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范生浙江改开放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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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宏伟 著
出 版 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0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1303900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度的解读。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描述了浙江民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性的特征。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
内容简介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3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生发于浙江，进而绽放于中国。
正是循着这样的视角，我们清晰地发现了改革开放3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本书以客观的记叙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再次感受并分享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宏大篇章。
作者简介
胡宏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在新华通讯社就职18年。现任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东方早报社，高级记者。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现象的报道、研究。主要著作：《温州悬念》（2001年）《非常营销》（2002年）、《温州妙房团》（2004年）。
目录
序言 一个模范记者的《中国模范生》吴晓波
自序 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
来一次人的解放
温和派改革的胜利
下一个30年
第一部 1978—1984早春的萌动
第一章 “阳关道”还是“独木桥”
迟到的“包产到户”
比小岗村早22年
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背影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包产到户”名词解释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数字浙江之30年比较
第二章 我们来了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刀尖上的舞蹈
走私狂潮
“偶像”步鑫生
邓小平点将“宁波帮”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步鑫生的“忏悔”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小省”浙江
第二部 1985—1991在神奇中绽放
第三章 温州打开“潘多拉盒”
到温州去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假的”还是“真的”
金钱大爆发
[浙江改革史档案] 学者眼里的温州
第四章 市场“大发现”
山坳里的市场神话
义乌的秘密
来自浙江的“候鸟”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1978—2007年浙江商品市场年谱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麟浙江市场的部分中国之最
第五章 “向左”或者“向右”
中南海派来调查组
不戴“帽子”更凉快
杭嘉湖“杀机”风波
陈云书赠李泽民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一位温州老百姓对“温州模式”的质疑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
第三部 1992—1999大突破
第六章 致命的产权
天上掉下个陈金义
“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
集体经济“转身”
“国有者”突围
[浙江改革史档案] 浙江改革的“所有制效应”
第七章 集群为“王”
“第三意大利”寓言
“小的”很美好
往何处去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浙江产业集群分布概览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2000年浙江总产值前20位产业集群列表
第八章 政府的角色
北京“浙江村”大清理
温州官员怎么办
“无为”与“有为”的边界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温州“下海”官员谱表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浙江“下海”官员中的两类人
第四部 2000—2008与“成长的烦恼”同行
第九章 焦虑的富人们
徐冠巨“出山”
浙商的“政治经济学”
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
父辈旗帜下的“富二代”
[浙江改革史档案] 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
第十章 饱暖思民主
我们可以说“不”
倾听草根层的声音
“非政府组织”胎动
[浙江改革史档案] 浙江“先富群体”的竞选参政冲动
第十一章 “浙江制造”变局
外面的世界
千根断指的背后
“2008”之痛
阿里巴巴“芝麻开门”
[浙江改革史档案] “八八战略”：科学发展观的“浙江版”
尾声 浙江“三问”
一问浙江：“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
二问浙江：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
三问浙江：“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
后记 生逢浙江
附录 浙江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
媒体评论
这本书记录了浙江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浙江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省，也是个同家投入很少的省，而在过去30年间它却成为了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省，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两条简单原因，即人的创造力和制度的灵活性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是人的思想解放浙江对于中国，主要还不是代表过去，而是代表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范生》所描述的浙江，应该是未来的“中国模范省”。
——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
中国是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后来者”，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模范生”胡宏伟的新著《中国模范生》以记者的洞察力、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学者的思辨，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浙江经济的宏伟画卷：从既无自然资源优势又无政策优惠的贫困落后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大、人民幸福感最强的省份，以及作为其经济主导力量的浙商如何从“农民”到企业家、从小到大、从单个到群体、从中国到世界的奋斗历程和贯穿其中的商业精神。
——北大学教授《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何志毅
浙江的实践告诉我们，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中国模范生》本着激励我们充分运用自己才能的精神，启发我们在不断加快的变革中，重视一些不变的东西。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以浙江的成长来看中国30年改革成就，这使本书有了独特的视角窥一斑而知全貌，非常值得看，也非常值得珍藏干案头。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
