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文章（吴鲁芹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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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鲁芹著
出 版 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2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678798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董、桥、刘绍铭、李欧梵、余光中、陈子善、叶兆言、孙甘露、傅月庵，深情推荐。
一位有学养、有风度的散文家。
功力匀于字行间，情思入于化境。
轻松地游走在中外优秀文章之间，既有西方随笔传统，又有中国的散文精髓，非但处处都是学问，而且处处都有哲理。
一位有学养，有风度的散文家，功力匀于字行间，情思入于化境，轻松地游走在中外文章之间，既有西方的随笔传统，又有中国的散文精髓，非但处处都是学问，而且处处都有哲理。
自嘲而不嘲人，讲些自己的兴趣、嗜好和日常生活，幽默中更见性情，风格似较高。鲁芹写自己，则充满了［自嘲］，但这种［自嘲］，绝无一点［愤世嫉俗］的意味在内。鲁芹式的［自嘲］，实在是幽默家歌唱人生必然采取的一种语调。只有毫无幽默感的俗物，会一本正经吹牛，说自己多聪明，地位多高，著述多勤，朋友多阔，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了。鲁芹写回忆录，有些地方写得兴高采烈，生趣盎然，简直可说已达到［忘我］的境界。
——夏志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吴鲁芹先生纪念恩师陈通伯先生、章沦清先生和好友夏济安的文字，在感伤氛围中流露对师友的真情。另有数篇文章探讨小说的兴衰，细腻分析美国的文市，分享个人阅读的心得，更有吴鲁芹先生最擅长的谐趣自嘲之作。
作者简介
吴鲁芹（一九一八——一九八三），字鸿藻，散文作家，英美文学教授。上海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淡江英专（今淡江大学）、台湾大学等，策划英译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一九五六年与友人联合创办《文学杂志》。一九六二年赴美，任教于密苏里大学等。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美国去来》、《鸡尾酒会及其它》、《瞎三话四集》、《余年集》、《暮云集》及报道访谈当代欧美作家的《英美十六家》等。
目录
前记
序／夏志清
甲辑：大师友
哭吾师陈通伯先生
记吾师章沦清先生
记夏济安之“趣”及其他
记与世骧的最后一聚
记道藩先生战后文化交流的构想
乙辑：小文章
小说死也未?
“眉批”美国文“市”
眉批美国的黑人文学
《维吉利亚吴尔芙传》读后记
丙辑：还是小文章或者更小
博士和博士衔
数字人生
丁辑：回忆录之类
“马戏生涯”一年
我的“误人”与“误己”生活
“两句三年得”的“票写”生涯
“细心读者”的补遗
跋／彭歌
骑脚踏车的时代／吴葆珠
书摘插图
哭吾师陈逋伯先生
一
三月中旬知道先生病重进医院的消息，心中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事实上这种预感早在去年年底就有了——或者更早。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先生给我的一封信，是他去世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几天我和内子不知重读了多少遍了，现在把它抄在下面：鲁芹：
年关已经到了，我们还是在伦敦没有动。并不是我们决定不去台北，而是我们没有决定是否去台湾还是留伦敦。走或不走，须有决心。老是决不下心来。这半年不能决下心来，所以不知怎样好了。我的腿病已十个月了，有时稍好，有时又觉退步。医生也无办法，他说这是老年病，不仅腿软是一种现象，还有他种现象如记忆衰退，说话不清楚，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常说错话，写字也常常写错，说英文也说错。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谁能像蒋先生、张岳公、王云五，及雪艇先生，到八十岁还康健如中年人。没有像罗志希，一切都记不起来，已是万幸了。
