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纪事（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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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非）库切（Coetzee,J.M.）著；文敏译
出 版 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18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3392666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凶年纪事》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和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小说作品。
《凶年纪事》表达了无数人们在社会民主进程中经历的深刻忧思。
一位声名卓著的老作家应出版社约请撰写一本书名为《危言》的言论著作。这是一个可用来表达社会关怀的机会。他写了一系列短论：论马基雅维里、论无政府主义、论基地组织、论自杀性袭击，等等。在文章里，他发出这样的质问：什么是国家的起源，什么是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如何应对国家意志，为什么会把道德考量和公民自由撇在一边去进行一场包含虐囚内容的反恐战争？他困惑于西方人在美英发动的中东战争中共谋关系，并为此而感到自峰也沾有某种难以言述的耻辱。
在社区洗衣房里，他遇见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安雅。当时她恰好于赋闲状态，于是他给了她一份替他的书稿打字的工作。安雅对政治毫无兴趣，这份工作只是给她提供了某种消遣。她倒坦率地向作家表明：他对自己产生的绮念并不让她觉得讨厌。
安雅的男友艾伦是一个投资顾问，他明白这个世界是以严苛无情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运作的，对于替自己装点门面的漂亮女友在楼下的老古董那儿浪费时间，他颇为反感。然而作家的某些个人事务却惹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构想一个阴谋……
目录
中译本序
第一编 危言
01论国家起源
02论无政府主义
03论民主
04马基雅维里
05论恐怖主义
06论制导系统
07论基地组织
08论大学
09关塔那摩湾
10论国家的耻辱
11论诅咒
12恋童癖
13论身体
14论宰牲
15关于禽流感
16论竞赛
17“智慧设计论”
18芝诺悖论
19论概率
20论劫掠
21论道歉
22澳大利亚的难民收置
23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
24论左与右
25托尼布莱尔
26哈罗德品特
27论音乐
28关于旅游
29论英语的习惯用法
30论小说的说服力
31身后之事
第二编 随札
01一个梦
02“粉丝”来信
03我的父亲
04听凭天意
05公众情绪
06政治的喧嚣与骚动
07吻
08色欲人生
09老境
10一个故事的想法
11法国不复其美
12经典
13写作生涯
14关于母语
15安蒂亚科洛戈
16被拍摄
17关于既有思想
18户外的鸟儿
19同情
20孩童
21水与火
22说厌倦
23巴赫
24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谢
译后记
媒体评论
三股叙述流人头而行，每一页都呈现层层相叠的模样，读者对此须立即作出阅读方式的决定：或是顺着一股叙述流一路读到底；或是一页一页来，从上到下把三股叙述流一层一层读下去。我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式，这样的小说文本就像是《星际迷航》里史波克先生玩的“三维棋”。虽说读起来时而有些磕磕绊绊，但这种方式的运用，证明了库切超凡的文学天赋。从复调（counterpoint）的意义来看，他的天赋不亚于他最倾慕的音乐大师：巴赫。
——美国《村之声》
库切在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绝对诚意的同时，也谨慎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用于表达潜在语境的某种技巧。也许他这是在自己身后放下了一把梯子，但毫无疑问你可以相信，书中的C先生在谈论已故的托尔斯泰时，库切本人也确实真诚地挣扎于那个真正直面自己灵魂的问题：“该怎么活”。
——英国《卫报》
这部作品表明了库切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高超技能——他的新小说，其中有一半显然属于学院派的玄思奇谈，但同时又是活生生的、引入瞩目的人物叙述。库切的天赋在于他能从显而易见的枯燥的理论游戏中发现人物。
——英国《金融时报》
书摘插图
第一编 危言
01论国家起源
每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都以“我们”为前提——不是我们这些读者，而是某种属性宽泛的我们，以至于它无所不包——本身即本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乃生而即属于国家；而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在远古就落生在邦畿之内，这事情我们已无法追溯。在我们之前，国家早已有之。
