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三十年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艺术,舞台艺术 戏曲,
作者：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编
出 版 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 234000版次： 1页数： 237印刷时间： 2008/1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13415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三十年前，经历“文革”的浩劫，中国百废待兴，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爱到禁锢。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话剧《于无声处》犹如一声惊雷，冲破禁锢，解放思想，不仅对于繁荣职工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有效的引领作用，更在艺术领域、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三十年来，继《于无声处》之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陆续推出一大批时代特征鲜明、思想内涵丰富、生活气息浓郁的话剧作品。上海工人剧作家们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为人先的胆略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担当起繁荣职工文艺创作的重任，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话剧创作领域的一支生力军。
内容简介
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十年前，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创作、编排的话剧《于无声处》成为了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作品。
三十年来，继《于无声处》之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陆续推出《街上流行红裙子》、《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大桥》、《中国制造》、《谁主沉浮》和《民工兄弟》等一大批时代特征鲜明、思想内涵丰富、生活气息浓郁的话剧作品。上海工人剧作家们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为人先的胆略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担当起繁荣职工文艺创作的重任，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话剧创作领域的一支生力军。
三十年上海群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要振兴和繁荣群众文艺创作，必须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代同呼吸，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群众喜闻乐见；必须始终坚持文化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目录
殷一璀/序
宗福先苏乐慈/剪贴三十年
张孝中/《于无声处》演出日记
张伟强/《于无声处》创作演出得到的启示
周玉明/我们是理想主义的守望者
马达/一声惊雷撼人心
陈东湖/掷地有声承续无绝
荣广润/《于无声处》和上海工人剧作家
惜珍/传承者的传承——曲信先先生访谈录
董煜/铸造辉煌，坚守职工文艺创作制高点——三十年，市宫三位主任访谈
市宫三十年获国家级大奖作品一览表
李胜英/2008版《于无声处》上演前后
贺飓/于无声处听惊雷
尹杰/《于无声处》观后感
pilpla/《于无声处》的心灵感悟
《于无声处》剧本（2008年演出本）
书摘插图
宗福先苏乐慈/剪贴三十年
谈《于无声处》的老照片，旧报纸与纪念物
宗福先：
这种摄影水平的照片，早就该进字纸篓；但是对于我的人生道路来说，它却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那一天，“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消息也逐渐传播开来。但是当时的黄山音讯隔绝，我完全不知道祖国大地上的红日，即将喷薄而出！
三天后，我走出黄山，从黄山茶林场的大标语中第一次看到被打了大又叉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的名字！第二天，我走在上海街头，走在笑逐颜开、欢庆胜利的普通的上海市民之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就从那一天开始，我酝酿要写一个话剧。我要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写一件事：四五天安门运动；写一个人：一个陌生的朋友，一个1976年清明节从天安门广场直接来到上海的我心目中的反“四人帮”的英雄！
1976年4月6日，我在老北站对面一家小旅馆里见到了他。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就在这几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上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声时“江桥摇”的群众运动！他说他是个老红卫兵，后来发现被人利用了，从此不问政治。“他们问我，这次你怎么又跳出来了？我说，有人反周总理我还能不跳出来吗！”他直呼其名地大骂“江青张春桥狗男女”，骂得我的心狂跳，有点害怕，更多是激动——我终于知道我不是孤立的了！以前，我心中充满疑虑却对谁都不敢说，看看周围人们一张张平静的脸一一怎么他们什么感觉都没有？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有那么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可是那一天，他和我都不知道，在北京，“四人帮”已经挥舞起了大棒——所以，我的快乐并未长久，仅仅一天之后，4月7日晚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便宜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
随后而来的是一个闷热而漫长的夏天。街上的人群依然是那么平静，表情依然是那么驯服，我问自己：中国人这是怎么了？！那个夏天，我曾请一位朋友给我画一幅画：鲁迅。我要那首诗的意境：“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那幅画终于没有画成，然而，我在心里刻下了它。
现在，终于解放了，我一定要用笔记下1976年所发生的那个故事！
一年多后，1978年5月，有了《于无声处》。
宗福先：
我是1973年进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学习话剧剧本创作的。我们的老师曲信先，是中国话剧奠基人熊佛西的亲授弟子。在后来的几年中，他把他从熊先生那里学得的剧本创作的所有“独门秘笈”都教给了我们。他讲课特别生动又特别实用，而且完全结合实践。每次上课他都会要求我们交作业：或者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片段、或者一个提纲甚至一个独幕剧的剧本，他的讲课就从点评我们的作业开始。他还把他的同学余秋雨、荣广润等请到工人文化宫为我们上课。我的同门师兄弟先后有贺国甫、汪天云、贾鸿源、马中骏、史美俊等等一一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曲老师的率领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宫话剧创作群体，这是后话——那一段刻苦的、快乐的学习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它把我领进了话剧刨作的神圣的殿堂。我深深地沉浸其中。