你今春患右臂神经及坐骨神经作痛，不知已经好了没有？似乎你患的是书生病，只有多散步。雪艇先生十年来每天都走四五公里，所以非常健康。他常常劝朋友多走路，我没有早接受他的忠告，现在要走路也走不动了。可是每天走半里路，稍稍练习，以勉（免）到寸步难行的结果。葆珠爱种花草是最好的活动。耑此顺颂你们全家新年大吉。
源十二月十八
叔华附候
我说有不祥的预感，有好几个因素。通伯师写信的笔迹一向清丽，这封信写得不像过去那样清丽了，“说活不清楚”一句到“说英文也说错”，写得特别小，而且有点倾斜，后面几行的字又写得相当大，这种情形过去是没有的。他写信的文字，一如他的散文，“文清于水”，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这封信缺少往常的干净利落，缺少往常那股清逸之气了。更使我心中凄然的是先生对老年一种无可如何认输的心境。“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是真话，可是听来是够凄凉的，尤其我这个做徒弟和他有约在一九七二年夏天在伦敦见面，总希望他能老当益壮，再活上一二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已不是今天的尺度，何以今天的医药昌明，竟不能救活先生？我一九七二年即使能去伦敦一行，也只有在先师墓前鞠躬的份了。呜呼痛哉！
我说他对老年一种无可如何认输的心境，在更早的几封信中也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一年来老耄的状态愈增，记忆力日衰，走路极迟缓，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只是饮食睡眠还好，血压平时也不太高。回观同年朋友道藩先生已归道山，志希先生亦已毫无记忆力，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他不止一次在信中惋惜罗志希先生失掉记忆力的事，多少是强自安慰，似乎已不敢往好处看，对他的血压高和腿疾也不奢望医生能妙手回春了。因此在过去两年的信中我再也不敢重提劝他写回忆录的事，或者写《吴稚晖传》的事，只谈些日常琐碎中可笑之事，想博得先生的莞尔，再不然就是用啦啦队的姿态，为先生打气。去年圣诞节收到先生最后一封信，我立即作复：“师父须知对抗疾病一如作战，稳住战况第一，不能有丝毫认输心理。手示说每天走半里路的战略绝对正确，即使借助于手杖也要走，需人扶持也要走，小徒率全家隔洋为吾师呐喊助威，相信这场仗是可以打胜的……，可是三月底伦敦传来了噩耗，我知道我们输了，我们啦啦队的号筒也可以扔掉了，呜呼痛哉！
我毕生有两位恩师。一位是在省立上海中学初中部教我三年国文的章沦清先生，另—位就是在武汉大学教我四年英国文学的陈通伯先生。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有陈西滢这么一位作家却是章先生介绍的。我大约是一九三。年或者是一九三一年进初中的，进的是春季班，暑假照例进暑期学校，反正我每天要到学校踢球，进暑期学校上一堂课，其他时间玩球，似乎比整天踢球要理直气壮一点。暑期学校照例有演说比赛、作文比赛的活动，那年暑假，我不知怎么居然得到作文比赛的第三名，奖品是一本朱自清的文集《背影》。我并不属于爱好文艺一类的少年，因此朱自清的名字对我完全陌生，我熟悉的是乐华队的队长李惠堂、铁门周贤言、中锋戴麟经等人。我之得奖大约是因为我做的是文言，初中一的学生可做文言，不免是物以稀为贵。其实我之做文言文，是别有用心，是偷工减料，文言可以少写几个字，早交卷了事，可以早出教室门去打球。这天拿了朱自清文集《背影》的奖品之后，碰见章沦清先生。我问他这本书怎么样，他说可以读。接着他不经意地说：“另外还有一篇写父子情的文章，可以媲美《背影》的，可惜知道的人不多，秋天开学时我印出来给你们念。”秋天第一课发下的讲义就是陈西滢的《成功》。章先生本人是位文体家，他选教材是极其严格的。他说《成功》和《背影》可以并传，绝非过甚其词。
此后我读了《西滢闲话》，又读到徐志摩文章中一再对通伯先生研究西洋文学功夫之深的推崇，当然也从鲁迅的杂文中知道他所攻击的正人君子陈源教授。总之逐渐我知道陈源、陈通伯、陈西滢是一个人；而且有了印象了，这点印象后来竟和我选择学校有重大的关系。一九三七年夏天我原先是打算进清华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清华、北大上海区的招生停了。于是报名中大、浙大、武大的联考。在斟酌第一志愿的时候，我把三校的概况仔细研究一番，发现武大的学宿杂费加起来比中大、浙大要便宜（徐志摩说他一生的行径都有感情的线索可寻，我一生的行径是都有经济的线索可寻），另外是校区风景和教授阵容中有一位我比较熟悉的名字。所以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选上武大，我的答复是：“区区三五十元的差别，加上东湖，加上陈源教授，等于吴某人到此挂单。”