共同走过30年，方知浙江与浙江人改革历程的独特价值胡宏伟以客观的记叙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再次感受并分享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宏大篇章。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在中国的历史上，过去的30年，第一次让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自由去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本书刻画的不仅是浙江的足迹，也是中国的梦想在这里，你可以读懂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秦朔
书摘插图
第一章“阳关道”还是“独木桥”
所有农民都成年累月地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有经得住任何考验的耐心，有委曲求全的非凡能力。他们反应迟钝，但必要时却以死相拼；他们在任何场合总是慢吞吞地拒不接受新鲜事物，但为维持始终岌岌可危的生计，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地理图谱上，发生于浙江的生动事例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改革首先从无数个村落萌生，由千百万农民掀起惊天巨浪；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目不识丁，但执拗坚忍，前赴后继；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故事的主角，并在乡村中国放射出最绚烂的霞光；更为幸运的，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后累累财富的重要分享者。
30年前，浙江农民最初的改革冲动缘于“吃饱肚子”的强烈渴望。这一无可厚非的生理性需求，却遭受了走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走资本主义“独木桥”的严格审视。
迟到的“包产到户”
曾经前来浙江考察的著名学者都普遍认同于“大胆探索、敢吃第一只螃蟹”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先发优势，是创造浙江改革奇迹的关键。
然而，在中国改革第一突破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至少从全省范围而言，浙江却显得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对以下论断作出了历史性定格：批判并抛弃了“两个凡是”；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仍原则通过并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并在第九章中明确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从1953年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包产到户就被划作人民公社体制的天然公敌，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事实上，变通与突破早已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中国各地乡村悄然萌动。
1977年11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责任到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到1979年春耕时，包括安徽农村在内，全国已有200万个生产队的3亿社员公开或半公开地加入到包产到组的队伍中，距离包产到户仅一步之遥。
浙江传来的消息似乎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
1978年11月25日，《浙江日报》披露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因黄豆苗引发的“犁豆风波”。
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地处丘陵，社员素有种植黄豆的习惯。这年年初，他们得悉国家规定，每交售100斤黄豆，可抵200斤稻谷，还能奖励20斤化肥。社员们合计，本队土地贫瘠，如果种早稻每亩可收四五百斤，但化肥用得多，成本高；如果种黄豆，撒些灰肥就行，既省工又省成本。每亩可收200多斤黄豆，折原粮四五百斤，又可得奖励化肥40至60斤。由于黄豆收获期一般比早稻提前，可以使晚稻抓住季节；同时，豆苗有根瘤菌，豆叶落土肥田，能使农田增加养分，通风透气，晚稻亩产五六百斤不成问题。
左算右算，怎么也是种一季黄豆划算。虽然此前县委领导早就在广播里苦口婆心地劝说，又上升到“动摇以粮为纲”的高度威吓，凡是能种水稻的田都必须种早稻，但小农的私欲一“膨胀”，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们决定，全大队清明前后种下80亩4分地的黄豆。
他们种下的不是黄豆，而是祸根。
清明之后的5月22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一眼就看见了长洋大队种在公路旁已经透出嫩芽的黄豆苗。他顿时拉下了脸，责成平桥公社党委：立即逐丘排查，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苗犁掉！
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紧急召开现场会；第四天，又马不停蹄地召开全公社29个大队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摆正黄豆苗犁掉还是不犁掉的大是大非！
长洋大队的贫下中农们紧张了，但又心存侥幸：再拖延拖延，说不准还能逃过一劫。
等待他们和80亩4分黄豆苗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风骤雨。26日，一辆拖拉机隆隆开进长洋大队的黄豆田，压阵的是一溜脸色阴沉的公社领导。40多名长洋男女社员不顾一切拥上前去——为了黄豆，斗胆拼了！他们手挽手坚决拦住了拖拉机：“长势这样好的黄豆，犁光了我们今年吃什么？”
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下了死命令：“冲过去，冲过去！”社员洪昌兴对30年前的这一幕至今铭刻脑海。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乘人不备，悄悄过去关掉了拖拉机油门。队里另一名社员气愤地指着公社领导的鼻子大喊：“无法无天，伤天害理！”于是他立即被抓到公社关了起来。公社领导明确指示：这一恶性事件背后一定有坏分子在搞鬼，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示众！
贫下中农们不得不选择退却。这已经不是几亩黄豆的问题了，谁都清楚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三天之后，62亩4分黄豆苗被齐刷刷犁平。黄豆没了，由于已错过了季节，补种的早稻也随之严重减产。
《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的长篇记者调查，还连续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读者大讨论。《人民日报》对此事件也迅速作了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犁豆风波”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的信息是，在当时，浙江农村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仍然被严重剥夺，至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包产到户则更是痴心妄想！
全国的风向标则依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既定的改革目标继续艰难而坚定地前行——
1980年1月，安徽再次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明确表示，在现实特定条件下，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事实上宣布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当年春耕前后，安徽农村23％的生产队推行了包产到户。
1980年5月31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