宗福先：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搜集了许多素材，包括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包括“文革”中发生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些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例如，梅林的原型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婶婶；欧阳平身上有我那位陌生朋友的影子，有当时被“四人帮”全国通缉的“小平头”的素材，欧阳平给张春桥寄“扬眉剑出鞘”这个细节，则是我在剧本写到一半时受到《人民日报》介绍的反“四人帮”的英雄韩爱民事迹的启发写出来的。至于一场“文革”暴露出多少何是非们叛徒的嘴脸？又考验出多少堪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忠贞不贰的爱情？数不胜数！对于任何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都知道几个这样的故事，搜集它们根本不困难（这大概也是话剧演出后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之一，说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把这些人物、故事与思想糅和到一个戏剧构架里面。
1978年3月我的老毛病哮喘再次严重发作，加上一次吊青霉素过敏引起窒息，又是几番折腾。后来稍好一点，我就出院了，正好遇上一个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盛大的节日：那年的5月1日，许多被禁了多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名著重新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销售！我又正好病假，有充足的时间与其他许多书痴们一起天天排在新华书店门口等开门，抢购图书。有多少种就买多少种，重复了也不怕，到门外可以交换你没有的书。在这里我买到了对于我弥足珍贵的两本书：一本《曹禺选集》，一本《易卜生戏剧四种》。“文革”前期我偷偷地看过曹禺老师的《雷雨》，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学习写戏，感触不深。学习写戏以后又看过《原野》，十分喜欢。这次重读《雷雨》，再加上第一次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读完以后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震撼！原来戏剧应当这么写！于是，就在1978年的5月，我很快完成了《于无声处》的大构思，就用了曹禺老师与易卜生先生的“三一律”。事后也有人评论《于无声处》沿用“三一律”太老套，但是说实话，在1978年，对于我这么一个初学写戏的业余作者，“三一律”是当时我能见到的最好的戏剧创作手法。
而我从曹禺老师那里学习到的、我自觉最重要的创作手法是如何构思人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雷雨》、《原野》里的人物与人物关系设置得多好！把这些人放到一个房间里，不出人命是不可能的！任何两个人碰在一起郡是戏！写《于无声处》的时候，我先画了一张六角形的图，六个点是梅林、欧阳平、何芸、何为、刘秀英、何是非，然后我在他们之间寻找连线——就是矛盾冲突与戏，当连线变得密密麻麻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动笔了，我可以写出我心里埋藏已久的那个1976年夏天的故事了。
写这个戏我是一气呵成，用了三个星期。当时哮喘还没完全好，我就把喷雾器放在手边，喘了喷一下，平息一点再接着写。
写完以后，我第一时间送到了市宫话剧表演班的导演苏乐慈老师家，交给了她。因为我们市宫创作班写完的剧本都是交给由她负责的表演班排练的。
没有这个市宫话剧表演班，也许就没有了搬上舞台的《于无声处》。
苏乐慈
1978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办了许多工人业余学习班。其中有两个班关系极为密切。一个是话剧班，一个是小戏创作班。这两个班的老师，是我与曲信先，我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曲信先毕业于戏剧文学系，我则毕业于导演系。曲信先负责带教剧本创作，我负责带教朗诵、台词、表演。往往他们小戏创作班创作的本子都是给我们话剧班来排演的。而且在整个排练过程中，这些学习创作的工人作者会一直坐在排练室，一面提出作者的想法，一面听取导演演员的意见进行现场修改。这使得我们在创作和表演两个方面在实践中互补互助，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多年下来逐步形成了市宫话剧队这个创作群体的独特的创作方式。
1978年夏天，有一天，小戏创作班的学员宗福先送了一个手抄的剧本到我家，说“苏老师请你看一看”。我一看是个四幕的大戏，叫《于无声处》，我心想，这个戏恐怕很难排练。因为那个时候群众业余文艺强调搞小品、独幕剧，我们还从来没有排过大戏呢。过了两天，我还没来得及看，宗福先又打电话问我看过了没有。在他催促下我赶紧看，没想到一看就放不下来了，一口气将这个剧本看完。看完剧本后心里非常激动！
首先这个剧本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中。一直在不断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生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总是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每一个学生经常要参加这样的思想检讨会，挖自己的思想根子，挖自己的阶级根源。所有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了1976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国家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浩劫，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却被“四人帮”打压迫害。当时总理操劳过度、鞠躬尽瘁，他的去世使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可是“四人帮”不许人民悼念总理，不许开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事件”表达了中国人在心底深处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愤怒。宗福先写的这个剧本说出了人民内心深处的话。人们压抑了那么久的一种心底的呼唤在剧本当中进发出来了。
第二个激动我的原因是好久没有看见这样完整的剧本了。十年“文革”当中，只有八个样板戏。塑造了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刻意回避了人生、人性中的一些真情实感。但在《于无声处》这个剧本中，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那种久违了的真诚的情感的交流和久违了的亲情、友情、恋情。而且这个剧本是一个很经典的三一律的剧本，结构严谨，矛盾冲突尖锐，悬念一个接着一个，人物形象鲜明、有个性，语言很见功底。很多对白十分精彩。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我看完这个剧本后，就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虽然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但是人们心目当中，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是正义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平反。接着我就找了我们话剧班的演员们，像张孝中、朱玉雯等人，演员们看了剧本后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觉得，“这个戏不排还排什么？”由于排大戏要领导批准，后来我把这个剧本给了当时文化宫文艺科的科长苏兴煸看，他也很感动，当时就支持我们排演。可以说这当中没有一个人看了剧本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大家都没有！然后很快确定了演员，最后是宗福先的女朋友刻钢板，大家油印了剧本发下去，大约是七月下旬开始了排练。照片上就是当时排练用的油印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