（我们能追溯多远？以非洲人的思维来看，其共识是上溯七代之后我们就无法分疏历史还是神话了。）
如果说（姑且不论我们的理性依据），我们接受了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国家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附加条件，即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可能以其他某种形式创造了国家，如果我们确曾有过选择；也许，如果我们这个集体足够强大，尚可改变这一选择。但事实上，就算是集体，既然“置于”国家之下，“从属于”国家，人们将发现要改变其形态真的很难；他们——或者说我们——肯定是无力废止它的。
以我们的力量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或是废止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势单力薄。在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关于国家的神秘定义中，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乃出于某种自愿：为了规避无休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暴力（族群间冤冤相报，仇杀不断），作为个体的我们，便各自臣服于国家行使人身支配的权力（权力即威权，威权即权力），从而进入法律（监护）范畴。那些选择宁愿留在契约之外的人便不受法律保护。
法律保护安分守法的公民。其保护程度甚至延及那些虽然并不抵拒法律，却对其同胞诉诸武力的公民：法律对违法者的惩处乃其罪有应得。甚至敌方的士兵，即便他代表的是敌对国家，一旦被俘也不应该被处死。但是，法律不能保护置身于法律之外者，一个拿起武器对抗自己国家的人，照实说来，国家还是把他定义为自己的臣民。
霍布斯说，国家（政治实体、国民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也许会感到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可是那种自由对他并无好处。从另—方面来看，在国家范畴内，“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足以让他安居乐业的自由，同时也有充分的自由使之免除对他人的恐惧……总而言之：政治实体之外是受难、战争、恐惧、贫困、恶意、孤独、暴行、无知，是荒蛮之地；而政治实体之内，却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番追根溯源的神话没有提及权力向国家的移交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选项并没有向我们开放来改变我们的头脑，选定由国家独揽大权，并将法律典制化，这毕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宁愿回到一个自然的国度。
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种从属关系，通常以出生证明作为标识。体制完备的国家握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如果你持有（并随身携带）这种国家证明，你便获得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身份，这样国家就能全程追踪并辨识你的人生经历（直到你死）；否则，你没有身份便是像动物一样将自己弃身于国家之外（动物不需要身份证）。
不仅如此，也许你还不可能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登记入册：你要说死了，在国家眼中，除非你被证明已经死亡；只能由某个他／她（本人持有证明的官员）证实你死了你才可以死去。国家对死亡验证制度实施尤为彻底——事实表明，2004年12月的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僚受遣去考察堆积如山的大批尸体，他们对着尸体拍照，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下，只为了给那些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确保国民人口普查的完整准确。
其实，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
《七武士》是一部完全受制于创作素材的影片，尚且带有某种天真意味，它以相当简单的手法径直切人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诞生的情节时，它具有莎士比亚的清澈透明和包罗万象。事实上，《七武士》正是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阐述。
影片讲述一个村庄在政治混乱时期——那一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存在了——村民与一伙武装强盗的故事。多年来，强盗们像一阵阵风暴似的扑进村里，奸淫妇女，杀戮抵抗的男人，掠走贮藏的食物，可是后来强盗们突发奇想，拟将这种袭击变成定期的到访，强迫村民们一年一度向他们进贡（纳税）。也就是说，那些强盗不再像掠食者似的扑向村民，而是摇身一变为食客了。