1980年8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业。9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75号文件虽然没有全面肯定包产到户，存在历史局限，但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包产到户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全党对包产到户再认识的重大转折。在此次会议上，围绕反对还是支持包产到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展开了激烈的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唇枪舌剑。11月，《人民日报》以两位省委书记的激辩为引子，用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
春雷已然鸣响。
然而，1980年10月，在贯彻中央75号文件的浙江有关会议上，一些人士对浙江农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困地区，在全省属极少数。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和社队，农业生产是持续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比较巩固的，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推行包产到户。
此时，浙江农村基层的包产到户之风已是暗潮涌动，尤其以浙江南部的温州、金华、丽水为甚。
怎么看？怎么办？包产到户究竟只是少数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解决当地农户吃返销粮难题的短期救急之策，还是适应各地广大农村生产力现实水平的普遍真理？是万恶的复辟末路，还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直面一连串的疑问，必须作出清晰的回答。
1981年1月4日，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当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对绍兴县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沿着农业集体化的阳关道前进》。
调查报告写道，集体经济具有个体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已被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呢？这是因为真理的山峰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迷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绍兴县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近年来，那些怀疑、动摇农业集体化方向的议论多了，宣传个人发家致富的言论多了，似乎集体经济不那么吃香了。“若要富，个人找出路”的说法，简直成了时髦的口号；分队、分田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于是有些干部和社员产生了误解，以为“分田单干，势在必行”，迟早要分，还是趁早分掉算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经济能不能坚持和发展很担心，特别是一些为集体经济奋斗了20多年的老干部、老社员，感到脸上无光，话也讲不响了。
根据绍兴的实践，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公认，农业集体化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农民的温饱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并且逐步富裕起来。
为增强说服力，调查报告还浓彩重墨地描绘了一位“单干大王”的新旧两重天。
这位被推为典型的“大王”名叫占三九，绍兴县鉴湖公社行宫山大队社员。称之为“单干大王”可谓名副其实，此人直到全国人民公社遍地开花10年后的1969年才人社（全县最后一个入社）。占三九全家7口人，4个儿子、1个女儿，有3亩地、1条乌篷手划船。仗着自己家劳力多，他一直单干，靠捕鱼和种田谋生。
远离了集体的温暖，“大王”也只能沦为朝不保夕的草寇。占三九一家住的是4间破草房，4个儿子挤睡一张铺，“大王”夫妻加小女儿合睡一张用砖头搭起来的小床，全部家产顶多值500元人民币。自从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家庭“招安”之后，“大王”才第一次抖起威风来了。他的大儿子进了公社渔场，另外3个儿子成为队里的种田好手。1979年，全家集体分配收入2102元，年终余下现金1072元。几年间造起3问平房外加1问披屋，买了1只收音机、2只手表、3双皮鞋，添置了1条新划船。如今，女儿风光出嫁，大儿子也娶进了媳妇。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占三九不死脑壳黑灯走单干的独木桥，另外几个儿子的媳妇怕是也早就进门喽。”
典型开道，苦口婆心，为的就是“以正压邪”。“顶牛”与“拉锯”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春快车在浙江尚未解冻的大地上一再晚点。
北京的天空愈显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透露，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一位中央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他说：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要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干部不要硬堵了。
根据这一精神，国家农委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该纪要，即著名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围绕农业问题连续5年下发了5个“一号文件”，成为中国30年改革史上可圈可点的破冰之举。
1982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近30年你死我活的激辩与抗争就此谢幕。
大江东去，春风浩荡。当年8月9日至17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主题十分明确——“研究确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措施”。会议的结论亦极为鲜明——“凡是宜于农民个人、一家一户或小组干的事情，都应该放手分包给他们去干”、“只要是有利生产、群众满意的，就不要轻率变动，更不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
此次会议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被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到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集体经济不容动摇”的浙江中北部，半径涵盖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绍（兴）平原地区。
在浙江农业部门官员的记忆中，由于春耕秋收的农业节气之故，数十年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一直都在每年年末。只有1982年的会议，被破例提前到了夏季举行。唯一的解释是：已经迟到了，就决不能再迟到了。
新华社于1982年8月21日以《“双包”责任制是治贫致富的“阳关道”》为题播发的一则消息足以为这一解释佐证。消息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在已经在全国74％的生产队中广泛推行，势不可当。
被毛泽东树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一面旗帜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包产到户最后的聚焦点。1980年8月，已经从国务院副总理的显赫高位上黯然离职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坚定地认为，曾经跟着自己为农业集体化“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决不会认同带有资本主义私念的“独木桥”！然而，大寨社员的顺口溜却是：“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2年底，包括大寨在内，昔阳县的所有农村生产队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包产到户扎根，社员喜笑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