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安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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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坎贝尔 著，李中，刘海青 译
出 版 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23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6058516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动荡的时代要求人类进行非传统性分析。近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原来已经确立的国际秩序和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传统做法造成了冲击，国际政治学中很多原有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各国政府以及著名研究机构纷纷警告，世界和平正在遭受非传统性威胁，呼吁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在众多警告中有一个主题显得尤为突出，那就是希望人类社会重新思考国际安全问题，重新评估传统威胁，并将它们与最近出现的威胁人类社会的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找到合理的防范措施。这种警告背后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因素，而且这种情感因素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不假思索地接收这种情感及其主要表现形式，我们就可能感情用事，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政治错误。因为，虽然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使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我们过去依赖的国际政治关系支柱迅速瓦解，反过来却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认识，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突发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本书是“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之一，全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对塑造安全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重新审视我们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外交政策与存有异议、身份理论化过程中的政治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作者简介
戴维坎贝尔是纽卡斯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曾先后在基尔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他本人著作颇丰，其他著作包括：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Sovereignty,Ethics,and the Narratives of the Gulf War and National Deconstruction：Violence,Identity,and Justice in Bosnia（Minnesota,1998）。
目录
前言
修订版说明
关于危险和对危险的认识
第一章 时代的挑战
第二章 重新审视我们的外交政策
第三章 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
第四章 外交政策与存有异议
第五章 印象美国
第六章 论安全
第七章 再论安全
第八章 身份理论化过程中的政治
结语 身份理论化过程中的约束性政治
书摘插图
第一章时代的挑战
偶发事件的全球化
冷战时代的终结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一时代结束的原因、所产生的意义及隐含的价值（在此我们承认冷战时代确实已经结束）却是众说纷纭，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一变化表明整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正在向“国家自由和历史缘由”所描述的理想的最终实现大步迈进。按照这种论调。目前发生的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化就会认为是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胜利；自由民主思想和电子产品的发展占了上风，撕破了“世界大同”理念的虚假外衣——它所坚持的主要政治矛盾和历史认识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的幻灭，认为这再次证明了矛盾统一律的正确性，与此同时，理论界开始流行一种新论调，认为美国在地缘政治大博弈中取得了胜利。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当前的历史变革具有很强的偏激性质，他们认为剧变的诱因主要是敌对性和边缘性力量在社会、经济、文化冲突过程中长期作用的结果——他们不承认冷战时代的结束。
宣告冷战时代的结束就意味着我们必然清楚这一时代的特征。另外，宣告冷战结束就意味着我们对它有着清晰的认识，能够正确地把它写入史册。在考虑我们未来方向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认为应该首先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在研究世界政治某个新阶段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最开始回顾过去的整段历史，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总是认为“西方”观念（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更为正确。事实上，以上认识并非总是与人类历史相一致，但是在面对两种意识形态时，人们总是有自己的偏好。冷战既是二战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峙。又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持续对抗。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冷战的结束都意味着由苏联及其同盟对美国形成的威胁——军事对抗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竞争都成为了历史。威廉海仑说过一段话，后来在美国被人们广为引用：
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为了应对敌对国家所施加威胁的过程中形成的……今天，来自莫斯科的威胁不再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我们必须确定，在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巨大威胁、没有明确敌人的情况下，我们在世界事务中担当什么角色。
但是。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讨论的危险的非本质性特征一样，危险的具体化和外在化是冷战后当代安全和政治问题分析的核心，它们应该被看成政治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它们可能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正确的应对措施应该是对过去进行一次逆向思维，并以此作为了解当今国际秩序历史构成的工具。在此，我们将特别强调，并且在第二章将再次论述，对冷战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就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再次定位和再次诠释。如果我们把传统外交政策仅仅看成某些国家具体身份的外在表现，或者认为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仅仅是对一个独立而敌对世界的反应，那么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从形式上就可以理解为整顿国际关系的必要时期，并以此促进脆弱的国家身份的实现。