不妨假定，那些强盗的铁腕下还有别的实施类似“安抚性政策”的村子，以使他们可以轮番造访，这些村庄无疑成了强盗的税收基地。很有可能，他们还得打败别的强盗团伙以便控制某些村子，虽说我们在电影里根本没有看到那情景。
那些强盗尚未生活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没有靠村民们来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把村民们变成奴隶群。黑泽明只是为我们布设了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
影片进入主要情节时，村民们正商议为自己雇请一帮硬汉——七个具有头衔的无业武士来保护他们不受强盗侵犯。计划成功了，强盗们被打败了（银幕上充斥着冲突与战争），武士们大获全胜。由于看到保护和勒索这个模式颇为有效，武士那伙人便成了新的食利者。他们向村民们提出：将有条件地将村子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他们将取代强盗。然而，在颇为一厢情愿的结尾中，村民们拒绝了.他们要求武士们离开，武士们只得走人。
我们这个时代，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仍在非洲上演，在那儿一伙伙武装分子攫取了权力，也就是说，吞并了国库和国民税收机构（从他们的对手手中），宣布改朝换代。虽然通常而言，非洲那些武装团伙不如亚洲或东欧的犯罪团伙组织那般强大，但他们的行动却体面地刊载在媒体上——甚至是西方媒体——刊载在政治栏（国际事务）中而不是犯罪栏中。
人们也可以从欧洲国家的诞生和复兴的事实中引述某些例证。在1944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时期，另—方的武装团伙趁乱控制了新解放的那些国家；在那些有外国军队做后援并说了算的地方，他们攫取了政权。
在1944年，是否有人对法国平民说过这样的话：想想吧：我们的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的撤出，意味着在一个短时间内我们将无人统治。我们是要终结这种时刻，还是想要这一时刻永久化——成为第一拔回到过去状态的现代人？作为法国人，让我们利用我们新的突然降临的自由无拘无束地来辩论这个问题吧。也许某个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但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面对武装团伙他很可能立即闭嘴，在这种情况下，乃至在所有的情况下，他更像是一个与持枪者彼此彼此的家伙，而不是芸芸众生的一员。
在王权时代，臣民被告知：你曾是国王A的臣民，现在国王A出局了，注意，现在你成了国王B的臣民了。然后，民主时代来了，臣民第一次有了选择权：你（以集体概念）想被公民A统治，还是想被公民B统治？
呈现给臣民的一向都是某个既定事实：第一种情况表明他的臣属关系，第二种情况下出现了事项选择。选择的形式是不会公开讨论的。选票上没有说：你要A，还是B，还是二者都不要？那上面从来不会印着：你选A，还是B，还是一个都不选？公民只能以唯一向他开放的选择模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投票，或是毁掉他的选票——这只是不能进入选票计数，也就是说，他的表达打了折扣，被忽略掉了。
面对非A即B的选项，面对选票上通常给出的A项或B项，大多数人，那些普通老百姓，就其内心而言，倾向于哪个都不选。但这里只有一种意向，国家决不会具有多元意向。多元意向通常不属于政治范畴。处理国家事务即诸种选项。普通人更喜欢说：有时候我倾向于A，有时候是B，大部分时候，在我看来他们最好都滚蛋；或者说，此时选A，彼时选B，另外一些时候，A或B都不选，我得另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摇摇头。你必须选择，国家说：或者A，或者B。
“扩张的民主”如今正由美国在中东推行，意思是拓展民主的治理。这意味着要告诉人民，鉴于以前他们没有选择，现在则是有了选择的机会。以前他们只有A，不能不选A；现在他们可以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扩张的自由”意味着为人民创造条件，自由地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这种扩张的自由和民主已联袂登台。在这一进程中，参与扩张的自由和民主中间的人只能照单全收，领会不到嘲弄的意味。
在冷战时期，西方民主国家封杀共产主义党派，对此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政党，其目标乃是破坏民主进程，那就不该让它参与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的民主进程。
为什么在政治之外谈论任何涉及政治的事情都很困难？为什么涉猎政治的话语本身没有不带政治意味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答案是政治乃建立于人的本性之上，也就是说，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就像君主制是蜜蜂的命运一样。为求臻于表述的系统性，有关政治的超政治话语在这里毫无意义。
02论无政府主义
