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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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薛庆超 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43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2906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彭德怀在“软禁”中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给侄女彭梅魁保存。他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中国人民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老帅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作者简介
薛庆超
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秘书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学术处处长
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主任助理
同时担任：
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评员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联络员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共产党历史”课题组联络员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课题组联络员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河南大学兼职教授
个人主要著作有：
《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荣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党80周年重点图书
《革故与鼎新——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
《历史的选择》
《中国改革的前奏》
合著主要著作有：
《中国革命史》合著，大学教材
《中国现代史简编》合著，大学教材
《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合著，全国公安系统教材
《解放战争图志》合著，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等奖项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合著，荣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重点图书
个人撰写的理论小册子主要有：
《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牢记历史开创未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历史壮举伟大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目录
逆水行舟
1. “所谓‘毛派’的头子”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文革”的全面爆发
4. 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和升级
5. 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6.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7. 邓小平复出始末
8. “人才难得”
9. 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
10. “三项指示为纲”
11. “评《水浒》”风波
砥柱中流
1. “反击右派翻案风”
2. 不断升级的错误批判
3. “天安门事件”
4. “你办事，我放心”
5. 粉碎“四人帮”
6. “两个凡是”
7. 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8. 真理标准大讨论
9. 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拨乱反正
1. “抓纲治国”
2. 转折的前奏
3.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4. 为习仲勋，彭德怀翻案
5. 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6. 全面调整社会关系
7. 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8.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9. 拨乱反正，重铸辉煌
跋
书摘插图
逆水行舟
1.“所谓‘毛派’的头子”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封来信上批示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婚变”。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错误开展“党内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讲道：“我是‘三落三起’”
一位名叫乌利弗朗茨的德国人也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革命的道路是不会像涅瓦大道一样笔直平坦的。
人生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有志于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们，首先要作好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的准备。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落一起”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并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31年夏天，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对于在瑞金期间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
195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军民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不久，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自从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职务，只分配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但是，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坚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因而成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必欲整倒的一个严重阻碍。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左”倾教条主义终于向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展开了“进攻”。而且，这种“进攻”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1933年2月20日，“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批判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以反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左”倾教条主义正式揭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为了否定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寻乌事件”被“左”倾教条主义作为一件大事提了出来。当时，在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一切机会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可奈何。最后，在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军民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出了寻乌城。这样，被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占领的革命根据地区域亦得到恢复。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诬蔑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毫无道理地开展了反对“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错误的批判和严厉的指责。
本来，1933年春天，邓小平已经离开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奉调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对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整个工作，遭到了否定，并被错误地扣上了“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大帽子。
4月16日至20日，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主持下，江西省委召开了江西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以总结江西工作为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对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打击。此后，会昌、寻乌、安远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凡是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领导干部，均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的批判尤为激烈。
毛泽覃，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弟弟。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界地区。1928年4月，随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1929年参加赣西南根据地的开辟，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1930年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由于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抵制，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等职。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在安源等地从事工农运动。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二营党代表。1929年任
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委员、红军团政治委员和师政治委员等职务。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以后，参加了长征，曾任陕北靖边特委书记。1935年冬牺牲。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创建中共寻乌支部。1928年领导了寻乌“三二五”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是乌寻中共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任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后，历任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工部秘书长，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红十一军军长等职务。由于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受到批判，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在广东龙川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根据“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要求，中共江西省委于1933年4月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位江西省委工作人员回忆：
会议由苏区中央局派来的代表主持并作主题报告。“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上厕所，我跟过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用现在的话讲是出什么风头）。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蛊，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但没有多久，她又回到县里了，我在省里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有些事看不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批判“邓、毛、谢、古”的会议，并由此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1933年5月4日，临时中央代表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邓、毛、谢、古坚持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情况的报告。听了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面之词，不明真相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一、红军学校全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听了中央代表的报告之后，一致同意中央局对于“江西罗明路线”的揭发，以及对“江西罗明路线”创遣者与执行者的处理。
二、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害。这些同志如果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三、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在革命猛烈发展的面前悲观动摇，非但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竟以流氓为革命的动力，认为现在土地革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不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向中心城市发展，而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这是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政纲，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根据这一机会主义的政纲，成立了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
四、上述几位同志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在四中全会后，他们对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始终以两面派的态度来敷衍，从未揭发自己在执行立三路线时的错误，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大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党代会后虽然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所以红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认为这次江西省委对于他们的处置，在教育他们及教育全党上是绝对必要的。
五、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一分钟也不容许机会主义小组织的存在，“立刻解散一切根据特殊政纲组织的派别”，不然便“无条件立刻开除出党”（列宁），红军学校党团员在中央局领导下像一个人一样地为党的进攻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为肃清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而奋斗到底。
六、我们要把这一斗争深入到我们红校的实际工作中，来检阅我们每个同志的思想与工作，来克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及不好的倾向。同时，对有个别虽执行罗明路线而现在仍不承认错误的同志“不要让他滑过去”。用历史的眼光看，从这个决议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批判中，倒是透视出邓、毛、谢、古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和品质：
一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主张，确实是与“左”倾教条主义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确实是实事求是的，确实是符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的。
二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行“诱敌深入”、“敌进我退”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下，“不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向中心城市发展，而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这恰恰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思想、观点。在中国工农红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攻打“中心城市”的时候，只有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穷乡僻壤”发展，才是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
四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始终“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即“左”倾教条主义者——笔者注）表示极大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说明，邓、毛、谢、古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始统治全党的“左”倾教条主义一直是有觉察、有看法、有抵制的，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只是一些空谈教条的“洋房子先生”。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都是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好同志。被“左”倾教条主义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以后，虽然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始终坚持原则，一再申明自己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邓小平就曾在陈述自己观点时指出：“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但“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根本不听他们的意见，仍然对邓、毛、谢、古作出了错误的组织处理，改变了他们原来分别担负的领导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往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的中共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谢唯俊的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古柏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职务亦被解除。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及会昌县委、安远县委、寻乌县委被进行改组，一批长期坚持革命斗争，贯彻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撤职，受到“无情的揭发和最激烈的斗争”；大批基层干部、党员和群众受到株连，党的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对于反对“邓、毛、谢、古”的这场错误斗争，当时身临其境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以后在其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
李维汉在回顾了自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期的情况后，谈到了反“邓、毛、谢、古”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