除了这一历史变革时期所具有的推动作用，本书论点还受到一系列形而上假设的启迪，例如，认识逻辑、身份概念及其状态的再认识（在《引言》部分已经做了概述）。这一基础在理解国际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因为它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构成和理解，以及国际关系法则对其历史和地位认识的作用。赫德利，布尔曾经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与一般性假设有关，可以进一步用来讨论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很多人来说，这一观点是再基础不过的了，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认识世界，具体体现在对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上，以便理论可以不受干扰地观察和分析世界。相对而言，解释性方法将理论“等同于”实践：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仅仅是普通文化实践的一种形式，这些实践的作用就是规范并明确某些含混观念的真实意义。实践经验必须被人们所捕捉、分析确定。或者缕析含义，才能明确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形式既可能是随机的，也可能不是随机的：说它是随机的，是因为这个形式只是众多形式中的一种；说它不是随机的，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人们可以考察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某种改变世界的方法占了上风，结果我们现在拥有的世界实力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⑧。因此，我们一直以来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知识和政治基础的“世界”在经过各种不同政治活动检验后发现，其实它与各种主观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和它与某些针对事先确定的问题而采取的主观故意行为之间的关系从程度上说是一样的。所以，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不仅仅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知识分子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时髦的解释，或者某些事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这一分析方法共同体现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政治时代，其标志就是缺乏相应的政治空间；也就是说，政治活动不再是（假设以前是）国家政治活动的附属形式。的确，这些变化和我们认识这些变化的能力既是由后现代时期的政治框架的作用而成为可能的，同时又推动了这一框架的形成：这个框架的特点也许就是偶发事件的全球化，某些确定性标识的消失和政治话语权作用的削弱。
偶发事件的全球化趋势造成了我们认识上含混不清、犹豫不决和不确定性现象的增加。其实，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混乱无序（anarchy）”这个词作为标识，这些偶发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些事件才推动了全世界对它们的认识——不能继续套用原来的国家实力和空间化模式来进行解释了。
简而言之，危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认为“存在于别的地方”；安全也不再一定“从内部寻找”了。这不仅仅是相互独立、危险组合和国内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泛滥（传统的解释）的结果。这是偶发事件的集中爆发，对过去使用的各种手段提出了挑战。这种爆发不仅体现在问题从一个领域向另外一个领域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这些领域及其要求划分为更小的空间。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在谈论政治话题的时候再像过去那样将“内与外”明确地区分开来是不明智的（例如。认为第三世界在空间上处于美国之外、在时间上是落后的），而实际上，美国的经济政策却鼓励位于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出口加工区”的发展，同时那里的制造商使用的大批汽车零件是在巴西生产的，使用的成衣商品却是在台湾生产的，以便获取更低的关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人口统计表明，非白人孩子在学校中已经成为多数，而且到2056年，美国的白人将成为少数民族；纽约哈莱姆区的贫穷和卫生极为恶劣，使之成为“一个死亡率过高的地区”，其黑人男子的死亡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孟加拉的相应水平。
偶发事件的全球化趋势及其爆发性不仅使权力的传统空间化（例如，国家、联盟、政党）更加扑朔迷离，而且使那些促成权力空间化的话语实践也更为复杂。这就是“确定性标识消失”的含义。偶发事件的爆发使我们能够观察基本话语——有关优先性、根本性和稳定性身份的话语——观察它们如何构成身份并如何以此名义运作。
最后。这种由偶发事件爆发所催生的确定性消失进一步导致了政治话语功能的弱化。简单地说，传统的（和基本的）秩序作用虽然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是它们正在消耗殆尽。只有通过削弱而不是强化才能使之焕发青春；通过明确例外和个别现象，它们可以继续存在并维持原有身份。但是它们不能继续催生新的能量，以优先而积极的理想形式提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期望获得秩序的愿望本身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险来源。仅仅体现利益和机构行为基础的政治话语；协调、普遍化、秩序化技巧、作为目标的权力或作为命令的道德规范，以及政治范畴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失去了提供安全的功能——假设它们以前确实具有这一功能。
与我们时代的总体情况相结合的是不可判定性。这一概念（由Derrida提出并完善）既没有突出确定性的缺乏，也没有突出我们认识局限性的存在。相反，当我们谈论时代不确定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认在我们存在的前提条件和对这些条件进行解释的传统方式中存在着不可轻视的、不易解决的、“飘忽不定的不确定性”。虽然试图调和或包容难点问题（aporia）、隔阂或裂痕的努力总是遭遇各种矛盾和阻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已经超越了种族和肤色的狭隘观念，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人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之为后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生存条件的重要性近来可能更为突出。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本质上的不完整性、永远的竞争和淘汰，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大量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生存条件的可预测性和可管理性达到了极限状态。如果确实如此。那种认为通过理性主义话语策略就可以说服人们努力实现统一而稳定的国家身份的渴望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就冷战的认识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相应的客观做法和客观认识都有很大的不严谨性和不确定性。违反了我们最初的良好愿望。
……