我初次见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与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总觉得他应该是身材修长面目十分清癯的人物，我何以会有这种想像，实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册，到院长室请院长签字，发现他身材矮小，背微驼，面色红润，就好像其中有差错，似乎系主任方莺（芦浪）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轮廓。最初几天在文学院走廊上见到方先生，我总觉得他应该是陈先生，或者就是陈先生，这项先人之见的混淆，和我纠缠了至少一两星期。
另外和我想像未能符合的是他说话不像他文章那样流畅，略带口吃。照我二小女的解释，他和夏济安、夏志清昆仲口吃，都是思想过于敏捷，口舌的肌肉活动在速度上跟不上。那天他在注册证上签了字。“这个……这个……”了半天，原来他有点好奇，我这个入学考试数学考满分的人，何以要念文科。我平常见到生人，总是寡言居多，但是一提到数学，就像旧小说上所说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满腹牢骚，立刻就一泻千里，冗长比得上社论作者“有不能已于言者”的废话。我说我念的中学相当于交大的预料，是专门为了造就工程人才的。我的数学年年不及格，现在连做梦还做考数学的梦，急醒了一身冷汗，但是用那种训练考文科，就是大材小用了。我说我那份入学考试的数学考卷，不但题题都对，那份美观，也会叫阅卷的人感动的，因为时间太充裕了，我把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都写得像印出的一般，每一个等号都是用三角板书得整整齐齐的，可是要我再念一天数学，就非进疯人院不可了。那时的大学还没有大到像今天师生视若路人，也没有官僚化到学生见院长像小百姓见县太爷，他听我侃侃而谈，接连呵呵地笑了几声，我总觉得通伯先生笑的时候，眼睛特别流露出智慧的光辉。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又见到通伯先生，那是在公共集会的场所，地点在文学院的最大教室第一教室。那天晚上外国文学系为去世的英国教授拜（Julian Bell）先生开追悼会。系里面有一名客籍讲座教授，是由中英庚款出资聘来的。拜尔是一位青年诗人，出身英国文学世家，父亲是戏剧批评家克立夫拜尔（Clive Bell），姑母是小说家吴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通伯先生早在英国大约和Bloomsbury Group的一批人有往还，是这位青年诗人的父执辈，因此对这位青年诗人在珞珈山讲学的两三年，照应得很周到。拜尔去世后出版的书信集中，屡次提到陈府的招待，使他在珞珈山有宾至如归之乐。
这天晚上通伯先生以院长身份、朋友身份，都应该在追悼会中讲话的。他说了一点拜尔的家世和这位青年诗人创作上的成就，说拜尔是很有希望的作家（我现在还记得他又加了一句“很promisin9的”），但是不知怎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了，而且牺牲了性命。就在这时会场的一角就发出嘘声。抗战初期在大学里读书的人，大约都还能记得一些职业学生的拿手好戏，是控制会场，和捣乱会场，任何集会他们去，去了就想法子左右会议的进行，连追悼会也不能幸免，连死人他们也都不放讨利用价值的。通伯先生一走下讲台，一位职业学生就冲上台，大叫拜尔先生是为主义而死的，不懂得拜尔先生为什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就是不了解拜尔先生，就不配来纪念拜尔先生，一面他就指着墙上挂的大幅挽联：“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送这副挽联的团体是抗敌问题研究会，简称抗研会。他说这种不了解拜尔先生，正说明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接下去就有人去朗诵挽诗，有人领导呼口号。挽诗和口号都与拜尔不相干，肃穆的追悼会变了质，成为群众大会了。我注意到通伯先生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不动声色，一直到散会，才默默地走出会场，他是来悼念—位死去的朋友的，不是来赌气的，中途离场便是对死者不敬了。
