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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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颙 主编，吴泰昌 编选
出 版 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 410000版次： 1页数： 443印刷时间： 2008/1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13402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项目，是迎接改革开放30年大庆的献礼图书，而且也是对30年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 入选书中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的成名作、获奖作品或者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都是当时极具影响、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是改革开放30年大浪淘沙后遗留下的文学的精品，弥足珍贵。包括《蝶雪》《从这里到永恒》《地图上的中国》《扔掉的村庄》《山居心情》《和谐是一种艺术》等。
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30年作品选书系》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项目，是迎接改革开放30年大庆的献礼图书，而且也是对30年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主持各分卷编选工作的都是文学评论界的权威人士，所以这套书系也具有权威性、代表性。
本书系共分中篇小说2卷、短篇小说1卷、散文1卷，每卷约50万字，主持中篇小说卷编选的是文学评论家程德培、邹平，主持短篇小说卷编选的是李敬泽，主持散文卷编选的是吴泰昌。各卷主要是收入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创作、散文创作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入选本书系的作品基本以改革开放为主线。其中有些是以思想解放为主旨的名篇，如卢新华的《伤痕》、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有些是在小说艺术上富有个性、有大突破的作品，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的《蝴蝶》等；有些则是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名家名篇，如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妻妾成群》等。
入选本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的成名作、获奖作品或者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都是当时极具影响、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是改革开放30年大浪淘沙后遗留下的文学的精品，弥足珍贵。
目录
总序 回归之路
把心交给读者
愿化泥土
平原的觉醒
团圆
油海荡舟
等待
绿的歌
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
太湖秋
可爱的故乡
小鸟，你飞向何方
丁香花下
瀑布之歌
家乡的阁楼
梨花，雪白的梨花
书桌
山泉水暖
又临黄河岸
昆仑礼赞
丑石
鼓声
匡庐八月
东京夜话
莼鲈之思
黄花滩
霜叶
唱给豆腐的颂歌
枯叶蝴蝶
前门箭楼的燕子
雄关赋
紫藤萝瀑布
蓬莱的童话
木偶的悲喜剧
桃花源记
河，就是海？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生命犹如乐章
江上
曼哈顿街头夜景
忆白石老人
红红的小辣椒
读沧海
火箭总设计师速写像
破冰船在破冰前进
离合悲欢的三天
巩乃斯的马
遗嘱
云雾茶
冬日抒情
冬至夜的梦
夕暮
炉火
大弥撒之思
桥
安塞腰鼓
布达拉宫之晨
山城水巷
秋天我在泸沽湖
睛窗札记
自己的夜晚
苏州赋
袁崇焕无韵歌
风雨天一阁
寻找姚元之
牡丹的拒绝
在高高的书架下
到了珍珠港
过不去的夏天
琴声
在海边
怀念星空
赋得永久的悔
淡之美
怎一个“闲”字了得？
蝶雪
下雨的时候
清风白水
享受高考
毁画
腕上晨昏
从这里到永恒
接近世纪初
笔直的阴影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地图上的中国
家的概念
雨后
春风刮过
丢失的草地
扔掉的村庄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非典”时期穿梭于两岸三地
一九八二的故事
山居心情
寻亲记
和谐是一种艺术
白雪红灯的年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废墟上的风筝
我的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走，到西柏坡去
编后记
书摘插图
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
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会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一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选自《巴金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