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的八大学问
分類: 图书,传记,中国政治人物,
作者： 成金编著
出 版 社： 金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220000版次： 2页数： 241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6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084481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唯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一生不可废学，乃事业有大成。
——曾国藩
内容简介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名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成就曾国藩一生的八大学问》即探究其一生成就大事的不传之秘，创造性地将他一生的成就归纳为“八大学问”，可以说这“八大学问”也是他一生智慧的体现。《成就曾国藩一生的八大学问》汇集了一些典型案例，有助于读者对曾国藩有一个跨越时空的全方位的理解与把握，同时结合当代人在迈向成功征途上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境况，有针对性地总结归纳出诸方面的运用技巧，力求使该书成为人们拿来就用得上的案头有备之书。
目录
一、砥砺自我的学问：强者总有挺身立世的时候
1.胸中始终装有“敬德修业”四个大字
2.一定要有“同类中我最强”的信念
3.为自己敢争一口气
二、改变性格的学问：人生就是一个自习的大课堂
1.致力打败自己的弱点
2.“知足慎独”四字是人生大要
3.治住一颗奢惰之心
4.做人必须守“清廉”与“规矩”
5.戒傲是不败人生之法
6.知己，才能少疏漏
7.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三、拯救命运的学问：紧紧抓住突破一生的主动权
1.刚柔兼济是种大本领
2.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
3.一味地求快，则易摔倒
4.没有实力，什么事都干不成
5.从大处着眼才能做大事
四、为政掌权的学问：牢记“在其位，谋其政”之训
1.整顿吏治是职责
2.制止住贪心最重要
3.绝不容忍私欲膨胀
4.重拳出击，震住一片人
5.亦官亦绅，办事必成
6.操纵治人诀
7.打心眼里要为百姓谋利
五、用人有道的学问：一个人永远成不了大气候
1.缺操守者坚决不用
2.用人四法：做、省、学、禁
3.摸透人的精、气、神
4.适时放开手中的线
5.天下的对手不一定都成不了好朋友
6.让别人去做大台面
7.主动举荐有才之人
8.用慧眼打量周围俊才
9.借人之力为己力
10.因人不同，采取不同的用人之法
11.人才都是磨砺出来的
12.重用为你着想的人
13.善于“取人之式”
14.绝不可抬举三种人
15.要提防性格怪僻的人
16.避开有大欲望者的锋芒
17.越磨就越老到
18.一定要任用“智”、“严”、“劳”三种人
19.将心法传授给可靠之人
20.只有患难，才能见真心
21.联手打天下是用人最高方略
六、善于交际的学问：善于挖掘潜在的力量
1.没有关系，那是万万不行的
2.和难交之人做朋友
3.敢于下手击垮人心
4.得人心之法在于“诚”字
5.为共同目标而聚一起
6.牢记“宽则得众”的古训
7.与友人交心
8.已当难，功人享
9.做人和交友尽可能敞开心胸
七、藏露进退的学问：天天都做一个明白人
1.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2.学会巧妙地护身
3.越势盛，越要知退一步的道理
4.凡事不求十全十美
5.切忌有争心过重
6.不知退，就不知进
7.万不可撕破面子
8.有藏有露再试锋刃
9.不把荣辱毁誉放在心上
10.没有对立面最惬意
八、以学养身的学问：人生最高的境界在于“养心”两字
1.以学养为人生支柱
2.缺少学问是人生一大遗憾
3.不让名利之根“发芽”
4.多一点平淡，多一分喜悦
5.养心者可养身
书摘插图
一、砥砺自我的学问：强者总有挺身立世的时候
1.胸中始终装有“敬德修业”四个大字
人生学问何在？首先要从立志的学问开始说起。因为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其人生就是“平庸”两字；相反，那些志向高远者，胸中始终装有“敬德修业”四字，这就是人生的大学问，曾国藩即如是。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讲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了一种自我修身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同时他还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
由此看来，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列，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终于跻身于翰林行列，登上了仕途的最高阶梯。这是他按照成大事的学问来要求自己的，即“以敬德修业”为己任。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会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要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敬德修业”为己任的志气来。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关于人生“不可废学”的重要观点，这说明他对人生学问的重视。有了“德业并增”和“不可废学”我们自然可以发现曾国藩成就一生的原因。
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言大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实现其“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目的，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为困难大，个人付出的东西就越多。曾国藩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日：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日：“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指乱动忍”等语日“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这。