“杂种”一词最初在澳大利亚流行时，其指涉关系众所周知。那时，“杂种”是囚犯用来称呼那些骑在自己头上的家伙，他若不服便要招致鞭笞。现在，“杂种”是指那些政客，那些打理国家的男男女女。问题在于：如何判定这老调调的正当性——这是来自下层的说法，是囚犯们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具有不正当性，处于法律的对立面，是对抗杂种们的。
作为杂种们的对立面，通常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去反抗政府，由于每每以抗税为基本斗争手段，这就闹出了一个坏名声。说到向杂种们纳贡这事儿，不论你持何种看法，最关键的一招是要把你自己跟那个自由意志论的特称命题区别开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把我拥有的一半拿走，把我挣来的一半拿走，我这些都给了你；作为回报，就别来找我麻烦了。”这样足以证明你的诚意吗？
米歇尔德蒙田的年轻朋友埃蒂安德拉博迪埃，在1549年写过一篇文章，他注意到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的奴颜婢膝，最初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而后来却成了一种遗传性的毛病，一种冥顽不化的‘心甘情愿地被统治”，这种意愿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本性里似乎都没有对自由的热爱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曾是臣民的平民突然会彻底忘掉他们早先渴望独立的要求，以至于要唤起他们并重新获得这种信念已经不可能了；事实上，他们无须敦促就在尽心尽力地服役了，做得相当自在，乃至有人会说，从表面上看，他们没有失去自由，只是做稳了奴隶。实情也许是，一开始，这种服役是不得已的，因为受到了外力的强迫；但后来那些无怨无悔尽心效劳的人，却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从事他们的前辈被强迫做的事儿。所以，事情就成了这样，那些生而负轭的人，那些在奴隶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他们天生的状态相当满意……把他们天生的状态设想成自然的状态。
说得好。然而，拉博迪埃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之处出现了疏漏。是否甘于奴役是一回事，揭竿而起则是另一回事，其间尚有选择。这里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是逃避现实，归隐内心，自我放逐。
03论民主
在国家的延续中，最主要问题是权力的顺利交接与继承：怎样保证权力在没有武装争斗的情况下从一拨人手里传到下一拨人手单。
在无风无浪的年代里，我们都忘了内战有多么恐惧，那种没心没肺的大屠杀是如何猝不及防地袭向我们。勒内杰拉尔关于冲突中的孪生关系的寓言真是一语中的：两个党派之间实质性的分歧越少，他们彼此间的敌意就越是深刻。你们也可以回想—下丹尼尔笛福关于英格兰宗教冲突的言论：国教追随者们不知道教皇是一个人还是一匹马就发誓要憎恨教皇信奉者和天主教会。
关于承祧问题，早期的解决办法看上去无疑具有专断性质：例如，统治者一俟死亡，其长子就是接掌权力的人。这种长子继承权的好处在于长子身份是独一无二的；坏处是这个长子也许并无执掌权力的天赋。那些王国的编年史充斥着不称职的亲王们的故事，更不消说那些无权继承父王的儿辈了。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只要不使国家陷入内战，权力继承的方式是如何运作的并无多大关系。在当下体制中，会有若干（通常只是两个）候选者为了竞选领袖地位，把自己搁在选票上向国民大众推介，这真是极富刨造性的头脑想出的妙着。然而，长子继承本身相对于民主选举来说，既非更好也非最坏。这不是权力更替方案本身的问题，而是多数人的共识选择了这一方案并容忍其结果。但是，处于民主时代即意味着生活在一个只有民主成为主流并受到尊崇的时代。
鉴于生活在王权时代的人们有可能真的天真地以为君王的长子是最适合王位的人选，因而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也会傻傻地相信经由民主制度选出的人是最佳治国人选。权力交接规则不是验证最佳统治者的既定公式，那只是授予此人或那人执政的合法性，从而规避内部冲突的一种方案。选民们——天下苍生——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挑选一个最好的人，而实情是这项工作相当简单——只是选定一个人（民众之声即上帝之意），甭管那是个什么人。选票计数似乎只是授予合法性（给予获得喝彩声最多的那位）的一种途径，取决于民众之声；但是，由计票形式授予的权力，就像长子继承权的模式一样，乃缘于客观的、毫不含糊的、超越政治纷争的现实。抛掷硬币的办法是公平而客观的，没有歧义，无可争辩，所以，也不妨被认为（向来就有人这样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我们并没有通过抛掷硬币来挑选统治者——抛掷硬币让人联想到低档次的游戏活动——佃是谁敢说，倘若我们一开始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来挑选统治者的时代，这世界就—定会更糟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