。家康继承信长及秀吉的政策，在经济上支持天皇朝廷运作，使它摆脱过去百年来的财政拮据状况。征夷大将军是武士最高统帅，理论上是由天皇封赐，因此德川幕府尊崇皇室可以提高其统治日本的合法性，其前提当然是要稳稳操纵皇室。为达此种目的，幕府颁布一连串“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根据上述法令，幕府有权委任朝廷公卿百官，赐予封地。天皇子嗣一人须居于德川一族在日光之家庙，以做人质之用。在日常小节上，幕府会奉朝廷为上，但他派遣官员一人驻守将军在京都的居所“二条城”，监视皇室一切举动，二条城离皇居仅一箭之遥。
上述政策实际上让幕府将军与天皇平起平坐，19世纪中叶，西方人初到日本，便搞不清楚日本统治的主权所在。1857年，美国代表哈利斯（Townsend Harris）到日谈判商务，在其代美国总统皮尔斯（Pierce）致德川幕府的信中，开头便以“日本皇帝陛下”称呼将军。虽然如此，天皇拥有权力的正统性此一观念仍然重要，1850及1860年代当部分武士联合反对幕府时，便以此为号召。
3．武士
16世纪末期，在数百个有力大名的领导下，日本从事战争的武士人数达数十万。当时日本的政治制度类似欧洲封建时期，武士可以拥有一小块封地，称为“知行地”，在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亦归其管辖，他们从土地上征取税收，补助其各种军事活动。不过武士生涯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控制人地，一方面义要防范邻近武士的兼并。为防范虎视眈眈的强邻及不安于室的农民，不少武士向更为有力的大名屈膝称臣，愿意承担各种战争任务。然而在统一战争完成后，这些武士便很少重回自己的封地，他们大部分都定居于城镇中。由于各大名均在藩内建造城堡，不少武士便奉命聚居城堡内外，有些甚至被调到江户城的藩邸。亦有武士居于乡村中的小镇，成为名藩官吏，其任务是丈量田地、评估产量、收集赋税及维持治安。至于他们原来的封地，则由幕府或各大名委任专属官员管理。专属官员取代原来的武士，向土地征税，所得收入则上缴给藩堡或在江户的藩邸。至于武士的原来田地收入，则由各大名支给相等价值的俸禄。
居于城内的武士有权佩戴两把剑，部分仍担任警察或治安维持者的角色，但大部分都脱离其军人职务。他们大都被委任其他行政职务，只有少部分是游手好闲，但无论如何，所有武士每年都会向大名领取薪水，称为“米禄”，顾名思义，其薪金是源于昔日封地的收入。但日子愈久，武士对封地的感受便愈淡薄，最后只是一个虚名而已。武士是由德川幕府的武家法度或藩律管理，为了整体社会安定，幕府严禁武士问的私下仇杀。
当统一战争结束不久，战事记忆犹新，居于城中的武士仍有浓厚草莽气息。武士联群结党，上演电视剧《上海滩》的江户版，在17世纪初是寻常之事。然时移世易，大部分的武士弃剑习文，他们渐成为一个精英阶层，为幕府或名藩处理日常事务，名义上他们享有特权，但实际上职位是世袭的，不易出头或改变身份。出身于中上级武士家庭会较易出任高官或升迁，不过他们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故武士在德川时期逐渐由战士演变为官僚。至于下级武士，不但薪俸微薄，环境亦不佳，甚至可以说是贫困。终德川之世，武士占日本总人口6％到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