我正式受业于先生门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时学校已搬到四川乐山，系里有几位先生没有随校迁到内地，通伯先生原先只授高年级的课，这时也兼代—班低年级的“短篇小说”。这一学期我开始领略到徐志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绝非天才诗人的兴之所至，绝非朋友间的捧场，实在是由衷之言。那时候宿舍拥挤如轮船中的大统舱，图书馆还没有布置就绪，我照例一早就带几本书到公园茶亭中，一杯沱茶，消磨半天。逃课已成为习惯，唯有先生的“短篇小说”，从不肯逃课，而且每去总觉得有所得，所谓如坐春风，那时我是真的尝到了。有时候先生接连几个“这个……这个”，不用任何其他字眼，就叫人茅塞顿开，原先走不通的路，也豁然开朗了。这段时间大约是我学生时代最快乐的一段，好像人山修道，求名师，名师已在眼前，自己已入了门，以后就是如何练功夫的问题了。
在纪录上我随先生学过的武艺除去上述的一门“短篇小说”以外，还包括“英国文化”、“翻译”、“长篇小说”以及“世界名著”的一部分，可是到了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忽然病体支离，几乎随时可能咽最后一口气，长年住在城边的一座山上叫做老霄顶的庙中养病。可是只要能勉强撑持，我总撑着去听他的课。“英国文化”是他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增添的一门选课，不发讲义，不用教本。他希望大家能看看他指定的几本作为基础的读物，其实不读亦无妨，不读坐在小教室里听他随便谈谈，还是大有收获的。因为我就没有读那几本指定的读物，而且是偶尔去听讲的，每去都是如入宝山，决不空手而回。这门课大约最能表现先生的渊博，他通常总是空手走进教室，不像某些教授抱一大堆书，书中东一张书签，西一张书签，准备到时候旁征博引，一如变魔术在台上用的若干道具；也不像另外一两位青年教授，带一些卡片索引，表示治学的科学方法。通伯先生讲学是清谈式的，那时教室的布置太简陋，太军事化，我总觉得他应该有张舒服的座椅，佐以清茶烟斗，那样就真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了。他讲话一向缓慢，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是无声的音乐，在那刹那之间，我们会忽然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有一位河南省的同学，天资稍差，常说陈先生只适宜于教天才学生。但是有一次在先生第三个“这个”还未说完，忽然站了起来，“先生，这次我懂了，我真的懂了。”他说这话时脸上流露出无比的兴奋和感激。大约也就在讲授“英国文化”这一年，大家觉得先生是一位通儒。讲授小说也好，批评也好，都局限了先生的范围，当然对欧洲小说的研究，当时在系里面也是一人而已。我记得某一年有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教授开一门“现代英国小说”，第一讲是E．M．F0orster，比我高一班的刘叔荣去听了，叔荣曾经上过通伯先生的“小说研究”，回来说：“简直要命。我看他该跟陈先生学二十年。”
谈通伯先生的学问或者文章，我都不配。我虽然忝列门墙，有两年多病体支离，并不常去上课。但是对先生的君子之风，先生的幽默感。先生的人情味，先生潇洒中不失其认真的态度，我是亲身感受到的。我在学生时代，似乎生病的名望相当大，因此逃课是被默许的（当然也有例外）。先生的课总是两堂连在一起，第一堂下课，他见到我那天也忝陪末座，一定走过来问我：“身体好一点了吗？休养要紧！”我每次总报之以苦笑，实在是无从说起。他对学生的逃课是不以为侮的。
他的潇洒与幽默是很容易觉察到的。他做事认真的态度是我请他做论文指导教授那段时间体验到的。我选定的题目是“戏剧家契可天”。那一年正碰上戏剧教授袁昌英先生休假，我去问系主任可否请通伯先生指导，他说：“当然请陈先生。”那时系里对于俄国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有研究的，首推通伯先生。我为了论文的事第一次剑他的住处看他。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选契可夫的戏剧？”我说：“还不是为了可以偷工减料？我是非选抵抗力小的方向不可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