曾国藩说得很明白，要成为成功者，要达其“敬德修业”的目的，没有百折不挠、坚忍的精神是不行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做到了这一点，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成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授翰林院检讨，自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20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敬德修业”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去完成“匡时救世”的重任。在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政府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咸丰四年（1854）兵败靖港，他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这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他所谓“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可以看出，曾国藩一生紧紧守住“敬德修业”四个字，去思考、去做事，求取人生的日益进步。当然，这四个字尤其体现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根本。
2.一定要有“同类中我最强”的信念
每个人的人生志向都不一样。有的求利，有的求财，凡此等等，不一类举。在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悟到他有这样一种做人的学问——一定要成为“同类中最强者。”
曾国藩的做人之道，常常是与自己的“外王之气”结合起来的。曾国藩在《感春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外王”思想：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
要全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天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发梓人诫一见，天子正造成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欲。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枞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这样的人生志向，可谓不让陈卧子（陈子昂），真有豪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确是曾国藩自己的写照。他似乎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国经纶，在清朝政治的场合中，绝不容易实现，只有像孤凤虬松一样的待时而动了。果然晴天霹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清政府如摧枯拉朽，行将不能支持，而曾国藩屠鲸斫蛟喈凤变龙的机会到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已认为清政府订立《中英江宁条约》，是“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从咸丰三年（1853年）冬到次年春，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水师时，特别重视购买洋炮装备湘军水师；长沙整军后，湘军水师拥有洋炮千尊以上，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奕诉提出“借俄、法兵助剿”时，咸丰帝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妥议具奏。
曾国藩，原则上赞同“借夷兵助剿”，不过须在事前做好准备，与洋人一切说清楚，以免日后有纠葛。现在这些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借夷兵助剿”的时机尚未成熟。曾国藩对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行情是熟悉的，他的奏折既以“奖则允之，示以和好而无猜”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赞助了洋务派奕诉“借夷兵助剿”的建议，又以“缓其师期”，敷衍了朝中当权的载垣、肃顺等人，可见其“外王”精神主导下的作为。
即使在执行“借夷兵助剿”的君命，共同应对太平军时，曾国藩的骨子里始终有“外王”的意识存在，对英、法侵略者耿耿于怀。
曾国藩有一种认识，认为清政府经过大患难之后，必有相当觉悟。同时，他怕清政府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的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换一次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战，然后天下才得一统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乱虽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
审时度势，曾国藩尽其所能，削减“洋枪队”的势力，限定他的人数，致使“常胜军”屡屡受挫。洋枪队首脑白聚文因索饷不遂，殴打地方官，被曾国藩得力助手李鸿章革职，后溺毙于浙江兰溪。
为了实现那种“外王”的精神实质，真正显示出“同类中我最强”的意识，曾国藩师夷之技，用洋枪洋炮装备起中国第一支准近代的军队。曾国藩从筹组湘军开始，就不能不考虑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一个军事领导者，在对部队武器的配备问题上，一般是采取求实的态度的。所以，曾国藩坚持湘军必须配备大量洋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成丰四年（1854年10月）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的。湘军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当然，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即使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不能不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些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的根本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官权大，官势重。既然要购买洋枪洋炮，就牵涉到中外通商的问题；既然要试造船炮，则又牵涉到“开放”即进口外国机器的问题。曾国藩提出的新观点，涉及面很广，问题很多，而首先倡议“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正是曾国藩。
当然，曾国藩的这种外王意识，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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