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和宽容——危机与创新的经济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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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东 著
出 版 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 220000版次： 1页数： 281印刷时间： 2008/1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587666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集合体的社会，如果没有挑战精神和勇气，不是变得停滞，无关紧要，就是日渐没有价值，直到被取而代之和消亡。一个不断创新而生气十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挑战勇气和精神的社会。
本书集结了作者结合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定期撰写的五十二篇文章。在“挑战和宽容——危机与创新的经济学思维”的总体框架下，将这些文章，分别组织在以“先进与落后”、“增长与发展”、“基础与持久”、“危机与新生”、“货币与秩序”、“现实与理性”为题的六个具体板块中。
作者简介
袁东，1968年生，山东寿光人，经济学博士，教授。198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先后任职于财政部与多家金融机构。
已公开出版《税收管理学》（1994年）、《中国国债市场与投资》（1994年）、《国债市场相关问题分析》（1995年）、（《国债、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1997年）、《国债市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1999年）、《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2000年）、《雨中的山》（经济学随笔集，2003年）、《中国债券流通市场运行实证研究：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比较分析》（2004年）、《债券市场：交易制度与托管结算》（2005年）、《权限与权威—私权与公权的经济学思考》（经济学随笔集，2007年）等著作，已出版译著《债券市场：分析与策略》（2002年），与人合作出版了《国债理论与实践》（1994年）、《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2000年）。在学术期刊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1995年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聘为副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1999年转为教授；2000年被中央财经大学聘为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先后主持和参与主持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市场自律组织的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目录
自序
先进与落后
重要的是边际——兼议制度改革与创新在工业化阶段性递进中的意义
挑战和宽容——兼议技术革新的关键
先进与落后
转轨的关键
力量定在民间——兼评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三次变革成功的关键
鄙夷和嫉恶——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市场和政治
官僚体制与官僚管理边界
不该有的历史失忆——重温西方工业革命的思想文化起源
过度竞争与“炼金术”——兼议从日本经济增长故事中学习什么
“贸易道德”的虚伪性——兼论市场经济的自由实质
贸易自由主义的真与假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来自美国赶超阶段的启示
增长与发展
私权的理性扩张是关键——兼议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
增长与发展——兼议内需驱动的两个约束条件
山头掠影——兼议好坏产出的替代性
增长的限制性还是限制增长——兼评“环境与气候外变”的工具性本质中国模式？
重要的是产业集中与分散的机制
经济放缓中才显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高增长的相对性——兼议增长放缓或许是一种长期现象
落后与超前的分配机制都有害于增长
消费主导型增长与中国选择
到底该反什么样的垄断——从欧盟一系列反垄断动作说开去
难以为继的政企不分——兼议铁路运输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企业本位在中国：任重而道远
管制与垄断特权授予——兼谈慎行竞争性领域的政府“试点”政策
限而不止的道理
中小企业的货币困境
一个事实判断和一个价值判断——论房地产市场调整的不可避免性和正当性
金融业就是不同
不该如此算的账
只能算做刚开始——有感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10年
基础与持久
是基础，就脱不掉——兼议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性
个人主义财产权：农地改革成败的衡量器——兼论集体主义农村地权的实在与虚无
农民工：身份制社会的典型体现——兼议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如何才能持久——人们在县城经济社会里最希望能看到什么
城市的“围墙”还是那么高——兼议现有城乡人口流动政策的不可持续性
土地集中与城市化——南山的路子与启示
危机与新生
当灾难发生时
危机总是又一个新时期的前奏
越是危机对期越该约束政府行为
转折点的价值和机制调整——兼议分配机制在经济社会转折点上的突出性
周期性结构调整危机与中国对策
回归简单
货币与秩序
到底是谁的问题
还是货币的问题
美元不是黄金
时间的货币价值
货币稳定高于一切
现实与理性
故事——兼谈经济学方法论
想象与理性——兼谈普及经济分析的根本意义
物质极大丰富时会怎样——兼谈经济学的未来
后记
书摘插图
先进与落后
没有永远的先进，却可能有永远的落后，如果落后激不起任何压力和奋起直追的动力，就可能归于消失。所有已经灭亡的文明，即使有过或长或短的领先，终因其不可能再生，而成为相对于后续文明的永远落后者。相比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至少到今天为止的过去几百年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者，因而是尾随者和追赶者。至于将来是否能够赶上甚至超过，恢复中国文明曾经领先西方文明的辉煌，则要看中国人如何对由先进变为落后进行反思，以及在诸多方面是否有虚心学习和大胆革新的努力。
所以，在今天人们怀疑、批评甚至指责欧美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机制与制度的有效性时，应该清楚的是，相对于作为追赶者的中国，西方的一整套机制和制度至少在现有历史阶段仍是先进的，仍值得中国认真学习借鉴。不能因为人家有这问题那弊端，就置之不理和回避，甚至作为退回到导致中国落后的传统泥潭中去的借口。
当然，最容易找寻和持有这种借口的，是那些拥有强大既得利益而反对任何变革与创新的保守势力。如果一个社会普遍被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集团所把持，就会停止前进的脚步，由先进变为落后，这也正是中国自中世纪之后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所在。
之所以强调这一道理，是因为经过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和自信心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负。比如，眼下在对美国“信贷危机”评析中透露出的有关对欧美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机制的否定，甚至对中国仍然落后狭小低效而充满政府管制与官办陈腐的金融机制的肯定和维护；对欧美财产权制度批判中所隐含的有关产权对经济发展促进效应的怀疑甚至否定，并以此作为加大行政手段集中产业资源的借口；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绩面前，对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冷淡、规避甚至压制；在根本远未培育起多种声音理性辩论的公共机制与文化氛围的情况下，却有着向长期习惯了只能有一种声音的文化压抑恢复并强化的迹象，等等。
这种种怀疑、否定以及向传统的回归，于中国发展极为不利。且不说，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即便是就经济层面讲，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远未达到西方人的平均水平；就是诸多非经济领域，中国也远未充分借鉴并实践西方的一些机制与制度。对自己还没有真正切实实践的机制与制度，根本无法只凭想象就认定为无助于中国的发展。在成熟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绝不会一定就在发展中后进国家出现，即使出现，程度也会相差甚远。更何况，中国已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轨，也是在引进和仿效了一小部分现代西方技术与制度的基础上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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